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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93)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穆涛 时间:2024-05-24

文/穆涛

“谈何容易”这个成语,是东方朔首创出来的,基本内涵有两点:第一,臣子向皇帝直言上谏,被认可或被宽容是不易的。此处是高危地带,如果发生激烈碰撞,双方均是严重受损者。臣子丢了性命,皇帝背负杀贤臣的千古恶名。第二,臣子的直言上谏,一旦被皇帝包容,并付诸实施,或部分实施,是两全其美的事,不仅化险为夷,所上谏的内容也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既保全了臣子和皇帝双方,还使国家和百姓受益。

东方朔写有《非有先生论》一文,专门阐述这个观点。文章中虚构了吴王和大臣非有先生的对话。非有先生在吴国为官已经三年了,半句谏言也没有。吴王“怪而问之”,非有先生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地说了一大通话,核心之意就是“谈何容易”。以吴王和非有先生作为人物的名字,不仅仅是别开生面,也给这一剂苦药外边加了一层包装。

《非有先生论》以中国历史中六位名臣作为论点的观照,六位大臣分为三组,三种君臣互动案例,三种人生结局。关龙逢和比干被杀,接舆和箕子被迫隐居和流亡,伊尹和姜太公青史著名、彪炳千秋。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

关龙逢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的大臣,比干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的大臣。两位大臣因为“深谏”和“直言”丢了性命,这是君臣双损、终致亡国的例子。东方朔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而且放在文章前面,是有用心的,寓指夏桀和商纣因为昏聩和失明成了亡国之君。关龙逢和比干尽忠职守,思虑国家,忧心百姓,直言和深谏的目的,是为了剪除君主之祸。但夏桀和商纣对此无视,以两位贤臣诽谤君主、无人臣之礼治罪,致使“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最终国破家亡。“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

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接舆和箕子是避世之臣的典型。

接舆是楚国的贤人,楚昭王请他出山为官,他坚辞不就,与家人隐居峨眉山,养性山林,淡泊人生。《论语》中也有接舆的身影,孔子游楚时,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凤鸟,凤鸟,你的品德怎么衰弱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且罢,且罢,今天的政治人物心地险恶呀。”孔子下车,想与他交谈,接舆却快闪离开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箕子这个人更加了不起,他避开不喜欢的世道,自己开辟建立了一个国家。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不满暴政,先是佯狂装疯,之后隐居。周武王灭亡殷商,四下寻找箕子的下落,请他出山事周。箕子坚辞,但感于周武王的诚意,就如何治国理政以及一国之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品行,与周武王做了一番生动交流,相当于给周武王上了一堂“思政课”,于是才有了《尚书》中那篇著名的文献《洪范》。《洪范》这篇文献,到了汉代和唐代,成为官员政绩与政德考核的基础与标准。箕子与周武王谈话结束后,带领五千位能工巧匠,出走东北,几经周折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国。

东方朔就接舆和箕子的品行和功德,发出由衷的感慨:如果这样的贤良之人当年遇到明君,“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汉书·东方朔传》)

伊尹在中国古代,是神一样的大人物。出身于苦寒人家,由奴隶而成为帝王师,襄助商汤开国建业,建立商朝。之后总理国家,通天象,知军事,务农业,养民心,而且道德圆满,师范天下。伊尹是中华医祖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即为伊尹所撰。伊尹庖馔人家出身,还是中国第一大厨,创立“由厨入宰”的神话,以“五味和论”和“火候论”佐理政治。因此东方朔说“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姜太公佐助周文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此处不再赘语。

伊尹与姜太公是君臣合作的典范,关龙逢与比干是不合作的例证,接舆与箕子是君臣互相放弃的代表,如此如彼,“岂不哀哉”。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是没有歧义的,将军裹尸疆场,为国家利益捐躯,是大功大德。而文死谏,有个别细节值得讨论。文化人物遭遇昏君不惜死命上谏,是襟怀报国的胆气。大臣因为直言上谏被诛身,确实是悲痛的事,但转换一个视角去看,如果谏言内容所涉及的领域,由此成为禁区,则更是悲痛的事。文化人物的责任是以其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给国家通畅思想禁区,而不宜增置禁止入内之地。此外,中国大历史里,还有一种极端的个案,文化人物因为“政治性忧郁”而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跟上峰死杠上了,甘愿一死,以自己的“清名”倒逼上峰背负昏君恶名。从根本上说,这是把个人的得与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未完待续)


编辑: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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