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7）

文/王鹏程

1916—1918年，鲁迅购买汉代画像拓本的次数更为频繁，数量更多。如 1916年1月12日，鲁迅委托汪书堂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计一百一十七枚，其中有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两枚。琉璃厂的古董商、鲁迅的同事好友得知鲁迅搜集汉代画像拓本之后，或为其介绍，或为其代购，如：“1917年2月5日，鲁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宫午门察看设立京师图书馆一事时，同行的王叔均赠给鲁迅《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拓本四枚、汉画像拓本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枚；5月16日、21日、31日，鲁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视学的杨莘士分三次寄赠鲁迅汉画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济南金石保存所所藏汉画像拓本十枚；1918年11月20日，鲁迅的好友陈师曾将梁文楼所藏汉画像拓本介绍给鲁迅，鲁迅从中选购了其中的《贾公阙》一枚。”鲁迅费心竭力，收集了大量汉代画像，现存的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本共七百余幅，其中山东汉画像有三百四十余幅，河南汉画像三百二十余幅，四川、江苏、甘肃等地汉画像四十余幅。大概在1926年8月离开北京前，鲁迅计划编选一部《汉画像集》，并拟定了目录。1934年3月24日，鲁迅致函姚克说：“汉唐画象（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4月9日，再次致函姚克提到编印画像集一事：“汉唐画象（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遗憾的是，鲁迅直至离世也没有完成此愿。蔡元培在1936年所写的《记鲁迅先生轶事》中说：“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

鲁迅收藏汉画像，“并不是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其美术价值。汉画像中那流畅奔放的线条，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鲁迅的这些藏品，“气象高远而丰润，线条朗健，构图灵动，毫无说教的呆气。许多作品多神来之笔，心灵与上苍的交流，思想与远古的对话，宏阔而大气，有无量的雄浑之美流溢其间”。正是在对汉代画像和碑刻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鲁迅形成了自己对汉代艺术的精辟认识。

鲁迅喜欢汉唐艺术，“除了个人喜爱的因素之外，这与整个汉唐处在上升时期的精神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喜欢那种大气、恢宏、雄浑、闳放、有力量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方式，崇尚‘力之美’，认为那种力量型的‘大气’之美，能够给处在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和现实人生，以强有力的精神振奋作用”。1924年7月的长安行，鲁迅在陕西省教育厅的院子里亲眼看到了“昭陵六骏”中剩余的四骏。尽管这四骏是被文物贩子打碎后重新黏合起来的，但仍给鲁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

在1925年的《看镜有感》中，鲁迅称赞汉唐盛世的“豁达闳放之风”，认为汉唐国力强盛，所以在文化上能够充满自信，“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纸上得来终觉浅，长安行让鲁迅更加坚定了自己对汉唐雄风和文化气魄的认识。对于唐代的文化和艺术，鲁迅也兴趣浓厚，用力甚深，很有见地。这不独为了创作《杨贵妃》，对于唐代的文化观念，鲁迅也有透彻的认识。孙伏园说：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望古遥集的学者或收藏家，不是说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观，便是说史汉以下无好文章，他们甚至以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遗物不算古物。鲁迅先生是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人，对于某一时代的爱憎，丝毫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对于汉唐画像碑刻艺术，鲁迅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他“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因而，他多次向青年画家、木刻家提到汉唐石刻艺术的重要性。1927年12月15日，陶元庆带立达学园的学生到鲁迅家中拜访，鲁迅选取了部分汉代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画展上展出。

（未完待续）

编辑：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