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文/白学荣

母亲名叫赵春英，娘家是漆坪村赵家坪人。赵氏家族是大户，村里姓赵的四五十户，占全村总人口的一半。母亲是大户族家的姑娘，性情体贴温柔，朴实贤惠，勤劳厚道。

母亲年轻时有一双和善的眼睛，瓜米脸，皮肤白黄色，中等个子，有双小脚。生活很节俭，每顿做饭不漏掉一粒粮，地上掉一粒米，就要弯下腰捡起来，喂进口里。串门子的人来我家玩耍，她非要让人家吃顿饭再走。有客人来才做三顿饭，平时一天吃两顿，一稀一干。每顿饭先让我们吃，然后她才吃，饭不够，她就吃锅巴汤。经常饿肚子，她就提着篮子，挪动着小小的脚，去田坎地头寻野菜，丰富我们的菜谱。

母亲纺织手艺好，颇有名气，常揽些活路，一有空就上机子织布，夜里在铜油灯下纺线，一干就是通宵。没松壳子，就砍些干竹子，烧着做灯火。身边搁一盆冷水，浸着一条粗布手帕，疲乏很了，就用湿手帕擦一下额头。她用手艺赚钱补贴家用，自己却穿补巴衣服。做一件新衣，穿上好几年。回娘家走亲戚，才穿新衣服，回到家里，马上脱下叠好，放在箱子里。客人在家时，她换件好衣裳，客人走了，马上穿上旧的。哪怕生病也扛着，从不哼一声，不愿让人看到，也不捡药治。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家。家里没有什么好日子，除过一灶、一锅、两张床、两床被子、三条凳子，就是两间破烂的瓦房。天上下雨，房上就漏水，扯线线往下流。屋里挖了几条小水沟，让流下的水引向小沟，再从门槛儿底下钻个洞，把水从洞里放出去。一变天要下雨，母亲就急忙站在干檐坎上，用双手作揖，祷告老天，望老天爷开恩，可怜可怜我们一家人。

过年了，别家都贴对联，放鞭炮，我家穷，买不起红纸，贴不起对联。看到别人家放鞭炮，贴对联，穿新衣，我姊妹三人眼巴巴看着，都好羡慕啊。

母亲说：“你们仨去砍些毛竹子回来。明天有个老规矩，就是年三十日，院场上要生一堆火，表示来年日子红火。”

我姊妹三人，每人砍一捆，扛回来，在院坝烧起大火。湿竹子见火烧得油长流，噼里啪啦的火星子乱喷。既有声音又有火花，我们四个都兴奋了，大喊大笑，就把这当作火炮庆祝新年。

我们隔壁住着一户，房子是土改时从我家分过去的。离得这么近，他家锅里煮着红亮亮的腊肉，一股喷香的气味喷了出来，钻进了我们的四肢百骸。我们闻着好香啊，顿时嘴里就淌出口水，又赶紧把口水咽回肚子。因为鼻子里吸进了香的气味，这口水就是油水，不能糟蹋。

吃年夜饭了，隔壁邻居吃的香喷喷的白米蒸饭，满桌子的香菜、豆腐、豆芽、木耳、粉条、鸡蛋、鸡肉、猪肉。我家锅里烧开水，烧的菜是灰灰菜、水旱菜、牛舌头、水芹菜。透过水，加点盐，凉拌着吃，一碗玉米做成干饭，配着半碗米饭，也是一顿团年饭。可这也比平时的日子强多了，总算吃了顿精粮，算是最好的饭，哪怕每人一碗都没吃饱。母亲把蒸饭汤倒进锅里，用铁铲把零碎的锅巴铲净，干的捞出来分给我们，剩下的汤就是她的，她说饭不够，汤来凑。

隔壁邻居冯家对我们说：“过年哩，我看你们连油都没得吃。我想叫你们过去吃年饭，又怕别人知道，说我们走地主路线，我们不敢招呼你们，别多心啊。”

母亲说：“不操心，我不怪你们，我家这样过着也是挺好的啊，你就接我们去，我们也不能去，不能让你受过。”

1951年，寒冷的冬天伴随着年节慢慢离去。1952年新的运动又来了，叫做镇压反革命运动，凡是定为高成分家庭的当事人，都要站会场，接受批斗。父亲因为地主成分被判刑，母亲就是当家人，就要站会场，接受人们指手画脚的批斗。

有位民兵连长用手指点着母亲的面额说：“把你娘家给你陪嫁的金银首饰通通给我交出来——”他用指头敲打着母亲的面门。

母亲说：“我没有金银首饰，倘若我有，我当然要给你们交出来的，免得我中气。”

“你不老实坦白交代，有你的好果子吃。”

母亲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丈夫是个鸦片鬼，为吃鸦片连田地都变卖了，还有什么金银首饰？土改时，我家里你们都是翻遍了的，现在啥也没有。”

“你不老实，还强辩。你在墙边，我叫试试，我就不信你这么个顽固分子嘴巴一直这么严，你说你交不交？”

母亲说：“我敢发誓，我实在没有。如果我藏着不交，老天爷，你就打个炸雷，把我震死。”

“好啊，你又用迷信来糊弄我们……”他顺手一把拽住母亲的胳膊，把她推进了一座泥坑里。

泥坑约有一两尺深，皮面上铺了一层雪珠，像小小的银珠。这天是冬月初几，天暗着，下着雪，阵阵冷风呼呼吹来，脸蛋皮如刀刮般疼。开会地点在瓦窑子，是块大秧田坝子，田干着，田坎上摞着稻草。到会的人稀稀拉拉，有几十个人，有的摆头，有的摇脑。大家生起几堆火，围在火周围，小孩子把手伸向火，老人们一面吧嗒吧嗒抽旱烟，一面嘀嘀咕咕。

