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历史的野马——著名作家冯玉雷对敦煌文化的表达创新

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作家冯玉雷笔下的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文化堡垒，而且是一个文化想象、景象、意象有机结合的文化空间。

《野马，尘埃》2008年就开始创作，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贯通古今、情理交融，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郑炳林和原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柴剑虹分别为其撰写序言。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序冯玉雷《野马，尘埃》

郑炳林

从1998年算起，到今年，与冯玉雷相识已经整整二十年。他年龄小我十岁左右，但一直称他“老冯”。

这些年，很多人事都在变化，但老冯却像匹骆驼，不急不躁地走自己的路。此前就知道他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但我搞学术，并无太多关注文学。初识那年秋天，他出版第一部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敦煌百年祭》。看到赠书，我由衷高兴——敦煌学虽然是显学，但甘愿忍受寂寞、潜心做学问的人还不是很多。老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学，我们多了一位同道，当然令人欣慰。他从这本小说开始，长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学术与文学创作之间默默探索，陆续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小说和敦煌题材影视作品《失踪的女神》《飞天》，成果颇为丰富。据我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如此自甘自愿下笨功夫，把敦煌学文献、学术成果消化，然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敦煌学博大精深，既是学术宝库，又是文学富矿，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化转化，但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作家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且不说老冯敦煌题材小说探索状况如何，单就这种眼光和魄力，足以称道。

老冯朴素真诚，兼有作家的浪漫和学者的严谨。他以作家的文学浪漫视角审视敦煌文化遗产，又像乾嘉学派的学者那样索隐求证，乐此不疲。每次创作大部头作品前，他都要做足功课，大量阅读各方面敦煌学专著或论文，时不时还约请李正宇、朗树德、张德芳等学者聚谈有关问题，也尽可能参加敦煌学方面的学术会，向参会的郑阿财、郝春文、柴剑虹、耿昇、荣新江等学者请教，真正做到了谦恭自牧，不耻下问。有些朋友私下闲聊时谈到老冯，多少有些惋惜，说他如此刻苦，悟性又好，如果读学位，不管学问做多大，至少在世俗层面上来说不会“得不偿失”。例如，《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用了八年时间，《敦煌遗书》三年，《野马，尘埃》又是七年，仅这三部长篇小说就耗去十八年时间！

此等专注和淡定，令人感喟。老冯“忙人之所闲，闲人之所忙”，如痴如醉钻研学术，写小说，似乎只在“过瘾”。老冯涉猎范围较广，从敦煌学到人类学，从美术学到考古学，猛下功夫，付诸于文学创作。他有不少创见，若写成学术文章，质量应该不错。他不但擅长文学作品，也能写研究文章，有些学术文章在《中国比较文学》《兰州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可他偏编像一位古朴的史前铜匠，辛勤找矿，辛勤采矿，辛勤冶炼，辛勤提纯，然后铸造成有分量的精美青铜器。于是，他的小说中“干货”增多，但也使得不少应该面世而未能面世的有价值的学术文章永远“稀释”进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了。这些年，老冯孜孜以求，把兴趣变成工作，把工作变成事业，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和国家长远发展中，成就斐然。这个时代，要抛开诸多世俗诱惑、义无返顾追求自己理想，没有武人之果敢气魄，很难做到。是什么让老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去做一位孤独的探索者？我认为，是他无欲则刚的宁静和悲天悯人的天然情怀。敦煌文化乃至丝绸之路文化，能够经受纷繁的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就是因拥有这种直指人类共性的崇高情怀吧！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老冯的敦煌题材小说完全不同于井上靖，已渐入佳境，具有独创性，开拓性。尽管一时半会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接受，但从长远来说，我们坚信其价值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含着眼泪耕耘的，必欢呼丰收。

