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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母亲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白学荣 时间:2023-01-06

文/白学荣


母亲名叫赵春英,娘家是漆坪村赵家坪人。赵氏家族是大户,村里姓赵的四五十户,占全村总人口的一半。母亲是大户族家的姑娘,性情体贴温柔,朴实贤惠,勤劳厚道。

母亲年轻时有一双和善的眼睛,瓜米脸,皮肤白黄色,中等个子,有双小脚。生活很节俭,每顿做饭不漏掉一粒粮,地上掉一粒米,就要弯下腰捡起来,喂进口里。串门子的人来我家玩耍,她非要让人家吃顿饭再走。有客人来才做三顿饭,平时一天吃两顿,一稀一干。每顿饭先让我们吃,然后她才吃,饭不够,她就吃锅巴汤。经常饿肚子,她就提着篮子,挪动着小小的脚,去田坎地头寻野菜,丰富我们的菜谱。

母亲纺织手艺好,颇有名气,常揽些活路,一有空就上机子织布,夜里在铜油灯下纺线,一干就是通宵。没松壳子,就砍些干竹子,烧着做灯火。身边搁一盆冷水,浸着一条粗布手帕,疲乏很了,就用湿手帕擦一下额头。她用手艺赚钱补贴家用,自己却穿补巴衣服。做一件新衣,穿上好几年。回娘家走亲戚,才穿新衣服,回到家里,马上脱下叠好,放在箱子里。客人在家时,她换件好衣裳,客人走了,马上穿上旧的。哪怕生病也扛着,从不哼一声,不愿让人看到,也不捡药治。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家。家里没有什么好日子,除过一灶、一锅、两张床、两床被子、三条凳子,就是两间破烂的瓦房。天上下雨,房上就漏水,扯线线往下流。屋里挖了几条小水沟,让流下的水引向小沟,再从门槛儿底下钻个洞,把水从洞里放出去。一变天要下雨,母亲就急忙站在干檐坎上,用双手作揖,祷告老天,望老天爷开恩,可怜可怜我们一家人。

过年了,别家都贴对联,放鞭炮,我家穷,买不起红纸,贴不起对联。看到别人家放鞭炮,贴对联,穿新衣,我姊妹三人眼巴巴看着,都好羡慕啊。

母亲说:“你们仨去砍些毛竹子回来。明天有个老规矩,就是年三十日,院场上要生一堆火,表示来年日子红火。”

我姊妹三人,每人砍一捆,扛回来,在院坝烧起大火。湿竹子见火烧得油长流,噼里啪啦的火星子乱喷。既有声音又有火花,我们四个都兴奋了,大喊大笑,就把这当作火炮庆祝新年。

我们隔壁住着一户,房子是土改时从我家分过去的。离得这么近,他家锅里煮着红亮亮的腊肉,一股喷香的气味喷了出来,钻进了我们的四肢百骸。我们闻着好香啊,顿时嘴里就淌出口水,又赶紧把口水咽回肚子。因为鼻子里吸进了香的气味,这口水就是油水,不能糟蹋。

吃年夜饭了,隔壁邻居吃的香喷喷的白米蒸饭,满桌子的香菜、豆腐、豆芽、木耳、粉条、鸡蛋、鸡肉、猪肉。我家锅里烧开水,烧的菜是灰灰菜、水旱菜、牛舌头、水芹菜。透过水,加点盐,凉拌着吃,一碗玉米做成干饭,配着半碗米饭,也是一顿团年饭。可这也比平时的日子强多了,总算吃了顿精粮,算是最好的饭,哪怕每人一碗都没吃饱。母亲把蒸饭汤倒进锅里,用铁铲把零碎的锅巴铲净,干的捞出来分给我们,剩下的汤就是她的,她说饭不够,汤来凑。

隔壁邻居冯家对我们说:“过年哩,我看你们连油都没得吃。我想叫你们过去吃年饭,又怕别人知道,说我们走地主路线,我们不敢招呼你们,别多心啊。”

母亲说:“不操心,我不怪你们,我家这样过着也是挺好的啊,你就接我们去,我们也不能去,不能让你受过。”

1951年,寒冷的冬天伴随着年节慢慢离去。1952年新的运动又来了,叫做镇压反革命运动,凡是定为高成分家庭的当事人,都要站会场,接受批斗。父亲因为地主成分被判刑,母亲就是当家人,就要站会场,接受人们指手画脚的批斗。

有位民兵连长用手指点着母亲的面额说:“把你娘家给你陪嫁的金银首饰通通给我交出来——”他用指头敲打着母亲的面门。

母亲说:“我没有金银首饰,倘若我有,我当然要给你们交出来的,免得我中气。”

“你不老实坦白交代,有你的好果子吃。”

母亲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丈夫是个鸦片鬼,为吃鸦片连田地都变卖了,还有什么金银首饰?土改时,我家里你们都是翻遍了的,现在啥也没有。”

“你不老实,还强辩。你在墙边,我叫试试,我就不信你这么个顽固分子嘴巴一直这么严,你说你交不交?”