民兵连长把我母亲推向泥坑，母亲站立不稳，一跤跌倒在泥坑里，半个身子全是稀泥。我哭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人紧追不舍地要东西，母亲说：“你要的东西我没的，只有老命一条，你拿去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看你用枪打还是绳勒，你动手吧……”

那人咬牙关，卷袖子，眼露凶光，眼看就要动手。这时，从火堆旁站出来一人，大喊：“慢着！”那人赶到泥坑旁，伸出双手，拉住我母亲的胳膊。后面又来了一位妇女，身材魁实。两人合力把母亲拉到火堆旁，用火柴棒从身上往下给母亲刮着稀泥。母亲当时被逼得无路可走了，这阳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了，死亡的念头使她浑身战栗，不如一切都解脱了，一下子断了这口气，一了百了，至于娃们，只能听天由命了，她绝望地想。

那个救命的男人，后来娶了我的母亲，成了我的继父。

而后来站在火坑旁、替母亲出面说好话说的那个人叫汪家正，他说：“你这么做太损德了，赵春英一个女流之辈的，不过是跟着丈夫享了几年福吧了，她能干啥？你不仔细想一想，她丈夫鸦片烟瘾那么大，把她陪嫁的嫁妆都用来治田买地了，后来没钱买烟抽，又把田地卖了，变钱买鸦片烟，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杨春连违法，女人没违法呀！就算是违法，还有个法律管着，也轮不到你把人家往死里整啊，你太过分了！”

对方大怒道：“你包庇地主分子，你走的什么路线，你说？”

汪家正说：“我走的是共产党给的路线，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怎么啦？有罪吗？你能给我定罪吗？哼——”

农会主任汪加开从乡上开会回来，他一边擦着汗水一边问：“吵啥子呢？”

汪老汉把缘由告诉了他，汪加开说：“正哥说的对，杨春连有罪，被判刑，可是家里的妻儿老小有什么罪？再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什么好东西？一棒子把人打死，一旦逼出人命，那就麻烦了。往后我们做事，一要坚决按政策办事，二要教育人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记住，法律是国家的，不是哪一个私人的……”

汪家夫妇把我娘俩接到汪家湾他们家里。黑天上还下着大雪，雪花满天飞着，飘飘落地，一会儿地上积了半尺厚。我们大伙儿围在火堆旁烤火，汪大婶吩咐她儿媳赶紧上灶做饭。他们老两口在火堆边，给母亲身上剥泥块。大火把泥烤成了干壳，一剥一大片。

我母亲这时候才给我介绍说：“这位是你干大，这位是你干娘，你招呼一下吧。”

我说：“干大，干娘，为难你们了，今儿个帮了大忙了！”

干大说：“看看我说嘛，这孩子多么聪明，长得又漂亮。亲家母，这是你的盼头，往后再有多大的困难，都往孩子身上想。”

我妈嘴边挂着微笑，点点头，又说：“亲家，亲家母，你们帮了我两次大忙，我又怎么补得上这个情呢？”

干大说：“你们有恩在先了，若不是亲家照顾着我们，我那两个儿子无论哪一个，必须要去当兵，在战乱时期，还能回得来吗？现在都在家里，平平安安，娶妻生子，一家人团聚，多舒心哪！这个大恩我们永远都记得。人呢，做好事，积德行善，老天就会保佑，后人才有福分；一旦做缺德事，必定要遭报应的……”

饭好了，端上桌子，一看，雪白的大米、红亮的猪肉片，热气腾腾的春芽炒鸡蛋、咸菜豆腐干。这是把我们当宾客呀，这么好的饭菜，我们一时感动得不行。母亲数着米粒吃，吃得很慢。干大、干娘只管给我娘俩加菜，可我妈连一个肉片都没动。

二老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亲家母尽管吃吧。难道是你嫌做得不合口味？”

母亲摇摇头，连回答的话都不想说，只低头沉思着。

“你有心思，在想什么？是不是想着家里还有两个饿着肚子的孩子？你别牵挂，这些菜我们都准备的有，回去时带上，让娃们都尝点油腥。”

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喉咙里发出打嗝的响声。母亲碗里依然是那些饭。

我劝母亲说：“妈，你快吃，看，天要黑了，咱们回家呀。”

这时母亲说：“我想问你要点干净片片。”

干娘到卧室取出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布片递给母亲。母亲接过手，把布片摊在桌子上，把碗里的饭倒在布片上包起来，说：“二位亲家，别笑话，不是我舍不得吃，我实在吃不下去，气把我给嚼饱了。”

干大、干娘吩咐儿媳把剩下的饭菜用大木盒装起来交给母亲，“亲家母，这些饭菜带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母亲说：“二位亲家心意我明白，东西我不要，她姊妹俩饿不着，我走之前把饭做好，在锅里留着的。这饭菜说啥我都不能要，别看我没吃饭，把碗里的包着，那是我的剩饭，这不能糟蹋。”

干大、干娘犟得不行，非要母亲把饭菜拿上。她没有办法，只好接着，可是提了个条件，说：“要我把东西拿上，我答应。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们有棉花吗？”

“有。”

“把棉花拿出来过个秤，我拿回家，晚上搓成捻子，结成线给你们，以后你们织布方便。”