2008年就知道老冯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了，谁都没料到，《野马，尘埃》即将“杀青”时，2012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把他从普通编辑岗位直接调至《丝绸之路》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老冯暂停小说创作，很快就适应“领导角色”，率领一帮人经营杂志，干得风生水起，策划实施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考察活动，例如他们连续进行的十四次玉帛之路文化系列考察活动，影响颇大。老冯干什么事情都全神贯注，但又灵活机动。“武人不苟战，是为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为文中之武。”正是因为这种真诚自然的禀赋，又肯吃苦，能吃苦，敢吃苦，做文做事做人，都如同行云流水，让人赏心悦目。老冯与人交往，也没有符号化、社会化的东西，让人舒服、踏实。因为没有机心，他同很多学者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例如与翻译大家耿昇先生，他们交往到了“忘形到尔汝”境界。究其因，除性情相投外，老冯创作《野马，尘埃》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乃是耿先生翻译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著作的《吐蕃僧诤记》。他们的交情已超越学术本身，超越世俗层面的一切。2018年4月10日10时，耿先生在北京猝然仙逝，老冯痛彻心肺，在微信中写道：“晴天霹雳，太突然，惊讶至极！房间没开灯，黑暗越来越浓，我浑身无力，在床上静静躺了很久，回忆以前交往的种种…… ”4月11日又写诗怀念：“耿昇先生是一座高峰，我总是虔敬仰望。现在，只能凝望他，越来越远的背影了，悲苦难言。天山脚下，秦岭山中，雅安道上，多少往事依然鲜活…… ？”4月12日早晨，又写了长诗《天鹅之歌——纪念耿昇先生》，长歌当哭，寄托哀思。我与耿先生是学术上的同道、挚友，非常理解重情重义的老冯。他不但对朋友至真至诚，对笔下人物，对每一粒文字都关怀备至，充满温情。他的敦煌系列小说、散文、诗歌，甚至那些随手写下的微信短文都像玉石一样纯净、澄澈。

从文学角度来看，老冯的小说有许多可深挖之处。《野马，尘埃》煌煌百万言，历史跨度大，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值得读者仔细品味，这里不再赘述；从旁观者或者朋友角度观察，我觉得最可道者是他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这与敦煌文化精神暗合。老冯并非刻意追求，乃是天性，自然而然在小说中生成，天然去雕饰，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始终认为，人干事业离不开生活，事业状态与生活状态应该是统一的。演员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尽情发挥，也只有那时才是演员，离开舞台就回到常人状态。但学者、作家则有所不同，著述时段的状态忘我投入，离开书房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也还是带着悲悯情怀去关照、体悟。这很重要。

老冯做事专注认真，我们觉得他能把《丝绸之路》办好，不过肯定影响小说创作。谁料，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修改完善了《野马，尘埃》；其后，2014—2018年，又在十几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基础上创作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禹王书》。从交流中能感觉到，他已经把敦煌三危山旱峡史前玉矿遗址的最新考察成果用于创作中，这标志着老冯的小说创作进入到更为宏大的文化领域，这也表明他的创作状态还是十分饱满的。我想，老冯的很多朋友都会与我一样，长长出一口气。长期关注他创作、在省直某部门担任领导的胡秉俊先生曾说：“从短期来看，创作可能受些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视野更为宏阔！”

老冯的创作证实了他的判断。

前不久，看到老冯一段微文：“往往，有些不搞文学理论的非专业人士能说出惊人之语。例如，多年前一个晚上，在诗人才旺瑙乳家，偶遇这样一位朋友。当时，瑙乳喝多酒了，呼呼睡去。我和那位朋友打算礼貌性聊几句就告辞，孰料，几招过去，很投缘，海阔天地，聊文本，聊人事，聊女性，几乎无话不谈了。后来，我问他对当红作家某甲与某乙的看法。他说：某甲的作品有些粗糙，但浑朴大气，有高山大川之美；某乙的作品精巧细致，如同微雕，不能说不美，但到底小气了……我暗暗称奇，他看得准，说得也到位！……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很少看当代作家作品。九月八号，与阎庆生、刘明琪、张宗涛诸师看望老作家侯雁北，得赠《静夜的钟声》《华山卵石》《月夜》等作品集，遂进入他世外桃源般的文学世界，连续几天沉醉其中。尤其是《月夜》首篇《外婆的叹息》感人至深！虽然约万字，但大气磅礴，又不失精巧细致，真乃大师手笔也！”

