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我要做打工者的灵魂摆渡人

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荆州农村，初中毕业后务农、打工，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米岛》《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不舍昼夜》，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国家订单》《我们的罪》《父与子的战争》等数十种。作品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有作品译成英、俄、西、意、日、蒙多种文字。

王十月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浓缩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近50年的时间跨度，正好和您的成长周期吻合，这是有意为之吗？

王十月：的确是有意为之，包括书中主人公名叫王端午，也是为了让读者联想到王十月。这样做，出于两种考量；其一，小说虽是虚构，却要让读者相信你所写之真实性，就算是魔幻现实主义，也要让读者觉得可信，我有意让读者将这部书当我的自传来看，这样会增加读者阅读时的认同感。选取这五十年，是因这50年与我的生命高度重叠，如此写来，会保证个体生命史和时代进程的吻合度，减少出现硬伤的可能性，也更贴合人物。

文化艺术报：《不舍昼夜》中有没有您自己的影子？

王十月：要说真实事件，大约有那么两三桩，比如初到广东时被卖猪仔，比如初中毕业后去割芦苇，还有小时生病，是我实在的生活，除此再无其他。但这部书，又可以说全是我的影子，因为王端午的内心就是我的内心，他的成长、他的困惑、他的理想主义、他的溃败与坚持、他内心的美好与丑陋……因此也可以说，这部书是我的心灵史。

文化艺术报：您谈到《不舍昼夜》时说：“这部书就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我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那种直击心灵的震撼。”可见这部长篇在您心中的位置。可否谈谈创作这部长篇的初衷？

王十月：这部书，对于我个人而言自是至关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写的，而且必须要面对的一本书，无论它于读者有无意义，它是我赤诚面对自我灵魂拷问的一部书。事实上，这一主旨，我思之已久，且之前也在中篇小说比如《人罪》中有所涉及，到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我做了第一次尝试，想坦诚面对自己，给灵魂来一次大清洁，但《收脚印的人》并没有处理好这一命题，主要原因，是我还是不够坦诚，有所回避。另外，《收脚印的人》将切口对准了收容遣送这一政策造成的后果，虽也指向了人心，但我总觉得不满意，因此我一直想着重写。就好比爬珠峰，第一次未能登顶，休整之后，我要再次征服它。因此这部书，可以看作是我对过往生活的一次集大成的思考与打包。正因如此，在写作之初，我就想到，越是复杂的主旨，越是要用简洁的形式，于是采取了个人史的书写策略。写成个人史，又有意让书写具有自传色彩，当然也有风险，容易被人误读，认为你当真是在写自传，认为你只是盯着自己写，显得不够宏大；或者说，认为小说要跳出小我写众生。但我有个基本的观念：我即众生，众生即我。如果作家连我都没研究透，何来研究众生？如果将我研究透了，推己及人，我即众生。因此我在题记中写了两句：我非我时谁是我？我是我时我是谁？动笔写这部书，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段时间大家都居家办公，我又生病，意识到，我的生命随时会终结，有了想要为这一生留下一部赤诚之书、生命之书的想法。于是在病中开始了写作。

文化艺术报：作家鲍十说：“《不舍昼夜》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底色，同时又运用了现代派文学技法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端午的脑袋里住着他的弟弟，实际上是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动，有魔幻的色彩，也有超现实的色彩。”您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这部长篇小说依然保留着您现实主义创作的底色？

王十月：这部书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最终指向了超现实主义。也可以说，在写作之初我就计划好了，要用前面五章现实主义的铺垫，为第六章超现实主义的大爆炸来积蓄能量。但超现实主义只是方法论，最终指向的，依然是我们广阔的外部现实和幽深的内心现实。至于前面写到的王端午脑子里住着两个灵魂，我倒并不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处理；在我这里，王中秋并不是鬼魂，他是王端午的另一重人格。在书中，王端午有多个名字，每个名字代表了一重人格；当然，最重要的是王端午和王中秋，还有醒宝、李文艳、王端、流浪大师。王端午每一次改名，都可看作是他多重人格中沉睡人格的觉醒，但到最后，他终于回归到了王端午。当然，我并没有极力去明写这些，如果明写，就成了一本书写多重人格争夺战的类型小说了，我不想让这种过于类型化的主旨遮蔽我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人格争压也不过是手段，因此我写得比较隐晦。如果写类型小说，倒是可以直接写六重人格争夺战，书名可以直接叫《六重人格》。正如谢有顺所言，我是现实主义者，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的底色上来。