二人高兴得很，拿出了棉花，过了秤，又从屋里取钱，非要给母亲钱，母亲坚持不收，说：“我不找点活儿做，我一晚到亮睡不着。有点活干，这日光容易打发，能消磨我的苦愁。”

二人说：“亲家母，你好苦的命啊。”

“是啊，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家庭？这是人的命，天命不可违呀。”

我和母亲把饭菜带回家，哥哥、姐姐还在雪坝里张望着，苦等着我们。

“哥，姐，我们给你带了好吃的回来。”

母亲用指头使劲地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下：“就你嘴长。”她把木桶里的饭菜用钉子挂在楼下，把她剩的那碗饭倒进小挂锅，取掉的肉片放在木桶里，其他的装在挂锅里，掺上水，烧开，就成了哥姐的一顿饭，他们一人一碗多一点，吃得舔嘴唇，看样子只吃了个半饱。

第二天，天还没亮，隔壁冯家的鸡才叫了两遍，母亲就起床了，仍然把木桶的肉片全挑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把饭倒了一半在锅里，切了些烧过的野菜，掺和到米饭里，这是当天的早饭。还有一半作为中午的午饭。那些肉片被母亲切成碎末，放在锅里炼油了。炼过后，一并铲起，装在瓶子里，想吃了就用筷头剜一点炒菜，再少总比没得好。炼过油的锅母亲也不浪费，她把菜放进锅里，调上一丁点调料一炒，掺上水，下点玉米面，煮熟后就是一顿调和饭。吃完饭的锅一刷洗，把刷洗过的水再烧开，每人一铁勺，都喝了。虽说过得贫寒艰难，总算不得饿肚子。肉片炼的油，我们一直吃了几个月。这几顿饭让我们尝到了久违的鲜味。

从干大家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母亲就开始干活，吩咐哥姐给撕棉花，我给打松壳子。母亲用高粱杆缠上棉花，在桌上搓捻子，捻子搓了好几捆，一直干到天亮。早饭后带着我们去长坪工地干活。这里的二亩地全是平地，无牛耕就用人挖，母亲拿了板锄，锄刃六七寸长，哥也用板锄，刃子很短，像薅锄。娘俩弓着背，弯着腰挖地。我和姐姐捡地里的石头。

太阳落山了，母亲问：“饿吗？”

我说：“妈，我早就饿了。”

“你又没出力，咋能饿得那么快呀？”我哥拄着锄把，站着。

母亲催促我哥：“你快点挖！”

哥说：“我肚子饿了，挖不动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好，那就回家吃饭。”

母亲把剩饭倒进锅里，加了把柴火，用铁铲搥了搥，一人多半碗，最后轮到她名下，只有半铲饭。锅里粘了油腥，母亲掺上水，架上柴，用锅刷在油里刷洗，烧开，一人一铁勺清水，母亲又是那句话：“这是油汤，喝吧。饭不够，汤来凑。”

我家没劳力，又没收入，养不起鸡，喂不起猪，粮都买不起，经常吃淡饭淡菜。那时候人们吃粮食，都是像石头块块的青粮，食用时要加工碾碎。我姨从兰家山给我们送了一碗拳头大的青粮，母亲用衣服铺在地上，把粮块放在衣服上，再用石头砸成细末，精打细算着吃。

这样过了几天，母亲抽时间把干大、干娘的棉花全部都搓成捻子、纺成线。干娘、干大笑得合不拢嘴，他们给钱给物，母亲坚持不收。

干娘说：“你什么都不要，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上次开批斗会，要不是亲家救，我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我做这点活，都抵不住那份情。”

干娘叫干大上楼取了一吊大腊肉，硬要塞给我们，“娃们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拿回去给他们吃点油水，别把他们亏了。”

“我们家里穷日子过惯了，再吃上好的，那以后稀饭他们就挑食不吃了，惯势不得。他们小时候过点穷日子，长大后才晓得心疼粮食，过细米日子。”于是谢绝了他们的好心。

干大、干娘送了我们好远好远。我们走着，回头看看，他俩还在原地站着，一直转过马家坝小山嘴，被山嘴挡住了，才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1951、1952这两年，多亏了我姨家的帮助，我们家的情况才好了点。旱地人能挖，可是水田要牛耕耙，我表哥小名长狗，连人带牛给我家犁耙秧田。没有肥料，就插白水秧，可是秧苗不发，插几根就是几根谷穗，果短粒稀，一亩田只收三四百斗谷。旱地庄稼苗瘦，杆子细，果实小，苞谷棒似野鸡蛋大，庄稼越做越孬。二亩地能收三百多斗苞谷子，一年上公粮就要上交四百斗。我们人少，没劳力搬运，只有把谷子卖成钱上交，这样省人力。按市场价没人买，低了才有人要，同样的粮食，我们却卖不上钱。一年除上交任务外，只剩四百余斤，平均每人全年一百斤。后来母亲想了个主意，把苞谷炒成苞谷花当饭，既省柴火，又省时间，渴了就喝冷水，肚子胀起来，管饱。

这么生活了几年，全家人都生病，发烧，大便干燥，尿不下来。母亲也是这样，她急如火燎，请郎中来治疗，没钱捡药，只有打听偏方。我姨听说母亲有病，全家都是这样，就急忙赶回家，把栽的药材土大黄挖了一窝给我们熬水，喝了几遍，大便通畅了。

