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首届朱自清文学奖，首届鲁艺文学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敦煌文艺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以及《青年文学》《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等重要榜单，入选“新世纪20年青年作家20家”。
文化艺术报：在众多年度排行榜中，《收获》排行榜有着很高的公信力，这和《收获》杂志的文学品质有关。这是您第四次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了吧，您是如何看年度排行榜的，和上榜其他排行榜的作品相比，您更看重哪一个？
弋舟：《收获》无疑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自巴金先生始，几代“收获人”耕耘的结果，在文学界内部，甚至有“没在《收获》发表过三篇以上的小说，就不能称之为小说家”之说。《收获》文学排行榜的榜单，在相当意义上集合了每一年度文学现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成绩，四次入榜，两次登上短篇小说的榜首，能够跻身这样的序列，对我而言，当然是与有荣焉，甚至，这样的表彰，就是给予我的最好的文学温暖。如今各种文学榜单层出不穷，我个人觉得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有益于引发社会对于文学的关注，当然，无论怎样，评出的作品要有公信力，要经得起检验。除了《收获》文学榜，这些年我也有幸多次入榜其他的榜单，我难以说出自己更看重哪一个。一个排行榜的分量，更多地，应该是交由公众来衡量的吧。
弋舟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是各种文学榜单的常客，今年上榜《收获》排行榜的短篇小说《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是您今年重要的作品。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个短篇的写作契机是您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新闻，先有了小说的篇名，然后“生活中所有的瞬间”都成为了事件，成为了文学，类似的篇名先行，好像在您不是第一次，这会不会在写作中造成主题先行的困惑？
弋舟：这个短篇的写作契机的确是由此而来。所谓“篇名先行”“主题先行”，听起来似乎有些“不正确”——因为你对我有着“困惑”的担忧。这样的问题，在具体的写作时刻应该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也不会一边“困惑”，一边倔强地劳作。文学是如此难以谈论，如果你会因之“困惑”，那你就去写“不主题先行”的作品。我们无需对一些概念纠缠不休，写，并且写好，是第一位的，即便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什么先行”的问题，写出的东西令人不忍卒读，那又怎样呢？写作的唯一“正确”，大约就是“写好”。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很多都要写一句献词，《刘晓东》献给母亲，《平行》献给父亲，《雪人为什么融化》献给姐姐……在《丙申故事集》中，您甚至“再一次永远地献给妈妈”。这些虚构的故事，和血脉相连的亲情之间，有何关联？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小说家的“私情”。但我想理解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毕竟，我们还是赋予了写作之事某种崇高感的，将崇高的事物奉献给亲人，既表达了我自己对亲人的爱，同时也敦促着我在写作的时候“自我确认崇高”。我觉得可能后者更重要一些，一旦想象我的写作要交由亲人来检验，我的笔至少就不会过于散漫和懈怠吧。我所说的“交由”，并不是说一定会让他们读，更多的意思是那种精神的交托。写《丙申故事集》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离世，事实上，她也无法读到了。
文化艺术报：您的人间纪年系列，坚持了多年，到今年的《辛丑故事集》，已经是第四本了，为什么会坚持写“人间纪年”系列？这种写作方式会不会打乱您的创作思维，为了完成而舍弃您最想写的作品？
弋舟：说起坚持的动力，可能也并不复杂——我是个作家，我就得写作。不惮庸俗，我还可以如实相告：我需要以此养家糊口，以此得到朋友的喜爱等等。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写作”，于是也不存在“写作打乱写作”。我们往往不免赋予自己尚未开始的行动以更高的价值与意义，好像有一个更为重大的目标有待我们去实现，藉此来贬低我们此时此刻的劳作，或者粉饰我们此时此刻的无能。这样想，不能说完全有害，至少也是无益的吧。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都有很强的辨识度，甚至有人说“弋舟是心理现实主义作家”。您是如何在心理和现实之间通过小说构建您自己的心灵世界的？
