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迫于生计，从农村老家背回了一袋面。
那时我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这种情况被不少人羡称“双职工”。其实双职工也好也不好。单位效益好了，那就是双份福利；单位没了效益，那一家子就干瞪眼。后来的事实证明，双职工不利于规避风险，好比“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这不，随着单位从渭北的澄城县整体搬迁到秦东渭南市后，我们的小日子就一天天拮据起来。工作的事业单位推行企业化改革，即走“关停并转”的“转产”之路，没有了计划任务，全凭自主经营。大家习惯了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工作，突然一下子要自个下海去闯，感到无所适从。不久单位经营坠入低谷，职工仅发一点基本工资。妻子休产假三年，月补贴50元。我作为单位宣传干事，月薪155元。又赶上面粉涨价，一家三口在市区又该如何生活？我犹豫再三，终于迎着春日载阳，硬着头皮回到老家背面。
父亲赶紧装麦磨面。我说，咱们不养牛了（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就不要多留麸皮，还是多留一点面吧。父亲诧异地看着我——曾让他骄傲的长子，现在竟是灰头土脸的不堪。父亲没有叹气，而是早早地收了面，他实在不忍心再让我去吃当年曾吃过的黑馍。父亲一边装着比往日更白的面粉，一边自言自语，又像是鼓励着我，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兄弟推着自行车送我去搭班车，自行车后座搭着那袋温暖如初的麦面。兄弟二人一路走着，任凭迟迟春日慢慢地滑向西山里去，还有那一阵和暖的风儿变得凉爽了，轻轻拂过面颊，都没有多说一句话。想当年我身材瘦削但学习成绩好，兄弟膀大腰圆却总是逃学，后来老师批评他，让他以我为榜样。兄弟憨厚一笑，竟呛老师一句：我劳动供我哥上学，这不是我爷过年写在门额上的“耕读传家”吗？老师无语。当我把约莫四五十斤面粉扛到班车上，再挥手看见憨厚的兄弟倚着自行车在仰头张望时，我不禁泪如泉涌。这是耕读传家吗？这是跳出农门吗？自己学校毕业了，分配工作了，成家立业了，还要回老家拿面，依靠父母兄弟贴补，我无能啊！女儿尚在咿呀学语，难道我就一直“等靠要”吗？我才二十六七岁啊，这是人生多么灿烂的年华！过去计划经济，市场不活，人事冻结，现在有政策给支持，我干嘛还要墨守成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激励着我，养家糊口的责任逼迫着我，随后我离开了机关，离开了“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事业单位，持续打工，去奋力开辟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我从心底里坚定地发狠：再也不能从老家背面了！
1994年夏，我投身桥梁施工，月薪300元。我的工作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己就是民工；第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两班倒；第三，干活是拉铁制架子车——车轱辘间距2米，装的是从地下挖上来的砂石泥水。体力活连轴转，我累倒在河滩烂泥边的草丛里，几只青蛙陪着我呼吸，孤零的星斗恻隐地在注视我。露水湿了我的脸，湿了我的眼。
辗转奔波，1997年我又一头撞进了公路施工——给个体老板打工。老板爽快，很快给了我“项目技术负责人”称号，对外宣称“郭工程师”，简称“郭工”。其实我的专业技术差强人意。但人都好面子，也喜欢被人恭维着，我就满心欢喜地进入工地。月薪1000元。炎阳当头，白（灰）气冲天，我在数公里的道路上来回穿梭，至今肩背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那就是让阳光和白灰灼伤的。有一天，我的一个当监理的朋友看到我，大吃一惊，直喊道：“发红啊，你怎么发黑了！”我无言以对，我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又有谁能真切地帮到自己呢？随后铺设路面，材料是沥青混凝土，俗称“黑色路面”。我当时留有感言：我是站在了黑色路面的中间，向前看和向后看，路都是黑的。
即便再难再苦，我都紧咬牙关，不再从家里背面。
我是幸运的。我如同逢上了炒股的“牛市”，胡抓乱挖一通，却也于起起伏伏中度过了那段低吟浅唱的时光，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不止一次地说服自己，现在可以回家背面了。如有朋自远方来，完全可以拿出老家的面来招待，还可以炫耀说：这是用老家的面擀的，用老家的面包的。只是父母已去世，土地也流转了，从老家背面竟成了一种痴心妄想。清明节祭祖时，村上的公坟周围，海棠花儿红艳艳的一片连着一片，外孙女蹦蹦跳跳非要让我抱着她照相。我抱起了外孙女，怎么突然感觉像是背起了老家的面……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