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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窗高鸿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袁广斌 时间:2022-05-13

文/袁广斌


  我与高鸿出生在同一条塬上,两村相距五里路。村子的右边,都紧挨着210国道。我小时候,这条路不叫国道,叫西包公路,从西安直通包头。更早的时候叫什么公路,我不得而知,只知道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十几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关于塬,我经常得略微费点口舌,向朋友们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地理概念。我的故乡交道塬就是一条宽约一里、长达20多里的窄塬,一条公路从塬的中心穿过,串起沿线两边十余个村子。有的状如叉开五指的手,从我们村子西望,几十公里开外,就有一条塬名曰中指塬,还有的宛若树叶,线条优美,饱满雍容。
  虽然我与高鸿的家相距不远,但直到初中毕业都互不认识。我的姑姑家与高鸿家只隔一条公路,分属一个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直线距离也就三四百米左右,而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姑姑家的常客,因此,我和高鸿小时候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而是缺乏相识的机缘。
  我上高中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开始,学制还是两年。高鸿长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但教室离得很近。因为来自同一个乡镇,也因为语文成绩都很突出,所以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那时住的宿舍,是那种一排二三十孔的单层窑洞,面朝东方,而高鸿为了住得好一些、打扰少一些,就自己想办法,借了不知道哪位老师的办公室。那是一长溜南半边供教师办公、北半边供女生住宿的砖窑或者石窑,与我们男生宿舍位于同一条线上,只不过中间被一条通往后山的坡路隔成两段而已。
  那时的学生,许多人都会吹拉弹唱。每天下午吃完饭,晚自习尚未开始,笛子、二胡、口琴、小提琴、手风琴的杂乱合奏便会迅速响起。笛子和口琴,我小时候都学过,但都不是强项,唯有嗓音天生与众不同,故而每天撂下饭碗,就在宿舍里面或者门前,放开嗓子高歌,所唱无非当时的流行歌曲,却总是引来周围宿舍诸多同学的围观与应和——很奇怪那时为何如此没有拘束。
  日子久了,才发现在下午唱歌的队伍中,偶尔也有高鸿,他的拿手歌曲与我的有所不同,但我深刻地记住了他唱《白兰鸽》的样子——面带笑容,腔音浑厚,一对大花眼貌似不敢看人,只是毫不动摇地望着前方……
  高鸿借住的窑洞,与公共水龙头近在咫尺。有时洗碗或者打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顺路去一下他的房间,问问他的复习备考情况,或者谈天说地。如果是在夜间,聊得久了,怕回到宿舍影响其他同学睡眠,便会在他床上挤一个晚上。那是一个文学复苏的年代,当房子里还有其他趣味相投者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自然地谈及文学,谈及自己刚刚偷空读完的某篇名作,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朦胧而美好的作家梦。
  后来我上了大学,高鸿却因为数学或者英语成绩太低而拖了后腿,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尔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家庭经济支撑不了他继续补习,他也决定不再“吊死”在高考这棵树上,而是顺天服命地进入一家陶瓷厂,当了技术工人。
  我曾两次去过高鸿的家。第一次,是在高中时的假期。我们那地方缺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地下水位的降低,老辈人打的水井一口一口地干涸了,吃水通常要靠男人们一早一晚到沟里去挑,孩子们放学后两个人抬一桶,也是一种补充。那个假期的一天晚上,我要给家里拉水,想到多日未见高鸿,就跳过最近的村子,把架子车拉进了他们村。他家与机井院子斜对面,他也正好在家。我小坐了一会,觉得他家里人在,也没有更多可聊的,就起身告辞。他帮我用小铁桶往嵌在架子车上的大水桶注满水,又帮我把架子车推着走完村口一段几十米的缓坡,才依依惜别。
  第二次去他家,是去参加他的婚礼。具体的情景,现在都已经忘记了。
  他在陶瓷厂工作的时候,有个星期天我专门去拜访他,在他家里吃了一顿家乡风味的手擀面。我们在满眼秋色中聊了多半天的文学,因为我上的是大学中文系,每天都在疯狂地读小说背古文,对写作充满了兴趣。而我觉得他的作家梦,比我的还要鲜亮。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故乡一所山区中学教书。那时的通讯用“困难”二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而与高鸿联系极少。直到我在当了三年高中语文教师后,调入大学母校当编辑、记者和写作学、摄影学教师,才有了再次与高鸿相聚和交流的机缘。那时,他已成为那家陶瓷厂的副厂长,是响当当的技术领军人才。他在紫砂壶壶坯上写字、作画,虽只寥寥数句或疏疏几笔,却笔法老到、神采飞扬。那字,舒展而洒脱;那画,简约而风致。短短数年,我天天想的是如何编好报纸上好课、怎样才不误人子弟,而我的朋友高鸿,天天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进步,已经在书画艺术方面,令我刮目相看了。
  那次分别时,他赠给我两尊烙着他书作和画作的方形陶壶。可惜那两只陶壶,在我的书架上摆放了没几年,便先后被来访的朋友掳掠而去。
  再后来,不知是在哪一天,忽然听朋友说起高鸿,说是因为企业用人方面的原因,高鸿决定舍弃原职,去外地发展。他这一去,又是十多年不曾相见。大约八九年前,我担任陕西省内一家学术机构的副理事长,在一次研讨会上,来自咸阳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朋友王三龙,听说我是富县人,便问我是否认识高鸿。这一问,把我和高鸿断了多年的联系,再次续起来了。
  后来,高鸿先后向我寄来了他的作品《农民父亲》《沉重的房子》《一代水圣李仪祉》和《南泥湾》等,寄来了他主编的每一期《西北文学》。
  再后来,我通过不同途径,不断读到他的散文和报告文学。
  直到去年,我才终于又与高鸿在延安见了一面。而此时,他已著作盈尺。俟后,又闻知他当选一市文联之主席。
  高鸿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大了。


编辑: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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