母亲说:“我敢发誓,我实在没有。如果我藏着不交,老天爷,你就打个炸雷,把我震死。”

“好啊,你又用迷信来糊弄我们……”他顺手一把拽住母亲的胳膊,把她推进了一座泥坑里。

泥坑约有一两尺深,皮面上铺了一层雪珠,像小小的银珠。这天是冬月初几,天暗着,下着雪,阵阵冷风呼呼吹来,脸蛋皮如刀刮般疼。开会地点在瓦窑子,是块大秧田坝子,田干着,田坎上摞着稻草。到会的人稀稀拉拉,有几十个人,有的摆头,有的摇脑。大家生起几堆火,围在火周围,小孩子把手伸向火,老人们一面吧嗒吧嗒抽旱烟,一面嘀嘀咕咕。

民兵连长把我母亲推向泥坑,母亲站立不稳,一跤跌倒在泥坑里,半个身子全是稀泥。我哭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人紧追不舍地要东西,母亲说:“你要的东西我没的,只有老命一条,你拿去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看你用枪打还是绳勒,你动手吧……”

那人咬牙关,卷袖子,眼露凶光,眼看就要动手。这时,从火堆旁站出来一人,大喊:“慢着!”那人赶到泥坑旁,伸出双手,拉住我母亲的胳膊。后面又来了一位妇女,身材魁实。两人合力把母亲拉到火堆旁,用火柴棒从身上往下给母亲刮着稀泥。母亲当时被逼得无路可走了,这阳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了,死亡的念头使她浑身战栗,不如一切都解脱了,一下子断了这口气,一了百了,至于娃们,只能听天由命了,她绝望地想。

那个救命的男人,后来娶了我的母亲,成了我的继父。

而后来站在火坑旁、替母亲出面说好话说的那个人叫汪家正,他说:“你这么做太损德了,赵春英一个女流之辈的,不过是跟着丈夫享了几年福吧了,她能干啥?你不仔细想一想,她丈夫鸦片烟瘾那么大,把她陪嫁的嫁妆都用来治田买地了,后来没钱买烟抽,又把田地卖了,变钱买鸦片烟,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杨春连违法,女人没违法呀!就算是违法,还有个法律管着,也轮不到你把人家往死里整啊,你太过分了!”

对方大怒道:“你包庇地主分子,你走的什么路线,你说?”

汪家正说:“我走的是共产党给的路线,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怎么啦?有罪吗?你能给我定罪吗?哼——”

农会主任汪加开从乡上开会回来,他一边擦着汗水一边问:“吵啥子呢?”

汪老汉把缘由告诉了他,汪加开说:“正哥说的对,杨春连有罪,被判刑,可是家里的妻儿老小有什么罪?再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什么好东西?一棒子把人打死,一旦逼出人命,那就麻烦了。往后我们做事,一要坚决按政策办事,二要教育人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记住,法律是国家的,不是哪一个私人的……”

汪家夫妇把我娘俩接到汪家湾他们家里。黑天上还下着大雪,雪花满天飞着,飘飘落地,一会儿地上积了半尺厚。我们大伙儿围在火堆旁烤火,汪大婶吩咐她儿媳赶紧上灶做饭。他们老两口在火堆边,给母亲身上剥泥块。大火把泥烤成了干壳,一剥一大片。

我母亲这时候才给我介绍说:“这位是你干大,这位是你干娘,你招呼一下吧。”

我说:“干大,干娘,为难你们了,今儿个帮了大忙了!”

干大说:“看看我说嘛,这孩子多么聪明,长得又漂亮。亲家母,这是你的盼头,往后再有多大的困难,都往孩子身上想。”

我妈嘴边挂着微笑,点点头,又说:“亲家,亲家母,你们帮了我两次大忙,我又怎么补得上这个情呢?”

干大说:“你们有恩在先了,若不是亲家照顾着我们,我那两个儿子无论哪一个,必须要去当兵,在战乱时期,还能回得来吗?现在都在家里,平平安安,娶妻生子,一家人团聚,多舒心哪!这个大恩我们永远都记得。人呢,做好事,积德行善,老天就会保佑,后人才有福分;一旦做缺德事,必定要遭报应的……”

饭好了,端上桌子,一看,雪白的大米、红亮的猪肉片,热气腾腾的春芽炒鸡蛋、咸菜豆腐干。这是把我们当宾客呀,这么好的饭菜,我们一时感动得不行。母亲数着米粒吃,吃得很慢。干大、干娘只管给我娘俩加菜,可我妈连一个肉片都没动。

二老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亲家母尽管吃吧。难道是你嫌做得不合口味?”

母亲摇摇头,连回答的话都不想说,只低头沉思着。

“你有心思,在想什么?是不是想着家里还有两个饿着肚子的孩子?你别牵挂,这些菜我们都准备的有,回去时带上,让娃们都尝点油腥。”

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喉咙里发出打嗝的响声。母亲碗里依然是那些饭。

我劝母亲说:“妈,你快吃,看,天要黑了,咱们回家呀。”

这时母亲说:“我想问你要点干净片片。”

干娘到卧室取出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布片递给母亲。母亲接过手,把布片摊在桌子上,把碗里的饭倒在布片上包起来,说:“二位亲家,别笑话,不是我舍不得吃,我实在吃不下去,气把我给嚼饱了。”

干大、干娘吩咐儿媳把剩下的饭菜用大木盒装起来交给母亲,“亲家母,这些饭菜带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母亲说:“二位亲家心意我明白,东西我不要,她姊妹俩饿不着,我走之前把饭做好,在锅里留着的。这饭菜说啥我都不能要,别看我没吃饭,把碗里的包着,那是我的剩饭,这不能糟蹋。”

干大、干娘犟得不行,非要母亲把饭菜拿上。她没有办法,只好接着,可是提了个条件,说:“要我把东西拿上,我答应。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们有棉花吗?”

