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声：中国姓名文化》（连载3）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就是繁殖，意思是说同姓结婚子孙将不会兴旺昌盛。《左传·昭公元年》中又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这段话是郑国的子产对晋侯讲的。晋侯有病，郑伯派子产出使晋国聘问，子产便对晋侯说：我听说国君娶姬妾，不能娶同姓之女，否则就会子孙不旺盛。你娶了四个同姓之女做姬妾，并专宠一人，所以要生病，君子是很忌讳这种事的。典籍上讲，购买一个侍妾，如果不知道她姓什么，就必须找卜师去占卜，根据卜象定其姓。古人对此是非常慎重的。另外，在《国语》《礼记·坊记》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古人对同姓不婚确实是非常重视的。需要一提的是，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解释这段时说：“同姓不婚自西周始。”但根据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来推断，这个礼俗的产生可能还要更早，远不止西周时期。
　　从婚姻史来看，所谓“同姓不婚”，实际上是族外婚的一种更具体的规定。而族外婚的出现，大约是在氏族公社的后期。所以，“同姓不婚”恐怕在殷商时期就产生了。当然，因史料缺乏，我们不能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种同姓不婚的规定，保证了氏族内部人种的健康优良，促进了氏族之间的结盟。《国语·晋语四》中对此规定解释说：“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美国学者哈维兰在他的《当代人类学》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世系群外婚制的一个优点就是该群体中潜在的性竞争受到控制，因而促进了该群体的团结。世系群外婚制还意味着每件婚事都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安排;它还等于是世系群之间的新联盟，这就有助于把它们保持作为较大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最后，世系群外婚制维护了一个社会中开放性的交流，这促进了知识从一个世系群向另一个世系群的传播。”
　　因此，“姓”实际上比父权制的家庭出现得还要早。“姓”字本身即由“女”和“生”两个字构成，它的原意就表示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由女性方面决定。我们仍然能从保留至今的姬、姚、姒、妫、媿、姞、妘、婤、嫪、姜、娄、嬴等古老的姓中，看到母权制在姓名文化中留下的印迹。简言之，姓是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世系群的称号，起源于母系社会。
　　氏是由同姓衍生出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
　　姓依靠共同的血缘来维系，所以比较稳定;氏是后起的，依靠社会角色和地位来划分，所以具有易变性和流动性。《左传·隐公八年》中的一段话，将姓与氏的区别与联系讲清楚了：“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大意是说，天子以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其出生而赐姓，又分封土地而称氏。如周封舜后于陈地，赐姓曰妫，命氏曰陈。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官职而世代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等。此外也有以采邑为族号的，如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等。这里所说的族号，实际上就是氏。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指出：“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这段话将姓氏产生的时代（三代以前）以及功能和作用（“别婚姻”与“明贵贱”）讲得非常透彻。其中“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说明在宗法制社会中，联姻一方面要注意“同姓不婚”，以维持种族血脉的兴旺;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异氏不婚”，即不同的阶级也不能通婚，以维持阶级身份的纯正。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姓氏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姓是血缘的烙印，所以历久不变;氏是阶级的标志，所以可能变化不居。顾炎武《原姓》中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例如周人以姬为姓，据说是从黄帝时传续下来的，而陈人以妫为姓，据说是从虞舜时代传续下来的，历经千百年，仍没有发生变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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