文化艺术报：《不舍昼夜》书中反复强调《西西弗神话》，为何会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您是想从这个无意义的背景中建立自己的意义还是想表达您对生命的态度？

 王十月：或者二者皆有之。我是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之前的小说，这种倾向就比较明显，但我不是太自觉，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开始自觉接受存在主义的指引。人生本来无意义，人生的全部意义只是成为人，但人只有在死后才能确定自己这一世为人是否成为了人。只要没死，这个人就有可能异化为兽。人生本来荒诞，如同不停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但西西弗最动人之处，不在于他一直坚持推石头上山，也不在于他希望有一天能将石头推上山；西西弗最动人之处在于，他明知石头将一次次落下，他明知这是徒劳的奋斗，但他依然激情满怀地将石头推向山顶。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是徒劳的奋斗和无用的激情；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是大多数人明智的选择，也是我们向来推崇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是更高的境界，这样的人，更值得敬重。我到五十岁时，回望自己过去几十年，时时觉得，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到五十岁依旧不甘失败，正是因为，我的身上有西西弗的影子，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推己及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有西西弗的影子；用更朴实的话来说，大家都不认命。事实上，人生下来就在做一件事——走向死亡，而且注定只有一个结果——死掉。这样一想，一切皆是虚妄，但我们并不曾因此而失去活着的勇气。这就是我想要书写的。

文化艺术报：《不舍昼夜》展现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写作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王十月：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身体，这几年身体本来不大好，这部书写到五万字，正逢2020年底，又病倒了。染病当天晚上，半夜高烧，迷迷糊糊起来想去卫生间，天旋地转，直挺挺倒在地上晕死过去，也不知晕倒了多久；苏醒过来，像从水里捞起来的，浑身全是冰凉的汗水。家人打120，说给登记，最快8小时才能到。这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但我只休息了三天就开始写作了，每天晚上写两三小时。以为自己会死，有了写遗书的心，写的时候，感觉有很多话想和这世界说，因此写得很松散，最多的一稿有49万字，恨不得将一生的感受都写进去。写完初稿，休息两个月，调理身体，开始修改。修改更难，我的计划，读者最好能在一天读完这部书，最多用上两天，我理想的篇幅，是20万字左右。如何删，成了问题，往往是删一稿，删去10万字，加写5万字。这样前后大改了八稿，实在删不动了。好在我给很多读者试读，大家都在一到两天读完。前不久，新书首发，请了著名小说家鲍十。因首发之前书没出，他读的是电子版，他说他从下午读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一通宵读完，这让我很感动。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我想写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写他生活的几十年的中国，但我又不想将注意力过多放在时代背景上，也不太想去写时代变迁这样的老话题，我很少去写这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什么，只偶尔在必要关节点点一下，我不想罗列这五十年的中国大事记，但我又想写出人和时代的关系。最难的，是我想着力的是心灵史，而心灵中的变化容易写得凌空虚蹈，如何化虚入实、化实入虚，是我格外用心的地方。当王中秋进入王端午的脑子里时起，我就知道，我找到了方法。而写到第六章，当王端午在流浪途中，身边出现鲁迅和加缪时，我几乎要仰天长啸了，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华章一气呵成，也没分章节。后来《十月》的季亚娅主编说，读这一段，读到了一种江河奔涌的感觉，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谢有顺谈到您的创作时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但他身上间或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他也写自己的经验，但他的心事，通向的往往是这个时代‘主要的真实’；他的文字因为贯注着一种理解他者的视角，以至他笔下的现实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荒原——这个荒原，没有王十月等人强有力的书写，很可能是永远隐匿的。”《不舍昼夜》正是从密室走向旷野，是文学重新发出直白的心声、重新面对现实发言的必要转型？