“有。”

“把棉花拿出来过个秤,我拿回家,晚上搓成捻子,结成线给你们,以后你们织布方便。”

二人高兴得很,拿出了棉花,过了秤,又从屋里取钱,非要给母亲钱,母亲坚持不收,说:“我不找点活儿做,我一晚到亮睡不着。有点活干,这日光容易打发,能消磨我的苦愁。”

二人说:“亲家母,你好苦的命啊。”

“是啊,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家庭?这是人的命,天命不可违呀。”

我和母亲把饭菜带回家,哥哥、姐姐还在雪坝里张望着,苦等着我们。

“哥,姐,我们给你带了好吃的回来。”

母亲用指头使劲地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下:“就你嘴长。”她把木桶里的饭菜用钉子挂在楼下,把她剩的那碗饭倒进小挂锅,取掉的肉片放在木桶里,其他的装在挂锅里,掺上水,烧开,就成了哥姐的一顿饭,他们一人一碗多一点,吃得舔嘴唇,看样子只吃了个半饱。

第二天,天还没亮,隔壁冯家的鸡才叫了两遍,母亲就起床了,仍然把木桶的肉片全挑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把饭倒了一半在锅里,切了些烧过的野菜,掺和到米饭里,这是当天的早饭。还有一半作为中午的午饭。那些肉片被母亲切成碎末,放在锅里炼油了。炼过后,一并铲起,装在瓶子里,想吃了就用筷头剜一点炒菜,再少总比没得好。炼过油的锅母亲也不浪费,她把菜放进锅里,调上一丁点调料一炒,掺上水,下点玉米面,煮熟后就是一顿调和饭。吃完饭的锅一刷洗,把刷洗过的水再烧开,每人一铁勺,都喝了。虽说过得贫寒艰难,总算不得饿肚子。肉片炼的油,我们一直吃了几个月。这几顿饭让我们尝到了久违的鲜味。

从干大家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母亲就开始干活,吩咐哥姐给撕棉花,我给打松壳子。母亲用高粱杆缠上棉花,在桌上搓捻子,捻子搓了好几捆,一直干到天亮。早饭后带着我们去长坪工地干活。这里的二亩地全是平地,无牛耕就用人挖,母亲拿了板锄,锄刃六七寸长,哥也用板锄,刃子很短,像薅锄。娘俩弓着背,弯着腰挖地。我和姐姐捡地里的石头。

太阳落山了,母亲问:“饿吗?”

我说:“妈,我早就饿了。”

“你又没出力,咋能饿得那么快呀?”我哥拄着锄把,站着。

母亲催促我哥:“你快点挖!”

哥说:“我肚子饿了,挖不动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好,那就回家吃饭。”

母亲把剩饭倒进锅里,加了把柴火,用铁铲搥了搥,一人多半碗,最后轮到她名下,只有半铲饭。锅里粘了油腥,母亲掺上水,架上柴,用锅刷在油里刷洗,烧开,一人一铁勺清水,母亲又是那句话:“这是油汤,喝吧。饭不够,汤来凑。”

我家没劳力,又没收入,养不起鸡,喂不起猪,粮都买不起,经常吃淡饭淡菜。那时候人们吃粮食,都是像石头块块的青粮,食用时要加工碾碎。我姨从兰家山给我们送了一碗拳头大的青粮,母亲用衣服铺在地上,把粮块放在衣服上,再用石头砸成细末,精打细算着吃。

这样过了几天,母亲抽时间把干大、干娘的棉花全部都搓成捻子、纺成线。干娘、干大笑得合不拢嘴,他们给钱给物,母亲坚持不收。

干娘说:“你什么都不要,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上次开批斗会,要不是亲家救,我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我做这点活,都抵不住那份情。”

干娘叫干大上楼取了一吊大腊肉,硬要塞给我们,“娃们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拿回去给他们吃点油水,别把他们亏了。”

“我们家里穷日子过惯了,再吃上好的,那以后稀饭他们就挑食不吃了,惯势不得。他们小时候过点穷日子,长大后才晓得心疼粮食,过细米日子。”于是谢绝了他们的好心。

干大、干娘送了我们好远好远。我们走着,回头看看,他俩还在原地站着,一直转过马家坝小山嘴,被山嘴挡住了,才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1951、1952这两年,多亏了我姨家的帮助,我们家的情况才好了点。旱地人能挖,可是水田要牛耕耙,我表哥小名长狗,连人带牛给我家犁耙秧田。没有肥料,就插白水秧,可是秧苗不发,插几根就是几根谷穗,果短粒稀,一亩田只收三四百斗谷。旱地庄稼苗瘦,杆子细,果实小,苞谷棒似野鸡蛋大,庄稼越做越孬。二亩地能收三百多斗苞谷子,一年上公粮就要上交四百斗。我们人少,没劳力搬运,只有把谷子卖成钱上交,这样省人力。按市场价没人买,低了才有人要,同样的粮食,我们却卖不上钱。一年除上交任务外,只剩四百余斤,平均每人全年一百斤。后来母亲想了个主意,把苞谷炒成苞谷花当饭,既省柴火,又省时间,渴了就喝冷水,肚子胀起来,管饱。

这么生活了几年,全家人都生病,发烧,大便干燥,尿不下来。母亲也是这样,她急如火燎,请郎中来治疗,没钱捡药,只有打听偏方。我姨听说母亲有病,全家都是这样,就急忙赶回家,把栽的药材土大黄挖了一窝给我们熬水,喝了几遍,大便通畅了。