打那以后，母亲再也不炒苞谷花吃了。她盘算了一下，全年收的粮食除上交外，剩余的不够吃，她决定带上我出门卖工，给人家织布换粮食。我们走遍了汪家湾、小湾、庙湾、二里坡、漆坪村的朱家垭、湘子庙、公家坪、漆树沟，织布的活在户主家做，把纺线的活拿回家做，挣点粮食，有了微薄的收入，弥补生活上的缺口。有些人给我们布匹以抵工钱，这些布匹就给我们换季做衣服。

母亲为了抚养我们长大成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承受了常人未曾受过的痛苦。父亲告别了人世，他走了，母亲却挣扎着支撑这个贫困潦倒的家。她老人家被岁月磋磨得渐渐弯了身子，脚下没跟，走路不稳，行走要拄着木棍，不然就要摔跤。头发一掉一大把，稀稀拉拉，仿佛能数得清。面容黑黄色，原来乌黑的眼珠现在变成蓝色，没有一点儿光泽。双眼凹下一个深坑，脸上的松皮打成褶，皱纹一个连着一个，排列成行。颈项上、咽喉上出现三条白筋，直通下巴，没有肌肉，全是松皮。手腕有黄酒壶粗细，双手遍布老茧，手指上绽开裂缝，缝里渗出血迹。手背上看不见肉皮，只看青筋蹦起老高。

那时母亲四十多岁，可头发白了一多半，骨瘦如柴，看上去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困难的日子里她用双手劳作换来布匹，给我们做衣服，自己始终没有缝过新衣服，她说穿好穿孬，只要不漏肉，那就是福。她所穿的衣服全是补巴，几个冬天都没有穿过棉衣。给我父亲缝的那件棉衣，父亲没用上，母亲把它拆了，改修了两件棉衣，给我一件，我哥一件。

我们过着这样的穷日子，换作一个男子汉也未必能够撑得下来，但是母亲却做到了。不仅如此，母亲还特别有志气，不问谁索要东西，也不向谁诉苦，不论是亲戚和同情我们的好心人，所谓的一些小恩小惠，她都如数给以偿还。我姨叫她儿子给我们犁耙秧田，母亲主动提出给姨家织布，一坐就是好几天，难得我姨这么爱她。母亲给人家做手艺活，由雇主随意付钱，给算多少她都不计较。

有个人曾经在批斗会上指手画脚，恶狠狠地批斗母亲。那次他家女人拿了一包棉花叫母亲给搓捻子纺线，母亲丝毫没推辞，照样把活路接了。活儿做完后，捎了信，叫她来取。取完，母亲又把她留住，给她做了一顿菜糊糊。她连句谢承话都没有，好像是我母亲该做的。第三次开会时，她男人照批不误，还说我们是拉拢他。

我说：“妈，往后这种人别给他做啥了，他没良心。”

“这叫墙倒众人掀，狗撵斜坡羊。小娃家别插嘴……”

“我知道。”

那人脸皮真厚，占一回便宜上了瘾，第二次又拿新棉花来了。

母亲见她来了，忙拿了把薅锄，说要去坡除草。

女人命令着：“你把这东西接着，白天忙，晚上给我做。”

“我还接着别人的活路，晚上还做不出来。”

“你把别人的放下，先给我做。人家这几天就要来取，拿回去等着织布呢。”女人脸一黑，把东西撂到屋里，屁股一拍，转身就走，边走边说：“看你给我做不做！”

那女人的几句话把母亲逼得大哭，她哭诉咒骂阎王爷：“阎王爷，你眼睛瞎了，咋不把我叫去？我在这个人世间怎么活哪？不如一口气断了，我就再也不中气，不作难了。”

下午，我姨提着小笼子来了，一进屋，看到母亲脸上有泪痕，两眼通红，忙问：“姐姐，你又哭啥事？”

母亲摇摇头。姨握着母亲的手问：“你咋啦？”母亲道：“我吃了今天的中午饭，明天还能不能吃到？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她不说原由，我就把那女人咋说的、咋做的跟我姨道了一遍。当下姨就大骂：“狗尿的婆娘，你太欺负人了！”

“姐，她的东西来，我给她送去，看她奈我何。”“不，我给他做。妹妹，你也别得罪她，你把她得罪了，她把你没法，就在我身上出气。我们现在连人家的猪狗都害怕，别说人！”

姨叹了口气：“要么姐姐咱们挪一步，你说呢？”母亲说：“挪一步，往哪儿挪呀？挪个好地方也罢了，如果挪个搅家不贤的人物，待不得我的娃们，我反而讨气受。”

“这一点姐你放心，我托人打听一下缺儿少女的主户，离开这个地方。”

姨从笼子里取出了三兜白菜、一方豆腐和一节肉，说：“姐呀，你都瘦成啥样子了，这样下去，你还想把娃们经管大呀，我都替你犯愁。我给打听，人挪一步活，草挪一步死。”就这样姨用心地打听去了。

赵家家族大，姑娘们多，这余家沟也有我一个小姨，是我妈的堂妹。她婆屋姓张，姨夫叫张明华，是个篾匠，经常外出做篾活，常去柒坪一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回家告诉了我小姨，有我小姨穿针引线，把我们一家引荐到白家。我的继父就住在余家沟，和我小姨家是门对门。

白家家里四口人，头上有两位老人，一位是我继父的父亲，还有一位是我继父的叔父。继父娶过两房女人，都死了，膝下无子，只有抱养来的两岁小女孩。为了摆脱受人欺负的困境，母亲答应改嫁。1952年腊月中旬，母亲来到白家，和继父结了婚。从此我改了白姓，取名白学荣，我哥仍是杨家的继承人。远离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故乡柳树垭，我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

