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几代人风风雨雨走来，述说着各自不平凡的经历，每当举步维艰时，党的光辉总是照耀着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两代老人的鼓励下，我志愿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我的老家在山东曹县，是鲁西南的一个贫困县。
我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山东好汉，乐善好施被乡亲们编成顺口溜。爷爷被日本鬼子抓去修炮楼，鬼子看爷爷身材高大便和他摔跤，爷爷接连摔趴下几个鬼子，最后佯败，小鬼子“苦力苦力地”哈哈大笑。爷爷说，小鬼子把咱中国人不当人，说杀就杀。
奶奶娘家在河南商丘，她是城里师范学校的洋学生，鬼子攻城后，全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临走面缸里屙上屎。奶奶的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小舅爷为保护奶奶，夺过鬼子刺刀扎到鬼子屁股上，奶奶和一帮洋学生逃到美国医院才躲过劫难，而小舅爷被一群鬼子刺死。大舅爷逃到了上海，八十年代，还和奶奶有过书信来往。
我们算是和小日本有着家仇国恨。然而，奶奶的娘家却收留了日本人遗弃的婴儿，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姨奶，姨奶和奶奶在解放后都当过人民教师。九十年代，姨奶专程从河南来陕看望奶奶，我领着姨奶和奶奶逛了临潼华清池。
1957年家乡突发大水，全乡颗粒无收，此时正值国家困难，各地已出现饥荒，救济粮很快用完。水泽茫茫中，身为乡长的奶奶组织全乡人自救和投亲靠友，奶奶和爷爷率领二三十口人，来到了陕西关中，然后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在一个小县城边安家落户，奶奶立即被任命为街道治保主任，重点管理各地逃荒者。
到陕西后，16岁的父亲被组织上关怀参加了铁路单位，在西安工务段当工人，先是在港口、孟源、西安工作，后来有个姓巩的段长家访，看到困难的八口之家，便立即将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父亲很快被调到了家门口的一个铁路工区工作。然而父亲1992年51岁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父亲是独生子，奶奶承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一头栽倒在地，从此瘫卧在床十八年。我还在学校上中学的弟弟，最受父亲疼爱，亦承受不了，从此精神严重抑郁。和父亲同岁的母亲接过这个艰难的家，又开始了新的艰难岁月。父亲的单位知道情况后，党政工团来慰问，给我奶奶每月生活费，让我的弟弟接班成为铁路工人，还安排医院精心为弟弟治疗。当时还没有全民医保，如果不是党和铁路单位的关怀，光是给我弟弟治疗，对我们这个家来说，便是一个无底洞。在组织的关怀下，我弟弟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合格的铁路工人。
九十年代初，我从部队退伍来到位于山区的某铁路机务段工作，不久后任党委宣传助理，成为西安铁路局优秀宣传工作者。多年后，家里的一切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不仅夜夜难眠，还多少次站在黄土高坡上流泪嚎叫。终于我下定决心辞去干部编制，来到离母亲不远的新丰镇铁路上当工人，从事机车黑匣子检修工作，这样天天可以回到母亲身边。
如今我在西安电务段门卫工作，通俗点说就是看大门的。我虽然不是干部了，但一直要求自己从不丢弃干部的素质，我业余积极弘扬正能量，先后成为中国铁路和陕西省书协、作协会员，还被铁路局文协任命为文学理事，是我们段唯一一个。多年来，不论工作如何变动，我都要力所能及多为单位服务，不论走到哪里，但凡有机会就多为社会做好事。
我的事曾被铁路局和段上领导知道，先后把我列为困难职工和困难党员，多次到家里和工作现场慰问，电视台还播放对我的专访。这一生，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让我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再有五年多我就退休了，希望离开单位的那一天，能对自己坦诚地说一句：这辈子无愧于党。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