弋舟：现实永远是我们虚构的起点，但这个起点需要经由我们的心理来感知与辨识，两者从来就不会是截然对立的，毋宁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在很多时候，现实是公共的，它就摆在那里，但经由每一个人不同的感知之后，现实其“意义”，才有了不同的面向。就我而言，不过是忠实地以己之心去呈现了我所认知到的现实。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写作中，艺术至上一直是您的标杆吗？
弋舟：“艺术至上”“标杆”，这样的描述，如今是我不太愿意接受的，年过半百，我大约也知道了，相较于写作，生命还有太多的重要向度。
在延续自己的写作理念和立场这一点上会遭遇很多难题。前阵子和朋友聊天，还聊起《耶路撒冷三千年》，我说中国作家今天已经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才华，而是没有这样的耐心、从业精神和基本伦理，这种真正甘于把生命、把精力全部押在作品上面的能力很弱。到一定阶段，会突然觉得有些凌空蹈虚的东西，会想去切身验证。卡尔维诺有一个故事《树上的男爵》，住在树上当然很高级，但从树上下来、在大地上奔忙也是人的标配状态。我们很难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格缺陷，但同样我们需要思考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愿望和捆绑你的东西时常会打架，这种摆荡渐渐地在我心里越来越多，可能以后小说的面貌还会发生改变。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说过，您这一代作家，一直在抵抗仅仅运行于故事层面的小说。这种抗争有没有意义？早年的先锋作家也抗争过，但最后要么不写了要么妥协回到讲故事的路子上来了。您抗争的是故事还是仅仅运行在故事层面的小说，这种小说在今天依然活跃在各种主流期刊上。
弋舟：这样的话，似乎是放肆地说过。反抗故事，或者过度地反抗故事，由此带来的问题，如今已不言而喻。彼时如此，一定是隐含着高下的判断，但是今天，这种判断重新摆荡到了对于故事的尊重。但彼时的反对并不意味着全无道理，仅仅于故事层面运行的小说，如今显然仍在甚嚣尘上。但“没有意义”显然是不对的，不知道是否真的原话如此。现在，我既不抗争“仅仅运行在故事层面的小说”，更不抗争故事。而且，我也怀疑自己是否使用过“抗争”这样的词——它不太像我的语言习惯。至于“活跃”和“主流期刊”，如果的确是个事实，那又怎样呢？还是那个观点吧：故事与否不重要，写好才重要。
文化艺术报：评论界一直把您的创作归于城市文学。到底什么是城市文学，恐怕评论界自己也难于说清楚，您是如何理解城市文学的？
弋舟：被“归于”，想一想一定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确没有乡土经验，所写的，也多是城市生活，至于“什么是城市文学”，既然连评论家都难以说清，我们就不费力去琢磨了。我所理解的城市文学，也无外乎：写城市，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现在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一天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写乡土文学是不现实的，但我写的真的是城市吗？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写的依然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变迁。
文化艺术报：您说“一个好的作家，理应具有追求经典并成为经典的抱负，同时，也理应培植自己发现和指认当代经典的愿望”。在您看来，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哪些能称为经典？
弋舟：已经不少了，我们也无需妄自菲薄，《白鹿原》不是吗？《秦腔》不是吗？那一代先锋文学的前辈们写下的杰出篇章，不是吗？
文化艺术报：您从兰州回到陕西，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风格。在陕西这块现实主义文学的阵地，所谓的宏大叙事、大气象、人生问题、终极关怀，这些需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来实现的现实主义，和您的文学理念会不会发生严重冲突？
弋舟：当初回来的时候，我将回到西安认定为归队与还乡，由此我的写作必将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那个曾经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漂泊个体的写作者，从此将要扎根，让自己与浩大的生活发生更为自觉的联系，让生活本身成为自己文学生命最为可靠的源泉，这也是我重回陕西的重要文学动机。没有冲突。我常说，“人应当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该有什么放大什么”。如果你认为我的风格叙事不宏大，气象小，不涉及人生问题，缺乏终极关怀，那么好了，我好好学习补充就对了。