打那以后,母亲再也不炒苞谷花吃了。她盘算了一下,全年收的粮食除上交外,剩余的不够吃,她决定带上我出门卖工,给人家织布换粮食。我们走遍了汪家湾、小湾、庙湾、二里坡、漆坪村的朱家垭、湘子庙、公家坪、漆树沟,织布的活在户主家做,把纺线的活拿回家做,挣点粮食,有了微薄的收入,弥补生活上的缺口。有些人给我们布匹以抵工钱,这些布匹就给我们换季做衣服。

母亲为了抚养我们长大成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承受了常人未曾受过的痛苦。父亲告别了人世,他走了,母亲却挣扎着支撑这个贫困潦倒的家。她老人家被岁月磋磨得渐渐弯了身子,脚下没跟,走路不稳,行走要拄着木棍,不然就要摔跤。头发一掉一大把,稀稀拉拉,仿佛能数得清。面容黑黄色,原来乌黑的眼珠现在变成蓝色,没有一点儿光泽。双眼凹下一个深坑,脸上的松皮打成褶,皱纹一个连着一个,排列成行。颈项上、咽喉上出现三条白筋,直通下巴,没有肌肉,全是松皮。手腕有黄酒壶粗细,双手遍布老茧,手指上绽开裂缝,缝里渗出血迹。手背上看不见肉皮,只看青筋蹦起老高。

那时母亲四十多岁,可头发白了一多半,骨瘦如柴,看上去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困难的日子里她用双手劳作换来布匹,给我们做衣服,自己始终没有缝过新衣服,她说穿好穿孬,只要不漏肉,那就是福。她所穿的衣服全是补巴,几个冬天都没有穿过棉衣。给我父亲缝的那件棉衣,父亲没用上,母亲把它拆了,改修了两件棉衣,给我一件,我哥一件。

我们过着这样的穷日子,换作一个男子汉也未必能够撑得下来,但是母亲却做到了。不仅如此,母亲还特别有志气,不问谁索要东西,也不向谁诉苦,不论是亲戚和同情我们的好心人,所谓的一些小恩小惠,她都如数给以偿还。我姨叫她儿子给我们犁耙秧田,母亲主动提出给姨家织布,一坐就是好几天,难得我姨这么爱她。母亲给人家做手艺活,由雇主随意付钱,给算多少她都不计较。

有个人曾经在批斗会上指手画脚,恶狠狠地批斗母亲。那次他家女人拿了一包棉花叫母亲给搓捻子纺线,母亲丝毫没推辞,照样把活路接了。活儿做完后,捎了信,叫她来取。取完,母亲又把她留住,给她做了一顿菜糊糊。她连句谢承话都没有,好像是我母亲该做的。第三次开会时,她男人照批不误,还说我们是拉拢他。

我说:“妈,往后这种人别给他做啥了,他没良心。”

“这叫墙倒众人掀,狗撵斜坡羊。小娃家别插嘴……”

“我知道。”

那人脸皮真厚,占一回便宜上了瘾,第二次又拿新棉花来了。

母亲见她来了,忙拿了把薅锄,说要去坡除草。

女人命令着:“你把这东西接着,白天忙,晚上给我做。”

“我还接着别人的活路,晚上还做不出来。”

“你把别人的放下,先给我做。人家这几天就要来取,拿回去等着织布呢。”女人脸一黑,把东西撂到屋里,屁股一拍,转身就走,边走边说:“看你给我做不做!”

那女人的几句话把母亲逼得大哭,她哭诉咒骂阎王爷:“阎王爷,你眼睛瞎了,咋不把我叫去?我在这个人世间怎么活哪?不如一口气断了,我就再也不中气,不作难了。”

下午,我姨提着小笼子来了,一进屋,看到母亲脸上有泪痕,两眼通红,忙问:“姐姐,你又哭啥事?”

母亲摇摇头。姨握着母亲的手问:“你咋啦?”母亲道:“我吃了今天的中午饭,明天还能不能吃到?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她不说原由,我就把那女人咋说的、咋做的跟我姨道了一遍。当下姨就大骂:“狗尿的婆娘,你太欺负人了!”

“姐,她的东西来,我给她送去,看她奈我何。”“不,我给他做。妹妹,你也别得罪她,你把她得罪了,她把你没法,就在我身上出气。我们现在连人家的猪狗都害怕,别说人!”

姨叹了口气:“要么姐姐咱们挪一步,你说呢?”母亲说:“挪一步,往哪儿挪呀?挪个好地方也罢了,如果挪个搅家不贤的人物,待不得我的娃们,我反而讨气受。”

“这一点姐你放心,我托人打听一下缺儿少女的主户,离开这个地方。”

姨从笼子里取出了三兜白菜、一方豆腐和一节肉,说:“姐呀,你都瘦成啥样子了,这样下去,你还想把娃们经管大呀,我都替你犯愁。我给打听,人挪一步活,草挪一步死。”就这样姨用心地打听去了。

赵家家族大,姑娘们多,这余家沟也有我一个小姨,是我妈的堂妹。她婆屋姓张,姨夫叫张明华,是个篾匠,经常外出做篾活,常去柒坪一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回家告诉了我小姨,有我小姨穿针引线,把我们一家引荐到白家。我的继父就住在余家沟,和我小姨家是门对门。

白家家里四口人,头上有两位老人,一位是我继父的父亲,还有一位是我继父的叔父。继父娶过两房女人,都死了,膝下无子,只有抱养来的两岁小女孩。为了摆脱受人欺负的困境,母亲答应改嫁。1952年腊月中旬,母亲来到白家,和继父结了婚。从此我改了白姓,取名白学荣,我哥仍是杨家的继承人。远离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故乡柳树垭,我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

我不能不回想起我姨、我姨夫、汪家正干大、姓熊的干娘以及汪家开。这几位善良、有良知、说公道话、乐于助人的人,帮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虽然他们都不在了,但我永远记得他们的好,我祈祷上苍,保佑他们的后人一生平安。同时我还要感谢李再兴老人,没有他的提醒,我父亲必遭毒手,死在那个屠夫的刀下。

我们未到余家沟时,我姨拿着棉花包去那女人家还东西。那两口还在吃午饭,见我姨送来棉花包,端上碗就问:“线纺出来了?”

