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当年在白房子边防站服役时
1975年冬天是多雪的冬天，一位老兵乘着吉普车，来中苏、中蒙边界视察。他来到白房子，本来准备只住一夜，第二天离开。谁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浅的地方有二尺厚，深的地方多达两米。大雪封路，这样，这位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了十五天。
一天夜里，我是第一班哨，从晚上11点到12点半。下哨回到营房后，我先在火炉前，把自己冻得失去知觉的两条腿烤了烤，用手把膝盖摩娑了半天，然后趴在桌子上，先在瞭望登记本上我写完我上哨时的边界情况，写完后便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上写诗。我背的半自动步枪，现在在火墙上放着，暖，等枪管枪栓上的冰消了，水从铁中渗完以后，再用干布子擦一遍，再用擦枪油上一遍。
这时营房的门被推开了，老兵带着他的干事走了进来。这是一项传统，叫查铺、查哨。老兵问我在写什么，我很害羞，用手掌捂住小本儿。我说我写得很潦草，等明天誊清了给他看。老兵执意要看，他推开了我的手，拿起小本，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老延安，什么潦草的字都能认得。老兵拿起小本，翻了翻，轻声地念起我正在写的那首诗——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上一身桔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个偌大的花篮……”
老兵在念的途中，面色越来越严峻，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眶似乎也有一些湿润。他说，他想不到这么遥远的地方，险峻的要塞，这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在搞创作，还有这样的文学冲动。
老兵叫随行的干事，将我的这个小本拿走，明天用方格纸誊好寄给《解放军文艺》社。他说，《解放军文艺》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红花满山》的作者，编辑还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他和他们都熟，他们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
老兵叫那狄，满族，曾经担任过总政治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到新疆任职。他见我时，是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主任。据说，他之后还担任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干事叫候堪虎。他后来转业了，现在就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这样，由老兵推荐给《解放军文艺》的那些不成诗的诗，编辑选了三首，标题叫《边防线上》，署名“战士高建群”，发表在第二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边疆的邮件来得慢，等厚厚的一沓杂志寄到我的手中时，已经是十月份了，恰好是举行毛主席追悼会的那一天。
我领着我们班正在菜地里收葵花籽。马倌骑着马，飞也似的跑来，站在地头喊我的名字。他叫道：“三班长，赶快回站，出大事了！”我问什么事。马倌说：“天塌下来了，毛主席老了！一级战备！”我记得，所有人那一刻都有一种自己成了孤儿的感觉。就像林肯去世后，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船长死了”，列宁去世后，俄国小说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父亲死了”的感觉一样。
我们所有人钻进了地道里。头剃成了光头，这样一旦受伤便于包扎。几件换洗衣服，加上一些零碎用品，打成个小包袱，缝好，写上家里地址和你的名字。这样一旦你战死了，如果有可能，这包袱会作为遗物寄往你那遥远的村庄。
所谓地道，这其实是我们前两年修下的工事。地道绕整个边防站一圈。戈壁滩上，先挖个坑道，坑道上再用水泥像箍窑洞一样箍起。最后再用推土机推上沙土覆盖。这地道一头通向我们的营地，一头通向那些碉堡（包括最近边界的我扛着火箭筒趴过的碉堡）。
正是在这地道里举行追悼会，哀乐声中，两个人一排，站了有半里长。连队的小发电机在发着电。炊事员来送饭，穿着雨衣，对我说，有你的信，兵团的那个邮差，正站在沙包外面喊你的名字。
我出了地道，翻过沙包里，绿衣邮差骑着马，在那喊：“挡狗！挡狗！我怕狗！”于是我踢了狗两脚，让它卧下，然后过去，接到那厚厚的包着“解放军文艺”的包裹。
从北京到阿勒泰，已经两个多月了，包裹才寄到，包裹在路途上，最少被重新包裹过两次。我打开包裹，是载着我的作品的杂志，还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采访本。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的经过。
我曾经许多次说过，自那开始，我就被文学绑架，一直到今天。
我是1972年12月14日，离开那渭河边上的小村子的。一辆铁闷子火车载着我们，一直向西，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尔后改乘大卡车，五天以后，抵达哈巴河。我曾经说过，这是生活在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塞给我的一本书。
如今，我已经有三十多部著作问世了。我为我长期生活和工作的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我为我的家乡，写出了平原史诗《大平原》，我则为我从军年代的阿勒泰草原写出《大刈镰》，而今年（指2019年），我又完成了《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文学整个地将我的一生吞没，而它的起因，竟是因为有一场雪，一位老兵的缘故。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然少年。当我在二万两千公里“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行程中，路经额尔齐斯河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其实已经死亡于当年，死亡于那座碉堡里，后来回来的只是躯体，而灵魂，它这么些年来一直在中亚大地漂泊。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