我不能不回想起我姨、我姨夫、汪家正干大、姓熊的干娘以及汪家开。这几位善良、有良知、说公道话、乐于助人的人，帮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虽然他们都不在了，但我永远记得他们的好，我祈祷上苍，保佑他们的后人一生平安。同时我还要感谢李再兴老人，没有他的提醒，我父亲必遭毒手，死在那个屠夫的刀下。

我们未到余家沟时，我姨拿着棉花包去那女人家还东西。那两口还在吃午饭，见我姨送来棉花包，端上碗就问：“线纺出来了？”

我姨说：“纺出来了。”

女人拎起包袱扯开一看，就发大火：“咋不给我纺，为啥不给我纺？”

我姨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你们把人家折磨得住不下去了，人家要搬走了，我把原物交还给你。往后你看谁家好欺负，你们就拿去叫谁家纺。”

男人说：“还是没整好。”女人拎起包袱，甩了老远。

我姨知道他家的底细，就说：“一碗米养出来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你恩将仇报，想当初磨石沟的乡丁来拉兵，把你绑住拉到瓦店子。你父亲发了疯似的去柳树垭找杨春连保释。杨春连写个字条，叫你父亲拿上去瓦店子交给乡丁，才把你放了。不是人家杨春连保你，你恐怕在战场早就挨了炮子。现在你们还折磨人家，哼，你娃没有好下场。”

没想到姨的话应了验。1954年春，他们一家子修房，拆旧换新，挖的挖，撬的撬，帮忙的人很多。有个邻居把木棒穿进墙上的牛子眼，往外一撬，墙不向外倒，反而倒向屋里，塌在那男人身上，身子被砸瘪了，内脏从粪门里挤出，死相惨烈。他的女人缺了丈夫，改嫁了人。人们纷纷议论着：“他不做好事，遭了报应。”

1953年春天，继父送我上学，学校在山梁那边的红花寺。第二年，我转学到大河坝后坪中心校，1958年小学毕业，考上佛坪县初中。冬天，农村开始吃集体食堂，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各家各户的农具都被收为公有，自留地、柴山一切都归集体。生活非常艰苦，一天两顿饭，每人一顿二两半苞谷面，干萝卜、秧子菜、苕藤子为主粮，添上食盐，铺满锅，全是黑汤，就这样还没多的，一人最多两碗。农村的好劳力全部调出去搞建设，修居民点，修公路，挖铁矿，炼铁。在家留守的老人、妇女承担着农村复杂而繁重的农活，每天汇报当日进度，报不上进度的，上级就来人在群众中找典型，召开大会，以点带面，发动批判。

余家沟九户为一个组，用一个食堂。继父任第二生产队副队长，兼任余家沟组（二组）组长。他是个特别勤劳的人，走在人前面，一到工地就动工，等别人到工地时，或挖地，或薅草，已经干了好大一片。鸡一叫他就催人上工干活，天不黑不收工。对有些投机取巧、迟到早退的人，他不给留一点面子。谁做活磨洋工，在工地上打插，他当场就破口大骂。

人们常说：“话有三说，巧着为妙，轻轻说话不费力。”继父贫苦家庭出身，作为一个老农庄稼汉，他没有本事用巧言巧语说服人、教育人，看到不顺眼的事，只好用高喉咙、大嗓子吵人。他脾气火爆，把活路抓得紧，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人，但他的优点是不贪财好利，一身洁净，找不到被人挑剔的地方，被得罪的人拿他没有办法，只有把气憋在心里。上级也就是生产大队长对他很器重，给他做了个总结，说他是公而忘私的人。在按劳取酬的政策规定下，只有多劳才能多得，继父把母亲安排在食堂做炊事员，每天挣七分工。但万万没有料想，有人利用这个突破口大做文章，说继父霸道，把地主婆安排为炊事员。

1958年佛洋并县，大河坝改制为管理区，属洋县酉水大公社管理。在酉水大公社的四干会上，继父受到批判，被撤销了队长、组长职务，母亲也就不是炊事员了。继父离职后，没有消极应对，依然按照在职期间的劳动习惯，上工早，收工晚地劳作。没有权力，人们不听他的了。生产进度慢了，效益差了，产量下降了，上级督促要日进度，下面就谎报数字，尽说些虚伪的数字。而被继父得罪的那些人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借此机会给我母亲加上地主分子帽子。尽管如此，继父的“老毛病”还是不改，每天鸡叫起床，天没亮就上工，吆喝一条沟，人们恨透了他，说老烧料子二杆子充楞，在工地公开和他干仗火。我想这可能是他勤劳的本性。

由于家庭困难，生活接济不上，我被逼休学回家劳动，亲眼目睹了那些偷奸耍滑的人对我继父的人身攻击，我忍受不了，一气之下就想据理反争，却想起母亲告诫我的一句话：忍字忍，饶字饶，忍字更比饶字高。我只好忍下了一口气，没有和他们争辩。可是收工后回到家里，继父大怒，说我看水流舟，看他的笑话，不是我们这一家人。他后悔了，说不该和我们成为一家人，还提出要分家，各过各的，互不牵连。母亲气得放声大哭。