王十月：我一开始就站在旷野，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不是书斋走出的写作者，甚至从未进入过密室，因此我算是野生型的写作者。我一直看重的是作家说出了什么。当然，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我创作了《如果末日无期》，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但我是当现实主义小说写的，为了区别于科幻小说，我还在书中造了个命名，“未来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舍昼夜》可以称为我的回归，但不是转型。是短暂出走之后的回归。

文化艺术报：《不舍昼夜》和您的成名作《国家订单》比，发生了哪些改变？

王十月：《国家订单》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一个小镇上的劳动者，与大洋彼岸的灾难事件之间的蝴蝶效应，是全球化的时代个体中国人的命运与世界的关系。而《不舍昼夜》更多关注的是心与世界的关系，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反复追问的是人何以成为人的问题，是人该如何活这一生的根本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国家订单》是一个描写全球化的中国化的小说，而《不舍昼夜》真正做到了全球化。

文化艺术报：您的上一部长篇《如果末日无期》，将真实世界的记忆加载到虚拟世界，您将这本书称为“未来现实主义”，您是如何理解“未来现实主义”的？

王十月：上面简单提到过，“未来现实主义”如同魔幻现实主义一样，在我看来，它们首先是现实主义，是立足我们脚下的大地和大地上发生的人与事的，是直面问题的。“未来现实主义”立足于科技发展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的改变，而基于此改变会造成怎样的现实冲击波。它不单纯是科学幻想，关注点也不是科技，而是人。我还拟将《米岛》《活物》《31区》这三部小说称之为“巫鬼现实主义三部曲”，这个“巫鬼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又不一样，它立足的是我们楚人的巫鬼文化，但无论是“未来现实主义”还是“巫鬼现实主义”，他们归根结底都是现实主义。如果不能在现实主义的背景下考量它们，就偏离了根本。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2018年，却集中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发表了一批科幻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一个现实主义者，突然写起科幻小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您为什么会写科幻文学？

王十月：诚如上面所言，我并不认为我的《如果末日无期》是科幻小说，但出版方也好，评论者也好，媒体也好，都将其归之于科幻文学，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我也无法抵抗，于是在反复声明我的小说不是科幻小说无效之后，我也只好在科幻文学的话语体系内谈论《如果末日无期》，但在我心里，它就是现实主义。

文化艺术报：您一度被称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文学的？

王十月：喜欢文学比较早，早在十一二岁甚至更早，那时只是单纯爱读小说，放牛时读，晚上躲在被窝里读，没有文学概念，就是单纯爱看小说。那时除了看小说，也没有什么别的消闲；十五六岁时，写过一段时间格律诗，跟老先生学平平仄仄平平仄；出门打工后，在武汉时，遇到两个爱读书的老板，第一个老板是法国文学迷，推荐我读法国文学，因此知道了浪漫主义的雨果、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和自然主义的左拉，其中又以左拉读得最系统。但当时依旧只是当闲书读，并没想过将来要写小说。到将近30岁，在佛山打工，听说了打工作家的故事，心想我也可以成为打工作家，可以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于是就开始写，结果没费太多周折，写了一年不到，就进了当时在珠三角有着海量读者的《大鹏湾》杂志当编辑。

文化艺术报：您早年的梦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当一名像齐白石那样的民间画家？

王十月：那时也不知齐白石何许人也。我叔叔会画画，给人画中堂，给婚床镜子背面画画。那时新人结婚，用一种我们叫宁波床的婚床，上面有数十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镜子背后画上花鸟虫鱼，再刷上一层背漆。我当时想学这个，叔叔说这个没出息，已经没人再用宁波床了，用六弯床，六弯床上没有镜子。结果看到石首群艺馆王子君老师的招生启事，成为他的学生，学素描和工笔，也算是打了一点点基础。素描只学了石膏几何体，然后画水果、茶壶之类的静物，没学画人头像。工笔就画花鸟，我创作了一幅《小园豆花》，参加了石首市第六届青年美展，那年我16岁。后来出门打工，在武汉时，老板傅泽南是大画家，经理是老板的同学，也是画家，我的工作就是在丝绸上画牡丹、画荷花、画兰草、画月季。