我姨说:“纺出来了。”

女人拎起包袱扯开一看,就发大火:“咋不给我纺,为啥不给我纺?”

我姨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你们把人家折磨得住不下去了,人家要搬走了,我把原物交还给你。往后你看谁家好欺负,你们就拿去叫谁家纺。”

男人说:“还是没整好。”女人拎起包袱,甩了老远。

我姨知道他家的底细,就说:“一碗米养出来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你恩将仇报,想当初磨石沟的乡丁来拉兵,把你绑住拉到瓦店子。你父亲发了疯似的去柳树垭找杨春连保释。杨春连写个字条,叫你父亲拿上去瓦店子交给乡丁,才把你放了。不是人家杨春连保你,你恐怕在战场早就挨了炮子。现在你们还折磨人家,哼,你娃没有好下场。”

没想到姨的话应了验。1954年春,他们一家子修房,拆旧换新,挖的挖,撬的撬,帮忙的人很多。有个邻居把木棒穿进墙上的牛子眼,往外一撬,墙不向外倒,反而倒向屋里,塌在那男人身上,身子被砸瘪了,内脏从粪门里挤出,死相惨烈。他的女人缺了丈夫,改嫁了人。人们纷纷议论着:“他不做好事,遭了报应。”

1953年春天,继父送我上学,学校在山梁那边的红花寺。第二年,我转学到大河坝后坪中心校,1958年小学毕业,考上佛坪县初中。冬天,农村开始吃集体食堂,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各家各户的农具都被收为公有,自留地、柴山一切都归集体。生活非常艰苦,一天两顿饭,每人一顿二两半苞谷面,干萝卜、秧子菜、苕藤子为主粮,添上食盐,铺满锅,全是黑汤,就这样还没多的,一人最多两碗。农村的好劳力全部调出去搞建设,修居民点,修公路,挖铁矿,炼铁。在家留守的老人、妇女承担着农村复杂而繁重的农活,每天汇报当日进度,报不上进度的,上级就来人在群众中找典型,召开大会,以点带面,发动批判。

余家沟九户为一个组,用一个食堂。继父任第二生产队副队长,兼任余家沟组(二组)组长。他是个特别勤劳的人,走在人前面,一到工地就动工,等别人到工地时,或挖地,或薅草,已经干了好大一片。鸡一叫他就催人上工干活,天不黑不收工。对有些投机取巧、迟到早退的人,他不给留一点面子。谁做活磨洋工,在工地上打插,他当场就破口大骂。

人们常说:“话有三说,巧着为妙,轻轻说话不费力。”继父贫苦家庭出身,作为一个老农庄稼汉,他没有本事用巧言巧语说服人、教育人,看到不顺眼的事,只好用高喉咙、大嗓子吵人。他脾气火爆,把活路抓得紧,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人,但他的优点是不贪财好利,一身洁净,找不到被人挑剔的地方,被得罪的人拿他没有办法,只有把气憋在心里。上级也就是生产大队长对他很器重,给他做了个总结,说他是公而忘私的人。在按劳取酬的政策规定下,只有多劳才能多得,继父把母亲安排在食堂做炊事员,每天挣七分工。但万万没有料想,有人利用这个突破口大做文章,说继父霸道,把地主婆安排为炊事员。

1958年佛洋并县,大河坝改制为管理区,属洋县酉水大公社管理。在酉水大公社的四干会上,继父受到批判,被撤销了队长、组长职务,母亲也就不是炊事员了。继父离职后,没有消极应对,依然按照在职期间的劳动习惯,上工早,收工晚地劳作。没有权力,人们不听他的了。生产进度慢了,效益差了,产量下降了,上级督促要日进度,下面就谎报数字,尽说些虚伪的数字。而被继父得罪的那些人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借此机会给我母亲加上地主分子帽子。尽管如此,继父的“老毛病”还是不改,每天鸡叫起床,天没亮就上工,吆喝一条沟,人们恨透了他,说老烧料子二杆子充楞,在工地公开和他干仗火。我想这可能是他勤劳的本性。

由于家庭困难,生活接济不上,我被逼休学回家劳动,亲眼目睹了那些偷奸耍滑的人对我继父的人身攻击,我忍受不了,一气之下就想据理反争,却想起母亲告诫我的一句话:忍字忍,饶字饶,忍字更比饶字高。我只好忍下了一口气,没有和他们争辩。可是收工后回到家里,继父大怒,说我看水流舟,看他的笑话,不是我们这一家人。他后悔了,说不该和我们成为一家人,还提出要分家,各过各的,互不牵连。母亲气得放声大哭。

房子是继父的,上无寸瓦,下无寸土,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只有忍气吞声,任凭继父发气发个够。我垂下头,沉重地思量着:是呀,继父说的没错,我既然成为他的儿子,为何不挺身而出,去维护继父的尊严呢?这是我的错。这次他们占了便宜,一定会得意忘形,也就会有下一次。继父督促人做活的脾气不会改,争吵势在必然。果然后来有人在薅二道草时磨洋工,继父平生见不得偷懒的人,他见有人打桩,就一声吼:“别打桩,要打桩,回家去!”