房子是继父的，上无寸瓦，下无寸土，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只有忍气吞声，任凭继父发气发个够。我垂下头，沉重地思量着：是呀，继父说的没错，我既然成为他的儿子，为何不挺身而出，去维护继父的尊严呢？这是我的错。这次他们占了便宜，一定会得意忘形，也就会有下一次。继父督促人做活的脾气不会改，争吵势在必然。果然后来有人在薅二道草时磨洋工，继父平生见不得偷懒的人，他见有人打桩，就一声吼：“别打桩，要打桩，回家去！”

这么一说惹下大祸。对方回答：“你是啥？你是老几？你是下台干部，你没有权利教训人，你的家是一包大杂烩，复杂着哩！”

我一听，七窍冒火：“我大说的没错，你是来干啥的？你回答我——”

他说：“我干啥不干啥，与你啥事？你没资格干预我。”

我说：“谁有资格？今天在此劳动的人都有资格指出你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别人都闷着头做事，你站在地头谝闲传，说笑话。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说话的？你不但不做，还影响其他人，你要不要工分？你吃不吃饭？”

“我吃我的，没有吃你的，你混账至极！”

“那我问你，你吃的粮食是劳动出来的，还是谝闲传谝出来的？你这种思想意识才是真正的一包大杂烩呢。人在工地不劳动，出工不出力，存心混工分。你的这种行为，就是新生的剥削阶级！”

众人一起说他，他无言以对，只是从此就撒下了仇恨的种子。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大力宣传贫下中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力支持和树立贫下中农的绝对权威。在这场运动中，我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人举报我打击贫下中农，受到批斗。

1969年冬，我报名去修路。工地在金竹园县城外六十里，也是我出生以来出门最远的一次，一月出工三十天，早出晚归，抬石头，砌石坎，悬崖上打钢叉。上工地前大家都写了决心书，我在决心书上写下一首诗：“离开了爹，离开了娘，去到遥远的工地上。天当房子地做床，手握铁锤日夜忙。康庄大道通天涯，争当祖国的好儿郎。”决心书张贴出去，被评为全营第一，受到表扬。

由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上级要求加班加点。打炮眼是定额工，三尺深为一米，记十分工，多劳多得。我家家口重，就得多干才能多得。天黑收工，由标验员检查功效记账。我们做重活，平均每月挣四千多分，到开年三月春种季节，我们回家，公路单位上开出介绍信，盖上公章，到年终决算时，我四千多工分被砍掉两千多，只余两千多分加入秋季决算分配。

我为了继父的尊严说了几句话，得罪了人，丢了人家的脸面，伤了人家的心志，到后来我处处受人压制，给母亲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每次开评审会，对方就指桑骂槐，指冬瓜说葫芦。我们无可奈何，只有干受着。母亲不仅在外边受气，在家里继父也大为不满，说我们给他带来了不幸，我们是扫把星，是灾星。母亲在夹缝里过日子，偏偏倒倒的身形，跌跌撞撞的样子，叫人多么担心。每次母亲去开受气会，我哥俩换着背去换着背回来。

我们的生活也很紧张。农业学大寨时年终分配实行三定标准，玉米地区最高口粮不能超过383斤。我家全年口粮没达到人均最高指标，达到过350斤，但是平常都在320斤左右，平均一人一天不到一斤毛粮。尽管细米着，以玉米糠、麦麸子为主粮，多搭菜，少下粮，还是接不住茬口，只得借储备粮过日子。今年借下的明年还，明年借下后年还，年年吃粮狗攒账。母亲以为自己是个累赘，尽力让我们吃饱，自己少吃点，只要不断顿，饿不死就是万幸。

生活艰苦，劳动没有白天黑夜，强度不断加大，处境却依然不好。我们分队以前是一个队，土地辽阔，分布在三山两沟之间，大家住得也分散，每去一处工地，都走五六里路。羊肠小道曲曲拐拐，爬坡上岭，在路途中就起码要耗费一两个小时，还要携带许多工具，像马灯、薅锄、板锄、扁担、粪箕等。迟到就要罚工，晚间只有两三个钟头休息时间。

1965年冬，我外出大河坝修公路。工种是抬石头砌坎子，八个人抬石头在磊子上摆不开，只能用四个人。为了突出自己，好好表现，我抢着干这份活，四个人抬的石头我们两个人就抬上了磊子。累得吐血，回家后半个月茶水不进，两个月卧床不起，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就连心肠最硬的继父见我这样，也禁不住痛苦失声。队上的人以为我装病，来探视，一观真假。母亲把血盆端出来，来人一见，便吐着舌头摆着头，说：“坏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坡上的老鸦哇哇地嚎叫，人们纷纷议论：“那是在叫白学荣呢，白学荣不行了，吐血不止，半个月起不了床。”妻子忙前忙后，给我煎药，给家做饭，我哥四处请医生捡药。母亲整夜守护在我身旁，眼睛哭肿了，眼泪也干了，整天嘴里哭喊着神灵保佑。继父也嘀咕道：“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不活了。”