老冯评侯先生的文字，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很恰当。

对小说，我是外行。我们平平淡淡交往二十年了，是深厚交情让我有信心和动力愿意写下这些感想。今年，我不再染发，老冯和李树辉等朋友不习惯我的满头银丝，都力劝继续染黑。我清楚，他们不愿赫然看到时光流逝，不愿听到时间之轮轧过大地的刺耳声音。我理解他们经过岁月洗练的情谊。佛教有首偈颂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仔细想想，举凡做学术，做实业，搞文学，何尝不都是如此呢？我的很多朋友对人事，对学问，对工作，因为投入真挚感情而变得纯粹、清澈，他们的作品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路子。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问收获的人，往往会收获到意外的成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冯已经在西北大地上营造了内涵丰厚、风格独特的“文学绿洲”。他肯定还要继续创新，要把文物文献中蕴含的活性元素进行当代文学转化。大家都无法预料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模样，但坚信他的创作之路会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辉煌！

2019年9月12日初稿

2019年10月23日定稿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敦煌学。

本文转自《大西北文学与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野马倏忽扫尘埃（代序）

柴剑虹

承蒙冯玉雷先生眷顾，得以先睹他的百万字长篇新作《野马，尘埃》。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我极少阅读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长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历史典籍，作为一部历时七年创作的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的重要文学作品，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然而，作者精心设计的独具匠心的篇章结构，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历史大背景下真实人物与与虚拟场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纷繁交错的矛盾纠葛，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有当代网络语言的穿插使用，使阅读习惯单一、对现当代小说创作所知甚少，又脱离“时尚”的我读得相当艰巨。因此，当作者嘱我为之撰写书序之时，竟不知该如何下笔。好在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对作者多年来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图也比较清楚，钦羡、惶惑之余，谈些心得，聊充“代序”，请玉雷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的敦煌与西域地区，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汇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随着人口迁徙、经贸往来、政治争斗、宗教传播、战争较量而进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敦煌与西域地区的文明交汇，无论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还是对域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

“野马，尘埃”之说，当源自我国先秦名著《庄子》中的“逍遥游”篇：“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释家对此有种种解读，其中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是“四生杂沓，万物参差”“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这十六个字，因为道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小说作者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用意。据史籍记载，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马之地。尽管这里带有浓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却印证了西汉王朝西求天马这一个追求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我以为这部小说里的“野马”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请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对“野马”一词的多种注释）。小说从头至尾散发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们能细细品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野”的内涵，当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罗出生之时，便能用西域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族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如梦如幻的神秘故事（统名《宁布桑瓦》，亦称“野马”），使人们感觉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充满了野性的天马。诚如小说中言：“《宁布桑瓦》多处文字如野马狂奔，尘埃飞扬，荒诞不经，类于《山海经》《占梦书》，时见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峥嵘高论，浩荡奇言，且最大程度体现客观真实。”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却在纷繁的故事情节中开启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明交汇的大幕。

文明交汇的主体是“人”，是在大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请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说“引言”里的一段话：

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们在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

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实则相辅相成。这部小说涉笔的人物数以百计，上至帝王将相、部族首领、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驼夫、歌妓舞女，都成为承载文化的鲜明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无论是遣使通好、设防羁縻，还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抑或僧诤辩理、修文经商，其间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小说结尾前，“前河西观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锡奏表”颇值得细读，其中说道：“我风烛残年，唯有一念，使吐蕃与唐朝永远交好。”又说：“不管梵语还是吐火罗语，不管突厥语还是粟特语，都是承载教义的工具，如同虚幻的野马，飘扬的尘埃。其实，您所谓的‘野马’应该准确地描述为‘像野马一样升腾的云气’，与我所说的野马迥然不同。云气在太阳照射下很快就会消失，而野马不管在沼泽、冰面、雪山还是草滩、戈壁、沙漠，都能够像唐语那样稳定地保持和谐紧凑的形态和秀丽多姿的时态。”全书一直以多种民族语言来象征不同文化，而这里的“野马”“尘埃”并非虚幻的云气，而是稳定、和谐的实际存在。不管是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还是那个安禄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是“使命”，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宗教活动中承担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任务。

小说最后，吐蕃赞普命顿悟派高僧摩诃衍与渐悟派高僧莲花戒展开辩论，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其具体内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卷中）。论辩的结果是渐悟派占了上风，顿悟派须退出藏区。但实际上，这场论辩的结果并无输家，两派之间取长补短，不仅对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野马倏忽扫尘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为，这就是玉雷这部长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说在结构、章法、情节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则要请广大读者去自行鉴赏和品味了。我的粗浅感受似可拟为一联：运斤有方，一颗匠心独具；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宗。不知冯君以为如何？

