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无论如何，这一对令当时文坛羡煞的兄弟都令人叹惋，他们不但反目“失和”，而且后来老死不相往来。鲁迅的母亲鲁瑞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未免有些神秘，但或许这一切真如鲁瑞所言，冥冥注定——“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鲁迅与周作人“从‘兄弟怡怡’到成为参商，亲情关系转变之快令人心寒齿冷。鲁迅对待周作人，帮助最大、尽力最多、感情最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兄弟亲情却急转直下，形同路人。细数周氏兄弟的交往史，可以从童年夜话，到南京执手；从异国求学，到走上文坛。鲁迅对其弟的帮助，可谓尽心竭力。早期翻译域外小说和日本文学，《新青年》时期的新诗和散文创作，周作人的成名，处处都包含着其兄鲁迅的心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坛上最为瞩目的双星。就是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从买房到装修事无巨细，也是鲁迅着力最著。在兄弟前期的交往史上，到处可以找到长兄大爱无疆的事例。突然的反目，而且对自己‘荃不察’的竟然是亲兄弟，鲁迅受到的精神打击可谓难以想象，由此产生的失望与绝望，简直痛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鲁迅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接连几十天咳嗽、发烧甚至吐血，一夜接一夜地严重失眠。此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也没有这样失眠过。
就这样，鲁迅熬过了近乎一年。1924年6月11日，也就是鲁迅接受西北大学暑期学校学术讲演邀请的半月前，回八道湾取书和什物，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见到他，反应强烈，情绪激动，周作人甚至“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鲁迅日记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广平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当天鲁迅只取走了部分书籍物品。许寿裳回忆说：“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为了作《越中专录》，以“十余年之勤”搜集的古砖及拓片，多数被周作人侵吞。鲁迅愤怒地把周作人这种行径比作寇盗的劫掠。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鲁迅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按：‘止’通‘只’）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周作人当日记载：“下午，L来闹。”
与周作人的决裂，是鲁迅无法诉说的痛。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时隔近乎一年，他再次遭遇辱骂和殴打，心中郁结的苦痛短时间难以排遣，也无法道与外人。这时候，西北大学暑期学校邀请讲学，潜意识里，他可能也有出去散散心的考虑，再加上写作《杨贵妃》的计划，就爽快地答应了。
饶有意味的是，对于鲁迅的长安行，周作人也暗中关注。他在1924年7月17日致孙伏园的《苦雨》一文中说：“伏园兄：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周作人几乎是怨妇一样向孙伏园诉北京多雨之苦：雨淋坍了墙引来“梁上君子”，雨声惊醒睡梦，积水上了台阶浸入书房等。而你们往“陕半天”去，即使走“准沙漠路”，“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不亦快哉”！这种自己遇到的是“苦雨”，别人遇到的是“喜雨”，唯有自己最苦，别人再苦也苦中有乐的想法，完全发自周作人利己主义的处世原则，也隐约透露出这样的暗示——半月前我们兄弟俩发生的激烈冲突大家都知道，他跟着你们可以出去散心，我待在北京却不好受。在文尾，周作人说：“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似乎也印证了这点。孙伏园在长安之行前已向周作人透露过了自己要写“秦游记”，但周作人却等不及，借着“苦雨”先发制人。他愈是遮掩，其内心所想反而愈加清晰。他想通过孙伏园这个中介，似无意实有意地向鲁迅传达自己的心境，这种隐晦曲折的表达，颇似闹了别扭的情侣的恋爱心理。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才有“《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判断。
（未完待续）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