四处请医生，疗治也无效，妻子无奈地说：“这咋搞啊，只有再去请陈先生。”陈先生名叫陈元德，家住在王家沟，是位出名的中草药先生。他来给我看过三次，也毫无办法，妻子急得作揖下跪，他只好勉强答应了，说：“这都是在尽心。”便号了脉，又说：“我只给你看这一次，死马当活马医。”便开了副药。我哥拿着处方去街上药铺，放趟子去，扯了趟子回，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取回来后，按照陈先生的嘱咐，把干净布放在药里浸泡，服用时把药布再摊在我的喉咙上，再用药勺喂药，徐徐服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通夜，我才止住了吐。又去请陈先生，给老先生报喜，陈先生大喜，高兴极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次病，包括陈先生在内，我一共看了七位医生。我病好后走出家门，有不少人当面说：“白学荣呀，你这次去阎王殿里走了一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了成分论，这个紧箍咒被废除后，不存在阶级，不存在成分，人人平等，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好日子来了，我哥却出了意外。1980年正月十四日，为抢救山林大火，被大火烧死，生产队举行追悼大会，并办了公葬仪式。我曾晕倒不省人事，由邻居背着到了曹家梁，经医生抢救方醒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精神恍惚，吃饭无味，整天沉浸在痛苦之中。母亲见我伤心悲痛过度，安慰我说：“儿啊，你别太伤心，怄坏了身子，咱一大家子又怎么办？你头上还有父母，膝下还有妻室儿女，他们又靠谁去抚养长大？你看你哥是我的大儿子，我都不怄气，人死不能复生，怄气不能做啥。我和你大都要靠你养活，百年后还要靠你养老送终哩。”她微笑着给我擦着眼泪，没有哭，把悲痛憋在了心里。

有一天，门前路过一个陌生女人，雪白皮肤，长条脸，高个子。狗狂咬起来，母亲拿着木棍吆喝狗。那妇女问：“这到大河坝街还有多远路？”母亲说：“五里路，到屋里坐吧。”那人不客气，走进堂屋，坐在火垅旁凳子上。我垂头，无心思招呼她。那人笑眯眯地打量我，问母亲：“这是你儿子吗？”“我小儿子。”“他成家了没有？”“成家了，娃们都一大堆了。”“他媳妇呢？”“去对面坡上打猪草去了。”“你儿子面黄肌瘦，好像有病？”母亲叹了口气，说：“大儿灭坡火时烧死了，我这个小儿就是因他哥被烧死，才怄成这样。”那女人说：“我看他是掉了魂了，从他的面相看，魂魄早已走远了。”母亲顿时吓得脸就变了，急忙说：“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那人说：“办法有！”

母亲急忙洗锅，架火，做饭，打了五个鸡蛋，下了一把子面条。那人饿极了，一气子吃了三大碗。饭后，她叫母亲打一碗净水，自己吸了一口噙着，伸出右手手指和中指在我额头上画着，嘴里滴滴咕咕地念着咒语，听不清楚名堂，然后噗嗤一口水喷在我的面门上。水珠钻入眼睛，我感到辣乎乎的，好像花椒水进了眼内，疼急了，大叫：“眼睛烧！”疼痛很快消失了，她用冷水冰一下，又喷了一口水，双手翻开我的眼皮，伸出舌头，在我眼睛里舔了一遭，顿时我感到眼睛好了，清明了。她说：“这解救方法是暂时的，要提阳火，他的阴气太重了。”

母亲千恩万谢，听到这话，额头冒出了汗珠，浑身颤抖着，“请你千万积个德，行个好，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大家子都指望他养活呢。”

“行行，我给你说个硬办法，你去找七个狗脚印往回走的泥，从头顶剪一撮头发，剪下左手、左脚指甲，把这些东西拌在泥里，搓成泥团。迈出大门，数七步，把泥丸放在第七步的位置，让患者在一个同位置站定，再用泥丸在病人的面门、胸部、膝盖各滚三下。找来十六两的老秤，用秤钩钩住病人胸前的纽扣，左手握泥丸，右手握称杆，叫病人小名，一叫一应，边叫边往回走。回到家里，准备一刀黄表纸三柱香，在七步的位置上，先烧香表，口里祷告：南斗六星，北斗七星，福禄寿星和五方五帝护送……人的三魂七魄附归本身。念完之后，用泥丸包一颗鸡蛋，在病人的面门、前胸、膝盖各滚三下，随后把泥丸放进熊熊的大火中，猛烧约一小时，再掏出来剥开蛋壳，看鸡蛋内部的变化，让病人把蛋吃了。叫魂人手摇门闩，脚蹬门槛，连叫三遍，每遍都要用大拇指往上捋三下，上中下往上提，上述程序完成后，把泥丸甩在十字路口，别往后看，转身就回。程序复杂，细心操作，阳刚之气必旺也。”

“这是有神家保佑，我儿该好了。”母亲叫妻子上楼，取了块大肉煮着，好心招待救命的客人。客人吃过饭后，对我妈说，“你这个儿子有福，长了一脸的福相，以后必将四福同堂。”

父母把她送得很远回家，我一身酸困无力，提不起脚，我妻子去寻找叫魂所需要的东西。东西齐备后，母亲按照术士说的方法操作。从那禳解后，果然效果奇特，逐渐全身有力，饭量增大，再不丢盹，打瞌睡了，人也有了胆量。

土地下户后，我家庄稼收成好，可是手头上还紧张，缺钱用，无钱付术士费用。母亲急得团团转，妻子安慰说：“妈，你别急，我把娃们上学的学费钱拿出来，给人家当工夫钱。”

母亲说：“那，娃们上学的钱又咋当呀？”

我妻子说：“我俩去坡上挖何首乌卖钱，也就有了学费了。”

把几个娃子的学费钱集中起来，总共五元五角钱。母亲拿着钱，拄着棍子给术士付钱。

术士说：“你们一家人太贤惠了，好，我收下，往后你全家人平平安安，百事百顺。”又说：“我收五元，给你们退五毛，就等于给你们进个财。”