2014年7月初稿于北京

2020年定稿

柴剑虹 原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主要研究敦煌学。

本文转自《大西北文学与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

——《野马，尘埃》后记

冯玉雷

我一直对艺术探索着迷。2008年，《敦煌遗书》结稿，进入出版环节，我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那时正当壮年，有大量时间，我计划用30年时间写三部敦煌文化长篇小说，每部写10年，100万字，分别反映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前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及归义军时期。通过这种宏大书写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浅阅读及碎片化阅读。完成这三部大书，算是告慰平生文学梦。

《野马，尘埃》篇幅巨大，内容浩繁：吐蕃贵族尚修罗出生后滔滔不绝讲述的内容被整理成神秘文书《宁布桑瓦》。他因此被更名为“倏”，冒充吐蕃王子送往漠北回纥充当人质；与此同时，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更名为“忽”，被送往吐蕃做质子。尚修罗（“倏”）与磨延泣（“忽”）分坐驼轿两边，在回纥领地龙城大道上永无休止往复循环，他们既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一次偶发事件中，尚修罗被女巫阿史德（安禄山之母）魔术“蛊惑”生下侏儒，取名阿嗜尼，他因擅长表演走红西域。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入朝时打算将阿嗜尼上贡唐玄宗。阿嗜尼表演时意外带出两把牛耳尖刀，夫蒙灵察以谋杀罪名被贬官，而阿嗜尼则成为唐玄宗宠物。

尚修罗经历种种磨难，恢复常态，受吐蕃重用，攻打河西走廊的凉州、张掖、敦煌等地。

安禄山发动叛乱，获得阿嗜尼，宠爱有加。不久，叛乱队伍发生内讧，刺杀安禄山，阿嗜尼又服侍安庆绪、安仁执、史思明、史朝义等，后来被俘，送回唐朝，继续在皇帝、太监、朝臣等之间周旋。

尚修罗在攻打敦煌过程遭遇种种奇事，信仰开始动摇。吐蕃赞普敦请摩诃衍禅师入藏传法。阿嗜尼看破红尘，出家修习顿悟禅法，精神和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成为摩诃衍禅法坚定信徒。摩诃衍顿悟禅法在吐蕃流行，引起朝臣不安。赞普决定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率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进行公开论辩。摩诃衍顿悟派失败，按照约定要退出藏区。同时还需将大量典籍运离雪域高原。摩诃衍将所有典籍浓缩装进二十二只鸟卵中——它们正是失踪多年的十二只“倏忽”和十只“混沌”，也是《宁布桑瓦》中的主角。

……

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我通读《大唐西域记》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著、耿昇先生翻译的《吐蕃僧诤记》。戴密微先生是欧洲汉学大家，他依据的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护下来。据研究，《顿悟大乘正理决》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1000年，远远早于目前流行的众多藏文教法史料。戴密微先生选择这些出自藏经洞的文献史料完全按照中国传统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可谓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吐蕃僧诤记》涉及佛学、唐朝和吐蕃历史、军事制度、中国古代哲学等方面知识，大开大合，容量极大，疏义者知识渊博，“治大国烹小鱼”，竟然能把中国中古时期的“渐顿之铮”及历史背景用法文撰述出来，令人惊叹；而耿昇先生竟然也能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更让人拍案称奇：他不但要对法国语言文化深入了解，而且必须对原著涉及到的大量深奥知识相当熟悉才能译得如此精妙、生动。这部译著直接影响到我对《野马，尘埃》及计划中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都以禅宗传播为主要线索。摩诃衍最初受赤松德赞之请赴卫藏传教，受挫时去了青海宗哥（就是宗喀，“宗曲”意为湟水），并且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中建立禅宗传播基地。北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诀舌之不可辨，其意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耳。”可知两个世纪之后河湟一带西蕃佛教仍保持着修禅特点。前弘期（吐蕃时期）藏族禅宗发祥地在晚唐五代时又成为卫藏后弘期佛教文化复兴发祥地，应该说都是受了“顿渐之争”的巨大影响。

