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下午，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先生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在明先生不幸辞世的噩耗，我一时难以接受，甚是悲痛。
1988年7月下旬，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始。安康地区的普查工作，在我们平利县进行试点。8月9日，听到我发现吊棚沟新石器遗址的消息，时任陕西省文管会副主任的张在明先生，从县城骑一嘉陵摩托车到我们组工作的魏汝区现场指导工作。当天下午，田野调查工作将结束，小组转道清太乡。途中路程有三十多公里。那时候，各乡之间有砂石泥土路，就是没有车。张主任用摩托车，分别载着我和另外一名队员走。他用的方法是，把这个送一段，自己回头又去接另一个。这样轮流转接，我们方言叫“打转盘”。终因道路泥泞，后来，摩托车出了点毛病。一加速，齿轮就哗哗响。傍晚，县里来车，接张主任回城。这摩托车，就交由我骑回县城。那时候，我还不会骑摩托车。在清太乡政府，文化站长简单教了我几个基本技能，见天快黑了，我骑车上路。这车，一到上坡就熄火。好容易到了女娲山乡政府。这时候才走了几公里的盘山上坡路，天已经黑了。我只能到乡文化站住下，请站长帮助收拾了一下车，又补加了点油。第二天早起上路，且走且停，用了三小时才回城。
下午，张主任指导我们在县招待所填写调查表，还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业务知识补充辅导。记得他特别强调，我们此前对晚清、民国墓葬调查的忽视是错误的。他说，清到民国的平利的墓葬的仿古建碑楼很有地方特色，对研究平利移民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他说，就连碑文上的人名，也包含着历史文化信息，不要忽略。文物工作，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抄录碑文，一定要原文照抄，人名都要抄全了。
十年后的1998年，我们县委领导在一份老干部关于平利发展必须打女娲牌的建议信上批示，要我牵头，开展平利有关女娲文化传承的调研工作。我到西安，就我们拟定的研究方向，请教已在西安文保中心从事业务工作的张老师。记得那次一见面，他脱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思路，还给我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后来还安排把我关于女娲山女娲庙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文博》杂志上。
2002年，县里要求请专家，筹备召开女娲文化研讨会。我到西安找到张老师，说明来意。
“别的忙我帮不了你。要说请几位国内这方面的专家，我还是可以的。”他憨厚地笑着说。这样他就把我们的事情给应承了下来。 他给我开了一份拟请专家名单，并提供了地址、联系电话。他说，他会跟每位说明情况，然后，让我自己分别联系，发邀请函。北京专家邀请，他做主特别委托了王子今老师再约请几位。
张老师义务为我们承担了大量的联络工作。专家两次来平利都是他负责在西安的接待、中转、办理票务，还垫付了不少招待费。其间，他还牵头组织专家到平利，给我们获得的一批有关“文物”进行了甄别鉴定，规避了一个重大学术失误。
说实话，那次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都到平利了。研讨会的规格之高，学术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为论证平利是女娲文化的原发地，收到了二十三篇论文。
之后，张老师调到了考古研究院，负责秦直道调查研究工作。其间，他还就我们研讨会论文集的编辑提出指导意见，约了石兴邦先生的书序。后来，他又带国家长城学会的专家到平利，考察鉴定了我们的战国楚长城遗址。
张老师是在秦直道田野考古工作中引发心脏问题。他跟我说，手术后平日心脏起搏要靠一个什么设备加力。我去他家看望过他三两次。乍见他身体消瘦苍老得厉害，气魄明显不足，昨日硬汉的雄风不再，我心里很是难受。
不久前，我通过微信给他传去了他带北京专家考察我们楚长城时的工作照片。他收到照片后，发消息问我：你是从哪儿找出来的。
现在，我手机里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还在，他人却不在了，以后工作中有疑难可问谁呀？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