文化艺术报：您自幼热爱绘画和文学，但由于家庭贫困没有机会读书。打工岁月里，您是如何读书的？

王十月：我初中毕业不再上学，不是因为家贫，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家里供我上学没问题。我学习成绩不好，过于偏科，数学英语完全废了，没考上高中，想去复读来着，学校不收我，认为我太调皮，不是读书的料。可我又不想老老实实种田，后来兴起了打工潮，我就成为村里最早出来打工的那一批人之一。打工的时候挺无聊的，没别的娱乐，于是读书成了必然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遇到几个老板都是读书人，前面说的教我读法国文学的老板傅泽南，他是85新潮时期美术界的风云人物、江苏新野性画派的主将，后来遇到一个老板叫徐远宁，是中科院武汉物理所的研究员，开了间小公司，我在他公司打工，他指导我读了很多科普类的书。

文化艺术报：为了生存，您一度做过建筑工、印刷工、手绘师等二十余种工作。打工时住集体宿舍还是自己在外面租房，那个时候您是如何写作的？

王十月：打工住集体宿舍，八人一间房，上下铺、铁架床，我都是睡上铺。为了方便管理，工厂宿舍晚上不熄灯，下班后就趴在床上写小说。在车间里也写，写在印刷试样的卡纸背面。写一篇草稿，然后抄到方格纸上。

文化艺术报：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有没有经历退稿的折磨？

王十月：我写作比较顺，一开始并不写小说，给报纸写豆腐干。当时我在佛山南海下面的一个镇打工，《南海日报》每周六出一版“外来工”版，发表几篇五六百字的打工故事，我给这个报纸写稿，写一篇投一篇，连投了十几二十篇都没中。编辑周崇贤是著名打工作家，他的经历更传奇，小学毕业出来打工，十几岁写小说发在《作品》杂志，得了广东新人新作奖，二十多岁出了八卷本文集。他给我回信，说我写得老气横秋，于是我就变化了，写点有趣的小故事，后来就篇篇都能发。但我不满足于写小豆腐干，于是写小说，第一篇《大雪小雪》，其实有点学周崇贤的《那窗那雪那女孩》，当然故事没学，叙事语言学他，这篇小说两年后才发出来。第二篇小说叫《我是一只小小鸟》，投到《大鹏湾》就发了，这篇小说没学别人，就写自己熟悉的工厂故事。《大鹏湾》是内刊，我第一篇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小说是2001年，发在《作品》上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因此按现在流行的说法，那我发表的处女作算是《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文化艺术报：《天涯》杂志2010年第1期刊发了您《我是我的陷阱》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您回顾自己在深圳打工和做“非法出版物”记者的生涯，这段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王十月：当然，这个“非法出版物”是打了引号的，这是官方出版的刊物，出版方是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局，不过是内刊，没有刊号，一开始用准印证，后来租了内地杂志的刊号用，算是打擦边球。到2004年，擦边球没得打了，刊物被停了。这段当编辑的生活，让我跳出打工第一线来看待打工生活，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加之身边也有了可以讨论文学的老师和朋友，这让我的创作和那些一直在工厂一线的打工作家有了很大不同，我可能会更加客观审视我们的生活，如果说过去是站在工厂看世界，后来则是站在世界看工厂了。

文化艺术报：乡村经历和城市漂泊的经历，哪个对您的创作影响更大？

王十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从前没有思考过，你这一问，我仔细想来，影响的侧重点不一样。我十六岁离开乡村，乡村经历，特别是巫鬼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塑造了我写作中灵性的一面；城市的漂泊经历，更多的是为我的写作提供素材，完善我对世界的看法。如果没有乡村经历，我也许能写出《国家订单》这样的描写城市打工者生活的作品，但肯定写不出《白斑马》《寻根团》《不断说话》这样将巫鬼文化和打工生活结合的作品。或者可以这样说，我的艺术直觉源自童年生活的影响，而理性思考更多源自漂泊生活。漂泊生活决定了我经历什么、看到什么、感受什么、关注什么，特别是站在怎样的角度看问题，乡村生活决定了我怎样写。