这么一说惹下大祸。对方回答:“你是啥?你是老几?你是下台干部,你没有权利教训人,你的家是一包大杂烩,复杂着哩!”

我一听,七窍冒火:“我大说的没错,你是来干啥的?你回答我——”

他说:“我干啥不干啥,与你啥事?你没资格干预我。”

我说:“谁有资格?今天在此劳动的人都有资格指出你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别人都闷着头做事,你站在地头谝闲传,说笑话。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说话的?你不但不做,还影响其他人,你要不要工分?你吃不吃饭?”

“我吃我的,没有吃你的,你混账至极!”

“那我问你,你吃的粮食是劳动出来的,还是谝闲传谝出来的?你这种思想意识才是真正的一包大杂烩呢。人在工地不劳动,出工不出力,存心混工分。你的这种行为,就是新生的剥削阶级!”

众人一起说他,他无言以对,只是从此就撒下了仇恨的种子。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大力宣传贫下中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力支持和树立贫下中农的绝对权威。在这场运动中,我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人举报我打击贫下中农,受到批斗。

1969年冬,我报名去修路。工地在金竹园县城外六十里,也是我出生以来出门最远的一次,一月出工三十天,早出晚归,抬石头,砌石坎,悬崖上打钢叉。上工地前大家都写了决心书,我在决心书上写下一首诗:“离开了爹,离开了娘,去到遥远的工地上。天当房子地做床,手握铁锤日夜忙。康庄大道通天涯,争当祖国的好儿郎。”决心书张贴出去,被评为全营第一,受到表扬。

由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上级要求加班加点。打炮眼是定额工,三尺深为一米,记十分工,多劳多得。我家家口重,就得多干才能多得。天黑收工,由标验员检查功效记账。我们做重活,平均每月挣四千多分,到开年三月春种季节,我们回家,公路单位上开出介绍信,盖上公章,到年终决算时,我四千多工分被砍掉两千多,只余两千多分加入秋季决算分配。

我为了继父的尊严说了几句话,得罪了人,丢了人家的脸面,伤了人家的心志,到后来我处处受人压制,给母亲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每次开评审会,对方就指桑骂槐,指冬瓜说葫芦。我们无可奈何,只有干受着。母亲不仅在外边受气,在家里继父也大为不满,说我们给他带来了不幸,我们是扫把星,是灾星。母亲在夹缝里过日子,偏偏倒倒的身形,跌跌撞撞的样子,叫人多么担心。每次母亲去开受气会,我哥俩换着背去换着背回来。

我们的生活也很紧张。农业学大寨时年终分配实行三定标准,玉米地区最高口粮不能超过383斤。我家全年口粮没达到人均最高指标,达到过350斤,但是平常都在320斤左右,平均一人一天不到一斤毛粮。尽管细米着,以玉米糠、麦麸子为主粮,多搭菜,少下粮,还是接不住茬口,只得借储备粮过日子。今年借下的明年还,明年借下后年还,年年吃粮狗攒账。母亲以为自己是个累赘,尽力让我们吃饱,自己少吃点,只要不断顿,饿不死就是万幸。

生活艰苦,劳动没有白天黑夜,强度不断加大,处境却依然不好。我们分队以前是一个队,土地辽阔,分布在三山两沟之间,大家住得也分散,每去一处工地,都走五六里路。羊肠小道曲曲拐拐,爬坡上岭,在路途中就起码要耗费一两个小时,还要携带许多工具,像马灯、薅锄、板锄、扁担、粪箕等。迟到就要罚工,晚间只有两三个钟头休息时间。

1965年冬,我外出大河坝修公路。工种是抬石头砌坎子,八个人抬石头在磊子上摆不开,只能用四个人。为了突出自己,好好表现,我抢着干这份活,四个人抬的石头我们两个人就抬上了磊子。累得吐血,回家后半个月茶水不进,两个月卧床不起,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就连心肠最硬的继父见我这样,也禁不住痛苦失声。队上的人以为我装病,来探视,一观真假。母亲把血盆端出来,来人一见,便吐着舌头摆着头,说:“坏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坡上的老鸦哇哇地嚎叫,人们纷纷议论:“那是在叫白学荣呢,白学荣不行了,吐血不止,半个月起不了床。”妻子忙前忙后,给我煎药,给家做饭,我哥四处请医生捡药。母亲整夜守护在我身旁,眼睛哭肿了,眼泪也干了,整天嘴里哭喊着神灵保佑。继父也嘀咕道:“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不活了。”