母亲和妻子千恩万谢，送术士出大门外。术士很高兴，临走前回过头，又说：“我再给他收拾一下！”她双手在我面门上捋了三下，又用嘴吸了三口，说：“好，往后大吉大利，百事顺意。”

那个时候，家里人口多，全家六个小孩、四个大人吃饭，压力承担在我夫妻二人肩上。妻子半夜四点多就起床做饭，我们六点起步上工，步行二里多路，中午在工地上吃蒸红苕，星星露头才收工。因为失去了一个大儿子，母亲无心休息，食欲日渐减少，只好用劳作的时间打发痛心和思念。她拖着病体在家给孩子做饭，做家务，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个子宫脱出的毛病，她不能站着行走，只能跪着走。

看到母亲痛苦难受的样子，我们好不心酸，都劝说道：“妈，你少劳作，多歇歇。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了，政策好了，家里日光也好，又不缺吃的，你一辈子是受尽磨难的人，现在应该享福了，好好将息身体，争取多活些年头，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啊，是啊，苦日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我高兴，我想做。八十老，团团转，一日不死，要吃饭。我帮你们多做点，你们就少操点屋里的心，多做点坡上的活。”

尽管日子好过了，被人指指点点的时代消失了，人的社会地位平等了，我们终于活出了个人样子，可是骨瘦如柴、饱经风霜、历经艰辛的母亲，因失去了自己身上掉下的一砣肉，而得了怄气伤肝的病，病情一日比一日加重。

1980年腊月，母亲病入膏肓。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刮来，梨花般的雪片随风飘荡，漫天飞舞，房檐上的冰棱吊吊一个挨着一个，刺向结了厚厚冰块的大地。遍山盖上了一床洁白色的银被，竹林的青竹压弯了腰，发出噼啪噼啪的爆炸声。北风呼啸，大风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屋子里的灰尘到处飞扬。火桩架满了干柴火苗，吹扭秧歌似的摇摇摆摆，我给母亲铲了一盆炭火放在床下，然后睡在母亲的脚下，双手抱住母亲的一双小脚，暖在我的胸前。

腊月11日下午，母亲进入昏迷状态，她靠在我怀里，我抱紧她的病体。老人家断断续续地说：“祥顺（我的小名）、土烈（妻子的小名），我的帽子害了全家人，让你们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幸亏叫国家摘掉了，以后就不受人指指点点了。你们要给儿女们说，长大后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便宜的不要，浪荡的不收……”

“妈，我知道。”

这时母亲喉咙管里咯噔一响，头一偏倒在我怀里。我痛苦极了，放声大哭，整个屋子哭声一片，年迈的继父哭得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你太苦了，苦了自己，照顾了家人。”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扯着她的衣服，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婆啊，你醒来，我们不要你死，我们要你活着，给我们做饭吃。”

母亲拖着病体，和她的儿孙们永别了，终年七十八岁。我望着她枯瘦的面容，心如刀绞。老人家一生任劳任怨，没有和人争过嘴、吵过架，她以“忍之忍、饶之饶，忍字总比饶字高”这句话约束自己，无论是在水田坪，还是余家沟，别人如何恶毒攻击她，她总是忍气吞声，不做辩白，咽下最大的委屈。

母亲出殡那天，百十号人上路送葬。孝子五十多头，过了门前过沟，爬了对面坡，到了野猪坪大梁，从下往上看去，浩浩荡荡的人群犹如一条巨大的白龙盘旋而上，又盘旋而下，直达墓地。母亲筑土为安后，孝子们跪了一大片，白花花的，一齐向母亲跪拜行告别礼，礼毕后盘起孝帕，纷纷离去。

我跪在母亲坟茔前，用手抚摸着堂门的每块砖，透明的水珠从眼里前赴后继滚落下来，双眼湿润，模糊成一片，鼻孔发酸，喉咙在哽咽。回想起过去那个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客人不敢来我家，谁来谁倒霉。每年八月十六日是母亲的生日，来家里做寿的客人也只是我姐和我妹，她们从牙缝里挤出点物资，一升米一封面孝敬母亲，仅此而已。门外狗一叫，她们赶紧钻进睡房，在屋子里躲藏起来，怕被人发现。附近的人也不敢和母亲打招呼，一打招呼就被批斗为“糖衣炮弹、腐蚀拉拢”，那就是“文革”时的苦难家史。

“现在有这么多人给你送葬，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来奔丧承孝，妈，你在地下好好安息……”

我挪动着步子，拖着沉重的双脚，一步三回头，挥泪告别了母亲的坟茔。到了大田梁，我停住脚步，遥望着远去的坟茔，一个时辰都挪不开步子。“是不是又吓掉了魂？妈，再也无人给我叫魂了，往后只有听天由命了。”眼泪扑刷刷掉下来，一切都模糊了。

后来的岁月里，我不断缅怀母亲。母亲教给我的，已融化在我的血液、灵魂里。母亲优点很多，温柔体贴、贤惠厚道、勤劳俭朴，尤其是最后这点，继承最深沉。一件新衣服，我能穿十多年，地上掉一粒粮食，无论是粗粮还是细粮，我都要把它捡起来，在衣服上一擦，塞进嘴里，嚼烂咽下肚。这是一粒粮，一颗汗，绝不能糟蹋啊。

（白学荣，一九四三年腊月初五生于佛坪县大河坝镇水田坪村，现住五四村余家沟，高小文化，一生务农。十年前开始笔耕，创作45万字的长篇小说《铁瓦寨》，10多万字的乡土散文、小说集《旧事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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