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从来没说过他是党员。他退休前是我们村那所全日制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只是大家都叫他“常校长”，忽略了他的“党员身份”。
　　父亲在家更是不提他是党员，我们也是忽略不计。在我们眼里他只是父亲而已，不严，是慈父，因为他从不打骂我们。在我们那个没几个大老爷们不打老婆的村子里，父亲很不入流，他不但不敢打老婆，在她身边说话也怯声怯气的，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倒是母亲，常常“数落”他的不是，这点常被村里人嘲笑，说当先生的父亲看来看去咋就不像个“爷们”。
　　其实，这一点，只有我们知道，在母亲身边，父亲是有软肋的，这是我们从母亲口中如同祥林嫂般几十年如一日的“絮叨”中知道的。据说在我出生那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把我寄养在隔壁七婆家，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就回学校了，这一去就再也没回过医院，他工作起来就把医院的母亲和寄养在别处的我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在医院里整日以泪洗面，惦记着家里，更惦记着寄养在外的我，刚一周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不顾医生的劝阻就卷着包裹出院了。尤其让母亲伤心的是她的大儿子，我那原本就瘦得皮包骨头的大哥，母亲住院前家里剩的一碗包谷糁，回来时还是一碗，大哥每天在里面掺一碗水，烧开了喝，等母亲回来时，碗里几乎可以照出人影了。看着愈加瘦弱的儿子和碗里照影的稀粥，母亲悲从中来，搂着儿子大哭一场。从此，她就把这笔账记在父亲的身上。
　　父亲自知理亏，除了把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如数上缴外，便再也找不到“讨好”自己老婆的方式了。他一回到他的学校，中了魔似的疯狂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一周或半月回趟不足五里的家是常有的事。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婚后回家，得知父亲还在学校，赶去看望他，他正在办公室伏案写着什么。我坐了会说：“爸我走了。”父亲“嗯”了一声，头也没抬。一路上，我是哭着回去的，一辈子也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想起父亲办公室抽屉里那一沓“红本本”，那些父亲引以为傲的“优秀校长”“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各种荣誉证书，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不就是个乡村教师么！
　　父亲的不顾家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父亲在村子出现的时候一般是谁家红白喜事需要个先生做“礼簿”的时候，是大年三十了家家户户需要贴对联的时候。年三十，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忙着帮老婆打扫卫生，干体力活。可我们家的屋子里却挤满了人，都是来让父亲写对联的，有好多直接把红纸放下交待一声就走了，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仿佛父亲就应该为他们做这些。这一天，母亲忙得在厨房里因指望不上自己的男人抹眼泪，父亲则在温暖的屋子里忙得淌汗水。没人给他一根烟抽，除了母亲没人给他一碗饭，直到天快黑了，村子里新年的鞭炮响起，等最后一个拿对联的人走了，父亲才开始直起腰揉着酸痛的背想起了自己家的“年”。
　　那年“七一”，乡镇评选优秀党员，父亲首选，评议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说他“太爱管闲事”，即刻引来众人反击，其间有人列举有次来我家，父亲正在忙着为一户村民题写宅基地申请书，你说这样的义务为群众帮忙的事，能算“闲事么”？这样的党员，就不优秀？那一刻，父亲在一片掌声中热泪盈眶。
　　父亲最引以为荣的是他的桃李满天下，40多年的教师生涯，父亲从他那所破旧的九年制乡村学校送出学子无数，有些早已功成名就，并常回来看望父亲。父亲可没忘记自己这些“人脉”，尤其是他快退休那几年，突然就有一种叹“夕阳西下”之无奈，求“只争朝夕”之急切，匆匆传书“召集”他在外“干大事”的学生归来，策划捐款筹资修建新学校事宜，其间虽费了些周折，却也功德圆满，了却了村民及自己数年的心愿。
　　如今，父亲已退休在家，常有上级领导过节前来慰问“老党员”，每每这时，父亲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只是其间有人夸他是一名值得后辈学习的优秀共产党员时，父亲突然就羞赧得像个腼腆的孩子，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