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7)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王鹏程 时间:2024-08-16
文/王鹏程 1916—1918年,鲁迅购买汉代画像拓本的次数更为频繁,数量更多。如 1916年1月12日,鲁迅委托汪书堂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计一百一十七枚,其中有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两枚。琉璃厂的古董商、鲁迅的同事好友得知鲁迅搜集汉代画像拓本之后,或为其介绍,或为其代购,如:“1917年2月5日,鲁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宫午门察看设立京师图书馆一事时,同行的王叔均赠给鲁迅《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拓本四枚、汉画像拓本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枚;5月16日、21日、31日,鲁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视学的杨莘士分三次寄赠鲁迅汉画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济南金石保存所所藏汉画像拓本十枚;1918年11月20日,鲁迅的好友陈师曾将梁文楼所藏汉画像拓本介绍给鲁迅,鲁迅从中选购了其中的《贾公阙》一枚。”鲁迅费心竭力,收集了大量汉代画像,现存的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本共七百余幅,其中山东汉画像有三百四十余幅,河南汉画像三百二十余幅,四川、江苏、甘肃等地汉画像四十余幅。大概在1926年8月离开北京前,鲁迅计划编选一部《汉画像集》,并拟定了目录。1934年3月24日,鲁迅致函姚克说:“汉唐画象(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4月9日,再次致函姚克提到编印画像集一事:“汉唐画象(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遗憾的是,鲁迅直至离世也没有完成此愿。蔡元培在1936年所写的《记鲁迅先生轶事》中说:“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 鲁迅收藏汉画像,“并不是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其美术价值。汉画像中那流畅奔放的线条,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鲁迅的这些藏品,“气象高远而丰润,线条朗健,构图灵动,毫无说教的呆气。许多作品多神来之笔,心灵与上苍的交流,思想与远古的对话,宏阔而大气,有无量的雄浑之美流溢其间”。正是在对汉代画像和碑刻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鲁迅形成了自己对汉代艺术的精辟认识。 鲁迅喜欢汉唐艺术,“除了个人喜爱的因素之外,这与整个汉唐处在上升时期的精神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喜欢那种大气、恢宏、雄浑、闳放、有力量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方式,崇尚‘力之美’,认为那种力量型的‘大气’之美,能够给处在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和现实人生,以强有力的精神振奋作用”。1924年7月的长安行,鲁迅在陕西省教育厅的院子里亲眼看到了“昭陵六骏”中剩余的四骏。尽管这四骏是被文物贩子打碎后重新黏合起来的,但仍给鲁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 在1925年的《看镜有感》中,鲁迅称赞汉唐盛世的“豁达闳放之风”,认为汉唐国力强盛,所以在文化上能够充满自信,“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纸上得来终觉浅,长安行让鲁迅更加坚定了自己对汉唐雄风和文化气魄的认识。对于唐代的文化和艺术,鲁迅也兴趣浓厚,用力甚深,很有见地。这不独为了创作《杨贵妃》,对于唐代的文化观念,鲁迅也有透彻的认识。孙伏园说: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望古遥集的学者或收藏家,不是说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观,便是说史汉以下无好文章,他们甚至以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遗物不算古物。鲁迅先生是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人,对于某一时代的爱憎,丝毫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对于汉唐画像碑刻艺术,鲁迅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他“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因而,他多次向青年画家、木刻家提到汉唐石刻艺术的重要性。1927年12月15日,陶元庆带立达学园的学生到鲁迅家中拜访,鲁迅选取了部分汉代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画展上展出。 (未完待续) 编辑:大雄上一篇:《长安》(连载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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