我在兰州生活了20年左右，而且这20年对于我这个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20年。从年龄状态上说也是最好的20年，而且和我个人的写作时间合起来，也就是从兰州这个地方我开始写作，渐渐走向成熟。回到西安之后反观这两个城市，我们经常会发现，当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对它充满了偏见，所以人人都有想要逃离的心情，但是你一旦离开，你重新再去回望和眺望它的时候，甚至又会涌起某种眷恋。
至少目前我这个生命个体是主要和这两个城市发生关系，可能也就是这种恰恰有比较鲜明的不同，构成了我写作的某种特征：不太完全像一个中原地区的作家，也不太完全像一个边疆地区的作家。
文化艺术报：您专业学的是美术，最初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从绘画转向写作？
弋舟：如今我越来越难以十拿九稳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我的经验，个人生命的轨迹，实在是难以给出某种“自我决断”的路线图，就是说，那不是“选”出来的，更像是“被选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成了今天的我们呢？好吧，这是命运的选择。
如果将写作这件事以“个人书写史”的自大追根究底，那几乎可以追溯到童年了。我在小学获得过市里作文比赛的奖项，这可能给了我某种能力的暗示；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向《收获》投过稿，这个经历在《收获》六十年的庆典上我还坦白过，坦白之时，竟也略感唏嘘。若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计，这些都是不能作数的。
在将近而立之年时我才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是时间，是天性里对于时间的敏感，敦促我写起了小说。而将一件事情的缘起交由时间之因，这本身就像是在诉说命运吧。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孟繁华经常在您的作品中读出“一个游子，常年在他乡的孤独感和无根感”。他以小说《随园》为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有一个线路图，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走在这个线路图上，所有人仿佛都‘一脚踏空’，最终直指对人性困境、道德困境、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怀和追问。”您是如何看待您作品中大水一般弥漫着的孤独？
弋舟：没有任何个体的悲欢可以逃脱时代给出的基本限定，“普世的况味”是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的条件，也是衡量文学作品品格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常识，我们竟常常罔顾。写作者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过度沉浸在某种不能被人理解的自我之中，拧巴，封闭，沾沾自喜或者自怨自艾，在自说自话中完成自我的神化。但我们又不能以此忽略时代之下个体的精神吁求，所谓见微知著，正是文学的要求。
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这挺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命名上就做着努力，譬如《我们的底牌》《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这些篇名以“我们”和“所有”的名义书写一个个具体的人，至少是在给自己一个暗示：你写下的张三和李四就身在你所在的这个时代里，他们是与你休戚与共的，是与你共同构成那个“我们”中的一个。
我觉得尤其是男女的情感方式，是能够折射出每个时代的不同气质的。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像汉朝人一样谈恋爱了，与革命时期的爱情肯定也不相同，那种对于爱情的基本相信与持守，可能也在动摇，但人类对于爱情的盼望、对于那种爱情理想本身的向往仍未消减，于是在恒久的盼望与追求理想的落差与张力之间，涌出了苦恼的源泉。这种创痛性感受，基于人性，又与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没有更大的感知力，可能终究都不会弄明白自己的那点儿难过和伤心是因何而来，你爱着的人为什么不爱你了，你不爱的人为什么还是要在一起，这里面有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其实也有时代的内在律动。
这种笔下人物的痛苦，看起来往往是无端的，没有所谓现实逻辑的必然——他们丰衣足食，苦什么呢？是什么戕害了他们？也许我们太迷信那种其来有自的事物了，但这世上就是有人在无端端地哭。我们没法再像前辈们那样去书写苦难了，饥饿，战乱，甚至失业和失恋，给那些苦难轻易地赋予正当性，但这些“正当性”，就能反证大观园里那群男女之苦的不正当吗？这种“精神上的苦难”，搞不好，会显得无病呻吟。如果出现了这种效果，要么是作家没写好，要么是阅读者不被一根现实之针扎在指尖里，就无从想象那永恒的疼痛。