四处请医生,疗治也无效,妻子无奈地说:“这咋搞啊,只有再去请陈先生。”陈先生名叫陈元德,家住在王家沟,是位出名的中草药先生。他来给我看过三次,也毫无办法,妻子急得作揖下跪,他只好勉强答应了,说:“这都是在尽心。”便号了脉,又说:“我只给你看这一次,死马当活马医。”便开了副药。我哥拿着处方去街上药铺,放趟子去,扯了趟子回,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取回来后,按照陈先生的嘱咐,把干净布放在药里浸泡,服用时把药布再摊在我的喉咙上,再用药勺喂药,徐徐服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通夜,我才止住了吐。又去请陈先生,给老先生报喜,陈先生大喜,高兴极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次病,包括陈先生在内,我一共看了七位医生。我病好后走出家门,有不少人当面说:“白学荣呀,你这次去阎王殿里走了一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了成分论,这个紧箍咒被废除后,不存在阶级,不存在成分,人人平等,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好日子来了,我哥却出了意外。1980年正月十四日,为抢救山林大火,被大火烧死,生产队举行追悼大会,并办了公葬仪式。我曾晕倒不省人事,由邻居背着到了曹家梁,经医生抢救方醒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精神恍惚,吃饭无味,整天沉浸在痛苦之中。母亲见我伤心悲痛过度,安慰我说:“儿啊,你别太伤心,怄坏了身子,咱一大家子又怎么办?你头上还有父母,膝下还有妻室儿女,他们又靠谁去抚养长大?你看你哥是我的大儿子,我都不怄气,人死不能复生,怄气不能做啥。我和你大都要靠你养活,百年后还要靠你养老送终哩。”她微笑着给我擦着眼泪,没有哭,把悲痛憋在了心里。

有一天,门前路过一个陌生女人,雪白皮肤,长条脸,高个子。狗狂咬起来,母亲拿着木棍吆喝狗。那妇女问:“这到大河坝街还有多远路?”母亲说:“五里路,到屋里坐吧。”那人不客气,走进堂屋,坐在火垅旁凳子上。我垂头,无心思招呼她。那人笑眯眯地打量我,问母亲:“这是你儿子吗?”“我小儿子。”“他成家了没有?”“成家了,娃们都一大堆了。”“他媳妇呢?”“去对面坡上打猪草去了。”“你儿子面黄肌瘦,好像有病?”母亲叹了口气,说:“大儿灭坡火时烧死了,我这个小儿就是因他哥被烧死,才怄成这样。”那女人说:“我看他是掉了魂了,从他的面相看,魂魄早已走远了。”母亲顿时吓得脸就变了,急忙说:“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那人说:“办法有!”

母亲急忙洗锅,架火,做饭,打了五个鸡蛋,下了一把子面条。那人饿极了,一气子吃了三大碗。饭后,她叫母亲打一碗净水,自己吸了一口噙着,伸出右手手指和中指在我额头上画着,嘴里滴滴咕咕地念着咒语,听不清楚名堂,然后噗嗤一口水喷在我的面门上。水珠钻入眼睛,我感到辣乎乎的,好像花椒水进了眼内,疼急了,大叫:“眼睛烧!”疼痛很快消失了,她用冷水冰一下,又喷了一口水,双手翻开我的眼皮,伸出舌头,在我眼睛里舔了一遭,顿时我感到眼睛好了,清明了。她说:“这解救方法是暂时的,要提阳火,他的阴气太重了。”

母亲千恩万谢,听到这话,额头冒出了汗珠,浑身颤抖着,“请你千万积个德,行个好,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大家子都指望他养活呢。”

“行行,我给你说个硬办法,你去找七个狗脚印往回走的泥,从头顶剪一撮头发,剪下左手、左脚指甲,把这些东西拌在泥里,搓成泥团。迈出大门,数七步,把泥丸放在第七步的位置,让患者在一个同位置站定,再用泥丸在病人的面门、胸部、膝盖各滚三下。找来十六两的老秤,用秤钩钩住病人胸前的纽扣,左手握泥丸,右手握称杆,叫病人小名,一叫一应,边叫边往回走。回到家里,准备一刀黄表纸三柱香,在七步的位置上,先烧香表,口里祷告:南斗六星,北斗七星,福禄寿星和五方五帝护送……人的三魂七魄附归本身。念完之后,用泥丸包一颗鸡蛋,在病人的面门、前胸、膝盖各滚三下,随后把泥丸放进熊熊的大火中,猛烧约一小时,再掏出来剥开蛋壳,看鸡蛋内部的变化,让病人把蛋吃了。叫魂人手摇门闩,脚蹬门槛,连叫三遍,每遍都要用大拇指往上捋三下,上中下往上提,上述程序完成后,把泥丸甩在十字路口,别往后看,转身就回。程序复杂,细心操作,阳刚之气必旺也。”

“这是有神家保佑,我儿该好了。”母亲叫妻子上楼,取了块大肉煮着,好心招待救命的客人。客人吃过饭后,对我妈说,“你这个儿子有福,长了一脸的福相,以后必将四福同堂。”

父母把她送得很远回家,我一身酸困无力,提不起脚,我妻子去寻找叫魂所需要的东西。东西齐备后,母亲按照术士说的方法操作。从那禳解后,果然效果奇特,逐渐全身有力,饭量增大,再不丢盹,打瞌睡了,人也有了胆量。

土地下户后,我家庄稼收成好,可是手头上还紧张,缺钱用,无钱付术士费用。母亲急得团团转,妻子安慰说:“妈,你别急,我把娃们上学的学费钱拿出来,给人家当工夫钱。”

母亲说:“那,娃们上学的钱又咋当呀?”

