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是第一位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的美国记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题材出版物的兴趣快速增长。斯诺敏锐地意识到，“研究中国人写的中国作品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捷径”，因此，他萌发了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想法，想让他们看到“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累累伤痕以及这个民族倔强而高贵的灵魂”。
在鲁迅及几位燕京大学学生的帮助下，从1931年开始，斯诺耗时5年编译出版了《活的中国》。该书选录了那些“揭露性、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15位作家的24篇小说，向世界展示了“正在改造中国人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力量”，为当时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建构了一座精神桥梁”。该书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被美国《太平洋事务》盛赞为“具有巨大价值的社会档案”。
斯诺是第一个采访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是世界范围内最早断言“中国革命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是长征外宣的第一人，是第一位翻译毛泽东诗词的西方记者。在斯诺到上海之前，同是密苏里人的汤姆斯·密勒、约翰·鲍威尔已在中国工作多年。像当时的大部分记者一样，他们居留在上海，观望中国、报道中国。
但是，勇于冒险敢于挑战的斯诺质疑国民党的宣传，他要亲自到内地去看去感受。1936年6月，他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陕北保安，对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指战员、士兵、边区农民、作家等进行采访、拍照、长谈，历时4个月。1937年10月，斯诺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并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在斯诺的保安之行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近10年间红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创建及长征的艰苦历程，还亲笔抄写了诗作《七律·长征》给斯诺。在《西行漫记》的第五部分“长征”的结尾处，斯诺用毛泽东的这首诗来颂扬逆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西行漫记》作为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历程的图书，在英语世界获得了轰动性影响，毛泽东作为“既能领导长征又能写诗”的革命家兼诗人的形象也第一次被西方世界所知晓，该诗也成为毛泽东诗词中颇为著名的一篇。
斯诺是第一位向世界报道中国学生运动的西方记者，亲自策划、参与和报道了“一二·九”运动始末。1935年，当国民党政府打算把华北割让给日本人的时候，他帮助北平的学生动员中国的社会舆论反动国民党政府，和妻子海伦参加当天的游行，还在《纽约太阳报》以及《伦敦每日先驱报》上发表关于学生运动的长电讯报道，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影机及笔下的文字，记录下了这一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珍贵瞬间，使得这一历史事件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给外部世界，为学生自发的救国运动赢得了外部舆论支持。
斯诺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创始人，是战时“经济国防线”的缔造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宋庆龄和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帮助下，斯诺和路易·艾黎、妻子海伦等人发起工合运动，以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吸纳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失业工人就业，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军需品，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工合”的团结奉献精神甚至感染了当时主动请战太平洋战役的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卡尔逊，他将工合一词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突击队鼓舞士气的口号，使得该词广泛传播，后来被收入英语词典，成为“团结、献身”的代名词。
斯诺是第一个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的美国人，为中美关系即将解冻释放了积极信号。1970年10月1日，斯诺夫妇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是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无上殊荣，在他之前，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的外国友人都是国家首脑。同年11月5日、12月18日，斯诺分别与周总理和毛主席谈及中美关系改善问题，欣喜地得知“中美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13年，他的人生轨迹在此期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原本只打算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然后继续旅行。结果，他在中国一待竟是13年。这13年，把他从流浪汉变成了记者，从梦想家变成了实干家。他的新闻报道使他成为故乡的英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也读过他的中国报道，罗斯福总统因此还在1944年给延安派来了“美军观察组”，这也推动了1944年“中央军委外事组”（外交部的雏形）的成立。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有一句被媒体人奉为经典的话，“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眺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当前，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求发展之时，在美国出现了攻击、污蔑中国，“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现象，使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和敌对的状态。
正如埃德加·斯诺深知的那样，在极具挑战性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开诚布公的对话。在国际政治风云波谲云诡的今天，世界呼唤像埃德加·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乃至外国记者能够站出来，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和党派偏见地报道中国，及时地把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传达给美国，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轨。
编辑：刘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