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想起他，依然会想起金黄的苞谷和那个丰收的季节。
1982年的秋季，那是土地承包到户后迎来的第一个金秋，农民冯积岐独自种植的秋庄稼也成熟了，一家大小正火天火地地掰苞谷。当时，在《延河》当编辑的我去看他，听说他很能写，不过都是些广播稿子。我下乡组稿，是有枣没枣都要打三竿子的，便拜访了他。头一回给我的印象是:人很瘦弱，面相有点冷，性格沉稳，不是那种见了编辑就火辣辣的汉子。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家院子又窄又长，两绺儿房子东西对开，一间紧挨一间，全挂了白门帘，好像进了县上的小旅馆。属于冯积岐的那一间是关中农村常见的厦房，倒满了苞谷棒。我是踩着苞谷棒上了炕，与他直面而谈。新苞谷的奶香味直掺和到我们的话里。话题当然离不了写作。他的一摞翻译书籍沉默在炕头，使我明白主人涉猎很广，最爱的是俄罗斯、法国名家的小说。
夜深了，他终于赧羞地拿出他的三个短篇。我挑了一个，叫《捞桶》，写分田到户后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这篇处女作发表在1983年5月的《延河》上，题目改为具有作品中人物重续关系意味的两个字:《续绳》。当月召开的全省新作者座谈会上传开的文学新人里，就有冯积岐的名字。会后，受了鼓舞的冯积岐，长了新的勇气，隔三差五给我投稿，前后共投了七八篇，结果收获的是一封封倒霉的退稿信，但他没有因我的打击转投他人，或者不写小说。后来他说，他认定的事情不会放弃，他会固执到偏执的地步。有一天，我读了他寄来的稿件后，激动得不能自已，感情奔放，至今还记得我给他回信的第一句话:“祝贺你写出了这么好的小说!”这篇小说叫《舅舅外甥》。后来《小说月报》转载后，上海“五角丛书”和一些小说选本又纷纷选载。
此后几年，冯积岐的人生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他被陕西省作协特招为编辑，再转为专业作家。这是我省作协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冯积岐进步更快，作品年年飞跃，常有小说在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或转载，有时还传来获奖的好消息。这位由农民成长起来的作家的作品，却少了“土气”，较好地吸收了国外小说中被他理解并能使用的表现手法，于是其作品产生了一种少有的鲜活气。他的写作随笔可以说明他为此做了如何艰辛的努力。他的作品不只令人记下了一些典型人物的名字，还令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记下了他小说中一个不变的村落名字:“松陵村”，由此也惹来了几多神秘。
冯积岐称他作品中的“松陵村”，是“小说意义上的空间”。其实我去过那个“空间”的，他虚构得很实在。我第一次去冯积岐家，就从那棵高大无比的白皮松树下走过，听了松涛阵阵轰鸣，看了白鹭双双起舞。由此走不多时，就到了冯积岐所在的冯家村，再向北走上一里路程，便是周朝大人物的墓群。帝王墓者谓之陵。也许是在一个晚上，冯积岐正在倾听着心灵的吩咐写小说，“松”和“陵”激动得走到了一起，来到了他的笔下。于是，高大雄伟有了，历史悠久也有了，属于冯积岐的“松陵村”诞生了。他把人物、人性、情节和故事放在这个载体上演示。他说：“这个民族经历过的，松陵村都经历过。”冯积岐创造的“松陵村”活在了读者的心里。这个“邮票大的地方”也出名了。
记得一个晚上，我给冯积岐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听乡党说，他村有个地主，过去挨批斗挨扎哩，可他今年90 岁了，和村里上年纪的人一样享受高龄补贴，一个月90 元钱。我问乡党，地主过去挨斗受气，怎么能活90岁?他说，他两个老婆，小老婆对他特别好，一听说晚上要上批斗会，就给老汉做工作，要想开些!老汉开完批斗会一回来，她双手端给一碗荷包蛋，叫老汉又吃又喝，再给说些宽心的话，所以批斗没少挨，岁数没少活，看那精神劲儿，说不定能活到一百岁呢!这就是我当时讲的故事的全部内容。没过几月，我从《延河》2005年第六期上读到了冯积岐的短篇《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当年《小说月报》第九期转载）。我的故事短平快，他的故事“马拉松”。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创作、想象的“背靠点”，即农村和他进作协之前20多年的农村生活以及他独有的生命体验。我问起他这篇小说的构思成因，他说他的小说做法大致有三类：一是先有个想法，调动生活积累来完成；二是得到一个小说素材，变通之后，谋篇布局；三是从生活中一个典型人物写起。《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根本就不是我讲的故事了，他的所谓“变通”就是予以典型化，使其作品就更有时代感，更有深刻意蕴了。其实，要具体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了。
如今他没有独自种植的堆积如山的苞谷棒子了，却有了他自己写的小说近千万字:中短篇250部，长篇10部。他悉心创作的长篇《村子》，被凤凰网连载两个月，点击量超过四千万人次。这30年，对冯积岐来说，是一个大丰收；对历史来说，虽然只是一个瞬间，但这个瞬间也是丰收。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