文化艺术报：《国家订单》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获奖对您意味着什么，给您的创作、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十月：获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是，对我这样低学历的打工作者来说，一直是被主流文学界轻视的，这个奖的肯定，让我获得了自信，我更加坚定自己的艺术直觉和理性思考，对写作者来说，自信比黄金更重要。获奖之前，我已调入《作品》杂志当编辑，获奖肯定会让我在作协系统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也会站得更稳。后来当主编，也与此不无关系吧。毕竟一个初中毕业生当《作品》这样的名刊主编，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哪怕你再能干。但有了鲁奖获得者这个名头，就会顺利很多。

文化艺术报：因为创作成绩突出，您被引进《作品》杂志做了编辑。此前，您在一本比较著名的打工杂志《大鹏湾》做编辑。《作品》杂志是广东省作协的刊物。从编辑到主编您用了12年时间，现在，《作品》杂志打上了您的烙印。做好一本文学杂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王十月：我算是资深编辑了，迄今当了20年编辑。文学期刊主编，过去可能是很风光的职业，在今天，可能就是风光有限而压力山大了。挑战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学期刊已经形成了几家独大的局面，话语权、影响力集中在有限的三四家刊物手中，作者也只认这些刊物；另外，作者、读者对我们这本刊物已经形成了较为固有的认知，如何打破这认知，是个难题，加之一些刊物的财政资金比我们充裕得多，有钱好办事，我们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财政支持进不了一线，连前十都进不了。于是，我面对的，一是没有老本可吃，没有影响力可供我们挥霍；二是人才凋零，过去作协人才主要集中在杂志社，现在人才都调去作协机关了，想要进的人又进不来。好在，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当时传统期刊都不太重视新媒体，主要也不是不重视，是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于是我提出了“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的十字办刊方针，一方面设计好栏目，以主动策划替代等米下锅，二是尽最大的努力在新媒体发力。这些年，我们有很多过硬的栏目，比如“经典70后”“大匠来了”“网生代”“超新星大爆炸”“汉学世界”，这些栏目在全国文学期刊中都是独创的，另外我们热情拥抱新媒体。我对同事们说，我们要用3年时间，让文学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再用3年，让文学界正视我们的声音；再用3年，让我们的声音引领文学潮流。现在我们刚刚走完第一个三年，相信文学界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文化艺术报：看过您一个创作谈，您说经常怀念当时自由写作时的生活。和现在体制内的工作生活相比，有哪些得失？

王十月：自由写作，当然最大的得就是自由，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写作计划，不用将精力耗在无用的会议和累心的人事关系上。当然，在体制内，有一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自由写作最大的压力是生计。

文化艺术报：您自己写作，作家朋友多，退朋友的稿，会不会有压力，有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

王十月：还好。成熟的作家都能理解，刊物自有刊物的取舍，我也同样要面临被拒稿子，我总不会因为稿子被拒而怪罪编辑。因此朋友们倒没有压力，如果朋友给我稿子我没发，他因此怪罪我，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但来自领导的压力，是最头疼的，顶头上司稿子压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拒得多了，在单位处境就比较艰难，领导觉得你在搞独立王国，你这杂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单位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人很强势，尤其在领导眼里，觉得你是个难搞的刺头，穿小鞋是难免的，小鞋穿多了，我要保护好自己，只好像受惊的刺猬一样，将刺都竖起来。要办好杂志，拒稿是日常工作，毕竟稿件采用率不到百分之一。我对同事们说，不好退的稿子，你们都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退的就行。

文化艺术报：您女儿高中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保送上了中央美院，她有没有写作？

王十月：我女儿从小爱画画，不写作。她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她说，你的未来你做主，但老爸有两言相告，一不要当作家，因为当作家太苦了，身苦、心更苦；二不要考公务员。她从小无拘无束长大，她读书时的央美附中又是个很自由的学校，像大学一样管理，她没有受过约束。现在毕业了，也没有去找工作，当自由艺术家。

文化艺术报：青年作者普遍有一个发表难的问题，作为一本文学杂志主编，您对青年作者有没有话说？

王十月：我们杂志一直很重视青年作者，可以说，当下势头比较好的90后作者，大多数早期的小说，是我们这里推出的。对年轻人，我们的态度是，扶上马、送一程，后面路怎么走靠他们自己。我不算个爹味浓的人，对青年作者，也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有一个字：写。如果一定要在“写”字前加一个修饰，那就是：坚持写。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