文化艺术报：您的短篇小说《出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这样的大奖给您带来了什么？
弋舟：获奖消息传来的当天，我正在给母亲扫墓，这无论如何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我的母亲一生怀有写作的梦想，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出要将我培养成一个作家，但自己的儿子写出了被人认可的文学作品，一定符合她的美好憧憬。获奖在这个意义上就几近“私事”了，算是我对于母亲养育的一个报偿，更多地，我也愿意在这个意义上鼓励自己，写作的路那么长，怀有一些切己的“私意”，自己可能就会更有韧性一些吧。
文化艺术报：著名评论家白烨说“陕西太缺弋舟这样的作家了”，与陕西本土的作家比起来，您“洋气”，作品直指人心，直指人的感情深处。他们同时也希望您能够靠近，继承陕西文学的传统，您会接受这种观点吗？
弋舟：白烨老师太爱陕西文学，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这番话的意思，可能也是在强调“人应当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该有什么放大什么”，所谓“取长补短”，所谓“吐故纳新”，都是生命本身的常识。如果当真如此，只能归结于血脉深处那些玄奥的基因了。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这个“体面”有没有特别的指向？
弋舟：对此我有过解释，那大约是：这个“体面”，一定不仅仅指向某种娇柔的风雅，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身的敬重，是对文明的服从。作为小说家，要去理解别人的愿望，但在对世界越来越没有把握时，在我们的知识已经非常丰沛时，就需要直觉，需要回到原始的本能，说不定会带给我们新的方向、新的路径、新的解决方法，乃至新的艺术，这也是“重逢准确的事实”中的应有之意。当你感到有点不知所云的时候，不妨模糊一下自己的概念，打破世俗生活中所制定的标准，可能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方式。把小说转化成一个通俗的艺术，有俗情，有理解，有情谊，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读到自己。
文化艺术报：这三年，受疫情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您的《掩面时分》《羊群过境》都触及了这场群体灾难，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弋舟：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写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文化艺术报：非虚构作品《空巢》关注当下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原因让您写了这样一部非虚构作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孤独”作为这部作品的核心？
弋舟：首先它是个任务，出版社布置了作业，我得完成；其次，作为一个以虚构为志业的人，“缺什么补什么”，我需要有一些“非虚构”的平衡；再次，老人问题，更加关乎“生命”这样的议题，我需要更为聚精会神地凝望生命。
一直以来，孤独是我写小说时格外关注的一个角落、一个向度。为什么写这本书时格外突出它，不仅仅源于我个人遥望这个世界的方法，更基于空巢老人客观的生存事实。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现象也和改革历程有关。四十年前社会上也有空巢老人，他们更多受困于具体的物质生活的艰难。但今天走近他们，我们会发现物质问题已经不是首要的核心的问题，他们更多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就是孤独。
如果我们去想象社会上的空巢老人，你可能觉得“他们只要健健康康、不愁吃穿，那问题就不大”，但问题是，一个个苍老的心灵，常常被我们忽视与罔顾。你会发现生命进程有这么一个规律，人是渐渐走向生命收缩的状态。随着岁月流逝，人的社会属性、社会身份在收缩。我们现在出门，貌似和谁都是朋友，可以干无穷无尽的活，我们能和他人发生密切的交织，但是衰老的根本方向是人和社会的交织在减少，这是所有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要面临的精神困境。有的老人还保有行动能力，但是社会不带他玩了，他的心理落差会更大。
文化艺术报：当时采访这些独居老人时，您带上了13岁的儿子。他能理解老人说的这些吗？
弋舟：这个生命事实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确实沉重。但既然是人类的基本生命事实，我们需要过多蒙住孩子的眼睛吗？
在我的观察里，一个孩子参与了成人世界的工作，他也有兴奋感。一开始他的理解可能达不到，但渐渐他听进去了，他对一些老人的态度，甚至自己的神情，都有了变化。我觉得他并没有被生命的严酷蒙上阴影，他在那样一个阶段表露出某种我愿意看到的一个男孩应有的镇定。