我妻子说:“我俩去坡上挖何首乌卖钱,也就有了学费了。”

把几个娃子的学费钱集中起来,总共五元五角钱。母亲拿着钱,拄着棍子给术士付钱。

术士说:“你们一家人太贤惠了,好,我收下,往后你全家人平平安安,百事百顺。”又说:“我收五元,给你们退五毛,就等于给你们进个财。”

母亲和妻子千恩万谢,送术士出大门外。术士很高兴,临走前回过头,又说:“我再给他收拾一下!”她双手在我面门上捋了三下,又用嘴吸了三口,说:“好,往后大吉大利,百事顺意。”

那个时候,家里人口多,全家六个小孩、四个大人吃饭,压力承担在我夫妻二人肩上。妻子半夜四点多就起床做饭,我们六点起步上工,步行二里多路,中午在工地上吃蒸红苕,星星露头才收工。因为失去了一个大儿子,母亲无心休息,食欲日渐减少,只好用劳作的时间打发痛心和思念。她拖着病体在家给孩子做饭,做家务,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个子宫脱出的毛病,她不能站着行走,只能跪着走。

看到母亲痛苦难受的样子,我们好不心酸,都劝说道:“妈,你少劳作,多歇歇。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了,政策好了,家里日光也好,又不缺吃的,你一辈子是受尽磨难的人,现在应该享福了,好好将息身体,争取多活些年头,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啊,是啊,苦日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我高兴,我想做。八十老,团团转,一日不死,要吃饭。我帮你们多做点,你们就少操点屋里的心,多做点坡上的活。”

尽管日子好过了,被人指指点点的时代消失了,人的社会地位平等了,我们终于活出了个人样子,可是骨瘦如柴、饱经风霜、历经艰辛的母亲,因失去了自己身上掉下的一砣肉,而得了怄气伤肝的病,病情一日比一日加重。

1980年腊月,母亲病入膏肓。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刮来,梨花般的雪片随风飘荡,漫天飞舞,房檐上的冰棱吊吊一个挨着一个,刺向结了厚厚冰块的大地。遍山盖上了一床洁白色的银被,竹林的青竹压弯了腰,发出噼啪噼啪的爆炸声。北风呼啸,大风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屋子里的灰尘到处飞扬。火桩架满了干柴火苗,吹扭秧歌似的摇摇摆摆,我给母亲铲了一盆炭火放在床下,然后睡在母亲的脚下,双手抱住母亲的一双小脚,暖在我的胸前。

腊月11日下午,母亲进入昏迷状态,她靠在我怀里,我抱紧她的病体。老人家断断续续地说:“祥顺(我的小名)、土烈(妻子的小名),我的帽子害了全家人,让你们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幸亏叫国家摘掉了,以后就不受人指指点点了。你们要给儿女们说,长大后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便宜的不要,浪荡的不收……”

“妈,我知道。”

这时母亲喉咙管里咯噔一响,头一偏倒在我怀里。我痛苦极了,放声大哭,整个屋子哭声一片,年迈的继父哭得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你太苦了,苦了自己,照顾了家人。”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扯着她的衣服,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婆啊,你醒来,我们不要你死,我们要你活着,给我们做饭吃。”

母亲拖着病体,和她的儿孙们永别了,终年七十八岁。我望着她枯瘦的面容,心如刀绞。老人家一生任劳任怨,没有和人争过嘴、吵过架,她以“忍之忍、饶之饶,忍字总比饶字高”这句话约束自己,无论是在水田坪,还是余家沟,别人如何恶毒攻击她,她总是忍气吞声,不做辩白,咽下最大的委屈。

母亲出殡那天,百十号人上路送葬。孝子五十多头,过了门前过沟,爬了对面坡,到了野猪坪大梁,从下往上看去,浩浩荡荡的人群犹如一条巨大的白龙盘旋而上,又盘旋而下,直达墓地。母亲筑土为安后,孝子们跪了一大片,白花花的,一齐向母亲跪拜行告别礼,礼毕后盘起孝帕,纷纷离去。

我跪在母亲坟茔前,用手抚摸着堂门的每块砖,透明的水珠从眼里前赴后继滚落下来,双眼湿润,模糊成一片,鼻孔发酸,喉咙在哽咽。回想起过去那个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客人不敢来我家,谁来谁倒霉。每年八月十六日是母亲的生日,来家里做寿的客人也只是我姐和我妹,她们从牙缝里挤出点物资,一升米一封面孝敬母亲,仅此而已。门外狗一叫,她们赶紧钻进睡房,在屋子里躲藏起来,怕被人发现。附近的人也不敢和母亲打招呼,一打招呼就被批斗为“糖衣炮弹、腐蚀拉拢”,那就是“文革”时的苦难家史。

“现在有这么多人给你送葬,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来奔丧承孝,妈,你在地下好好安息……”

我挪动着步子,拖着沉重的双脚,一步三回头,挥泪告别了母亲的坟茔。到了大田梁,我停住脚步,遥望着远去的坟茔,一个时辰都挪不开步子。“是不是又吓掉了魂?妈,再也无人给我叫魂了,往后只有听天由命了。”眼泪扑刷刷掉下来,一切都模糊了。

后来的岁月里,我不断缅怀母亲。母亲教给我的,已融化在我的血液、灵魂里。母亲优点很多,温柔体贴、贤惠厚道、勤劳俭朴,尤其是最后这点,继承最深沉。一件新衣服,我能穿十多年,地上掉一粒粮食,无论是粗粮还是细粮,我都要把它捡起来,在衣服上一擦,塞进嘴里,嚼烂咽下肚。这是一粒粮,一颗汗,绝不能糟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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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学荣,一九四三年腊月初五生于佛坪县大河坝镇水田坪村,现住五四村余家沟,高小文化,一生务农。十年前开始笔耕,创作45万字的长篇小说《铁瓦寨》,10多万字的乡土散文、小说集《旧事散忆》。)


编辑:无敌           责编:王越美           终审:吴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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