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的历史写作（上）

记得20世纪80年代吧，王蒙先生曾经呼吁“作家要学者化”，他是有感于当时作家普遍读书太少而所读之书又质量低下，文化素养缺乏。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主流的诗歌和散文，还是非主流的小说、戏剧，其作者都是饱读经典的。比如宋之柳永、元之关汉卿、明之冯梦龙，这些或自身处于花间柳巷，或热衷于不入主流之通俗文学的人，我们今天哪个作家敢和他们比读书的品级？不读经典甚至一般书都没读多少就自己敢“作”成为“作家”，是特定时期的特别现象。

我的谬见：也许写小说需要讲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讲得好，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如果你要作散文，你的基本功还真是读书，读足够的书，读有分量的书，读那些能支持你思维、思想和文字的书。

我一直关注穆涛的写作，他的作品，我见一篇就读一篇。穆涛一直在读书，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写他的读书，写他读书所得所感。他的写书和他的读书，是他生活这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我读到了这部新著《中国人的大局观》。

这是他的读书笔记，是系统性读书的系统性笔记，是他潜心读史的心得。穆涛曾对我感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缺少历史学家的声音，其实我觉得，作家就应该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感的作家——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悖论。但穆涛说得很对，很多作家，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穆涛还说：“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什么叫社会清醒呢？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清醒，是作家的清醒。

穆涛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的清澈，甚至为了清澈，他刻意调低了情感的温度。

穆涛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中国人认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谈到中国人天地时序观念的形成过程。他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人事的“春秋”，谈到以“春秋”命名史书，谈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熔天文、地理、时变、人伦于一炉，循世道规律，辨社会趋势。对这样的知识性话题，他谈得毫不滞涩枯燥，而是清新活泼、风生水起，我读得兴味盎然，每有所得，欣然忘食。

他又谈到《诗经》《尚书》两本书的结集传承、起伏兴衰，以及其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两本大书，“诗书”并称，常常成为文化的代名词，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说到自家的家教，都要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诗书”后来由专有名词变成泛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传家、诗书继世长，不一而足。读穆涛的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书”地位、价值的理解，知道它们如何嵌入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深处。这一部分，他还由《诗经》入手，比较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诗观。

接着，讲中国的制度文化，讲“官本位”如何从制度到意识，讲中国社会中“帮派”之源。最后，又回到《尚书》，讲其中两篇“册命”，由此讲到公务员——国家事务管理者的素质和责任。

读《汉书》的笔记这一部分，穆涛把汉代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说得生龙活虎，而且，透过史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个确定了一个民族的族称（汉族）的王朝，如何在权力的制衡与失衡之间走钢丝，在国家权力和民间权利之间找平衡，在暴力和良知之间选边站。当然，这一部分也是前面的历史延伸：从先秦进入秦汉。

最后，穆涛又回去了，从西周秦汉，回到了五帝时代，讲黄帝。司马迁说“《尚书》独载尧以来”，那尧以前呢？孔子的学生宰予曾经问过孔子五帝之事，司马迁好像不大相信。但黄帝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炎黄子孙哪能不讲炎黄，这是中华始祖。穆涛讲了。他讲历代公祭黄帝乃是一个民族对黄帝的政治怀念，这个说法真好。黄帝之所以被我们称为民族先祖，乃是他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世界观，奠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观、自然观，确立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他是我们的规矩和方圆。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蚩尤都有大战，但穆涛说黄帝其实是和平主义者，黄帝“以玉为兵”，有止战思想。

编辑：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