我也给他布置了任务，就是先把我们的采访录音整理一遍，做个筛选。他做得挺好。这份任务也有我的私心在，我想它既是一场情感教育，又能培养孩子的逻辑能力。
克服缺陷是无望的过程，但是你要去做。这就是价值和意义所在。
文化艺术报：鲁奖作品《出警》写到了老年人的孤独；《空巢》这本非虚构作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之前看到您是被当时的一段新闻触动，之后才有了与多位空巢老人之间的访谈。这本书出来引起众多媒体关注，之后，您好像再也没有写过这个题材了。
弋舟：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书写主题，但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事实，我们就得承认，自己写下的每一笔，其实都是在书写着同样的主题。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弋舟：那是一条漫长的谱系，我实在难以只认《红楼梦》而不追溯《诗经》，只认曹雪芹而无视卡夫卡。但一个人的阅读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我的父母都是学中文的，从小家里就不缺书，并且以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籍居多。小学阶段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史记》，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背诵《唐诗三百首》，这些可能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影响，司马迁和李白，当然可能已经对我起到了教化作用。
由于住在大学校园，图书馆的存在给我带来很大的阅读便利，少年时期开始自发地阅读，我的兴趣就转移到了西方现代小说上，马尔克斯和大仲马带给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时就学会了区别他们的不同。
还要说到的是我对当代文学期刊的阅读，这也要拜图书馆所赐，我对小说这门艺术萌生出操练之心，完全要归功于对文学期刊的阅读。很奇怪，少年时期的我捧着一本书时的心情总是近乎“瞻仰”，而捧着一本刊物，竟能生出跃跃欲试的冲动。
文化艺术报：您祖籍江苏，在西安出生、成长，后来移居兰州，在兰州成家立业，成名之后又被挖来西安，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弋舟：“成名”“挖”，这些词我都不大适应。经历仅仅是个事实而已，我的经历必定影响我的创作，但我也难以格外强调自己经历的特殊性。
成长的过程是时间的踪迹，而对于时间的敏感，在我看来算是一个好作家根本的能力。如果要我细数启发过我的作家和作品，我会发现，原来都能以“时间”的名义确立——《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它写成长，写时间，《红楼梦》何尝不是呢？同样是写成长与时间，甚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一只猴子的成长史。当代作家中的余华写过《在细雨中呼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这部作品就刺激过我的文学冲动。
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过不完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不仅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
文化艺术报：对一个很早成名的作家来说，您有没有什么缺憾？
弋舟：如果自己还算有点文学成就的话，母亲没能看到。母亲是一个特别有文学愿望的人，自己也搞创作，但是没能实现文学梦。她多少会对我有些期许，最后我当了作家也有回报母亲的愿望这点儿意思在。她给我推荐的那些，我开始看不上了；我给她推荐的，比如余华的《活着》，就特别能打动她。那不是我想在文学中提供给世界的。如果我的作品有这样的观感，那是我的写作能力和目的没能一致，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我这个人，即使有消极或厌弃，还是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对待世界。对于西北，它似乎真的足以平衡我的一些委屈，让我得偿那些以往被自己视为陈词滥调的阔大与苍凉。西部这块疆域，不但是指地理意义，更是指精神领地。一个中国作家，有了这种大的参考，更有益于学会视自己为草芥。
文化艺术报：在长篇小说独霸文坛的今天，您的关注度都在短篇小说，好像在长篇小说上没有特别地用力，有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
弋舟：我也关注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如果不当小说家了，您想干什么？
弋舟：开个蛋糕店吧，或者做个体力劳动者。实在不想干精神的活儿了。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