文/姚伟
我真正爱上文学并萌生创作愿望，得益于高中语文老师唐老师，虽说只有一年的师生之缘，可足以影响我的一生。
我的少年时代，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匮乏的年代。求学的九年正好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中度过的。所幸我于1975年上了高中，算是家乡同伴中上学层次最高的了。
我上的是县办农村普通高中，离家乡20多公里，校舍全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条件极为简陋。那时上午上课，下午隔三岔五去附近生产队参加支农劳动。高一第一学期没有课本，语文课只学了《国际歌》和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一学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
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开展学《水浒》批宋江活动，在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作了简短的动员后请一位老师作讲座。只见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到主席台左侧站定，没有回看主席台上坐着的校领导，扫视着台下师生，神情自如，喧闹的会场马上清静了许多。我细观老师，见他中等个子，略显消瘦，穿一件月白色短袖，是学校唯一戴着眼镜的老师。他站着讲话，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话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不时附带着手势动作。他批没批宋江我没在意，但他讲水浒故事却深深吸引了我。
我爱上了语文课，被推选为语文科代表，负责收发同学们的语文作业本，班级的黑板报都由我换写，班上的发言稿也由我来写。有些重要的稿子写好后拿给唐老师看，唐老师给我指点修改，我的写作水平逐步提高。
我同唐老师的接触比较多，发现他宿办室书架子上塞满书籍，便问道：“唐老师，我想借本书看，你这儿有《水浒传》吗？”唐老师望望我走进里间，取出两本书递给我，轻轻拍了下我肩膀说：“《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值得好好阅读。这本《高玉宝》，自传体小说，作者没上过学，是在部队速成班识的字写出了这本书。你上学比他多，也能写出好文章的！”
那时学校分为几个“派”，暗中相互较劲争斗。唐老师除了上课进教室，再就是钻到宿办室里，偶尔在操场上散散步，也是独来独往，从不参与派别之争。那天语文晚自习下课后，唐老师整理完他的书籍资料准备回宿办室，我带上刚读完的《水浒传》《高玉宝》，紧跟着唐老师走出教室。唐老师回头看看我，见同学们都回宿舍了，示意我去操场上散步。已是深秋时节，天黑得不算晚，能模模糊糊看得见东西。天气转凉，秋风吹起尘沙，我不时眯起眼等尘沙落定。唐老师见我拿着两本书，问我：“书看完了吧？要多读书，读好书。”他停下脚步，看看我，又望望学生宿舍，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学生不学习，还是学生吗？白卷先生能当英雄，那还办学校干啥？没有文化知识，没有高素质人才，国家靠什么发展？这种现象迟早会改变的。你要下工夫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会有用武之地的。”唐老师给我说了好多，我用心领悟，顿觉明白了许多道理。
高二第一学期，唐老师仍给我们带语文课。有传言唐老师在几次教师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说他不关心政治，培养的是资本主义的苗。站在教室里，唐老师还是那么一丝不苟地上课，看不出一点受批评的样儿。夏收忙假回校，我写了篇2000多字的故事《夏收时光》。唐老师在我作文本上用红笔写了一页半的评语，多是夸赞鼓励，说我有文学创作的潜力，也指出了不足。他要我坚持写作，将来会有出息的。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唐老师的评语，当个作家的念头在心里萌生。
暑假过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唐老师。有传言说唐老师调到县城重点高中了，有的说唐老师被列为右派接受改造去了，也有的说回老家去了。老家在何方，我们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准确的说法。4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唐老师的音信，但唐老师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心底。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