为熟悉“破落官”王锡记录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用毛笔抄录一遍。我也在其它瀚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遨游，辛苦着，快乐着，打破传统小说结构方式，以中国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佛教哲学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章节命名，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努力把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包装”，在广袤地域、深远历史与纷纭人物交织的时空中展开宏大叙事，我让唐朝皇帝、武将、文臣、商贾、宗教人士等众多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化实为虚，化虚为实，使他们都成为承载小说表达中的意义符号，赋予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消解海量信息冲击时带来的纷繁感和压迫感，我尽量通过语词让人物身份清晰，彰显个性。例如，“朕”是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自称。皇帝自称“朕”是常态，而一个小人物要这样自称，就会令人惊诧。我在《金牛座卷：非实验开凿》等章节叙述中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让非皇帝的、不同身份的叙述者都自称“朕”，不但表达 “我”的立场，还要表现“我”的虚幻状态，“我”在“朕”的幻觉中叙述时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撸草打兔子”，事半功倍。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思想感情巨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这在《天蝎座卷：御驾亲征与篡位》中尤为突出。安禄山及其利益集团处于失序状态，李猪儿、安仁执等人格分裂，心灵扭曲，混用第一人称代词，意在表现他们精神膨胀与内心慌乱纠结中的失语状态。读者阅读至此，若执着于语法，可能会觉得对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太混乱，但若置身小说语境就很好理解。另外章节中我让平民在流离颠沛、茫然四顾时用“兰州话”叙事，叙说内心惶恐，由此折射出动乱年代人们内心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如此等等。

《野马，尘埃》虽然选取历史题材，但不是重述历史。不管写实、写虚还是虚实相间，到底还是具有独立话语系统的艺术化小说，是别一种客观存在。

创作之初，我有足够时间从容钻研历史文献和相关学术问题，也能够沉下心来立体化、全方位探索小说艺术表现手法。2012年4月，小说杀青。我本来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后修改。很意外，我被学校派往《丝绸之路》杂志社任职。工作环境变了，创作构想、方式也得变化。我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修改。那个阶段，我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种探索性较强的文学文本，从纯粹意义上的创作而言，或许有些价值，但要进入市场，就很小众，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有阅读障碍。可是，经过好几年酝酿、书写，《野马，尘埃》雏形已定，很难脱胎换骨。当初计划种枣树，中途改弦易辙，培育成苹果树，很可能一举两失。因此，尽量保持原来的探索风格。

上大学期间，从读米兰·昆德兰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我最喜欢、投注精力最多的是探索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创作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创作结束后，文本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与自己关系已经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校对，书写者通常要撂在一边，不愿再次面对，因为作者离开那种特定的创作状态越来越远，令人难过，伤感。我的小说创作从1990年算起，快三十年了，每部小说风格既有连贯性，又有明显不同。《野马，尘埃》与201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禹王书》跨度也比较大。我希望出版能按照创作完成的顺序进行。因缘时会，《大家》在2018年第六期“锐小说”栏目刊发《禹王书》缩略本。截至目前，《大家》是唯一刊发我的探索小说的期刊，非常敬佩《大家》主编、评论家周明全的眼光和气度。

我开始创作《野马，尘埃》是2008年，2012年杀青，之后几次修改。由于篇幅较大，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所幸太白文艺出版总编党靖先生主动约稿，才又了这次出版机会。编辑团队在《野马，尘埃》出版过程中认真负责，克服种种困难，也最大限度尊重了文本的艺术个性，非常感动。

岁末年初，有两个文化盛事令人鼓舞。其一是《文学评论》2018年第六期发表著名作家、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大文《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四十年发展回顾》，反复阅读，大快朵颐！我国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形成与民族本性密切相关，从符号学角度观察史前文化形态及后文字时代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等种种形态，形成独立的文艺理论，或许更能触及本质；其二是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时代发展需要学者、艺术家等在对历史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放眼世界，遵循艺术规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小说出版之际，向一切滋养我们的优秀文化致敬！感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题签词，感谢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和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李晓红翻译，感谢郑炳林、柴剑虹先生赐序，感谢中国国家画院画家王辅民兄为小说插画，感谢法国画家李中耀先生题赠书法作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等母校恩师的支持！感谢王见先生题写书名！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同时，也感谢多年来支持我进行学术研究、田野考察和文学创作的各界朋友！

2020年10月15日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