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爷爷去世，对他的印象是墙上挂着的画像，核桃木的框，普通白底素描，瓜壳帽、留着不是太长的山羊胡子。听奶奶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就留着，怕被抓去当壮丁打仗，一留就是好多年，直到去世……
1947年，解放县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爷爷奶奶拖着刚刚出生的大伯，随着逃难的人群，躲避至离家十多里的大山里，除了应急的干粮细软，还带了一只山鸡，适逢兵荒马乱的年代，逃难还带着山鸡，多数人都不理解，爷奶也不解释，自顾自地带着山鸡和大伯。
爷爷一直将山鸡养在家里。这山鸡也怪，五谷杂粮啥都不吃，唯独吃绿豆，也只吃绿豆。平日，就在家里的箱顶上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一有生人进屋，就嘎嘎大叫。
1956年，城里最有文化的寨山王老师，已经给大伯打不了“方子”了（写毛笔字临摹的帖子），爷爷抽着水烟，眯着眼睛，“吧嗒吧嗒”，看着在自己摊位前练字的大伯，心里有了片刻的舒坦。眼前的混小子在他的棍棒之下，文理越来越高，老二现在也开始跑了，家里的老坟和宅基地都被新上任的县长审批了，他虽不识字，但办手续时人家说县长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这是正规交税的，等光景再好上几年，箍上几孔新窑，就踏实了。前两年土改，自己已经被评上贫农，那会以500块现大洋从惠财主买的窑洞，热气腾腾，反倒是惠财主一家七八口，就只有一孔窑，一间柴房，城内城外的地都给充了公，光景过得不如日月一烂包。想想这，手里的水烟“吧嗒”得更有劲了。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家里也不例外，爷爷饿得浑身浮肿，奶奶手巧，用枣核磨成面，和着麸子，蒸出来，不知道叫啥名字，但是吃完不容易消化，即使这样的东西，也基本上吃不到了。后来没办法，奶奶就去城郊农村的地里，带着二伯（大伯是读书人了，不能让孩子丢脸），去挖别人地里剩下的白菜帮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主人都不让，偶尔碰上那么一家好心人，看见孤儿寡母的，会让掏那么几颗白菜帮子，奶奶拖挪着小脚，带着二伯，挖回来，全家做着吃，总之，一家人总算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活下来了。
1968年，“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陕北的小县城也不例外，大街上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一层摞一层，全部都是用白面和浆贴上去的，陕北话叫（面冉子）。爷爷不识字，可字写得却是极好，而且不用打格子，直接就写，和霍家的老头两人负责东门外，老霍头贴，爷爷写，又快又好。一个下雨天，爸爸放学回家，刚把门帘掀起来，就看见爷爷和奶奶都坐在炕头，炕上铺着一块布，放着两个破瓦罐，瓦罐外还好像沾着泥，正在那里数银元，一摞一摞的，炕头上不知不觉堆起来了一座小山。红小兵和红卫兵正在挨家挨户讲解政策，“破四旧”，家里藏着银元，就是守“四旧”。爷爷奶奶怕给孩子丢人，主动上交。一块现大洋换一块人民币，当时最大的钞票面值是10块，总共换了三千，整齐地码在箱柜顶上，整整三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有县长签名上过税的祖坟和宅基地也出现问题了。土改还在继续，村里将祖坟的那块地没收，没有理由，就近原则，你可以继续使用，但土地归村里的农民所有，以后祖坟再往进埋人，要征得主人家的同意。原来从惠财主手中500块现大洋买的窑洞的上面，准备再箍三孔石窑，也因为窑顶的邻居不同意而作罢，爷爷也病倒了，生病的日子，奶奶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鱿鱼海参，专门请县招待所的大厨加工，病榻上，爷爷长舒着气，满足而又略带遗憾地说：“这辈子没白活，也是吃过鱿鱼海参的人啊……”
爷爷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只是在与父亲的闲聊中会说起，父亲的记忆也不深，撂下他的时候只有13岁，再就是在奶奶去世前的絮叨中回想起许多，记忆也不深刻，那会自己也是13岁。即将步入中年，反思这前半生，祖辈父辈带给我们的或许就是这些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想起，但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影子，即使是碎片化的记忆残存，而家风、门风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一代代地流传……很庆幸，自己能独立思考、辨别是非，这就是一个家族流传下来最宝贵的东西吧……
编辑：刘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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