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1965年9月生，山西省沁水县人，著名作家，现任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出版多部诗集，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有中篇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喊山》等。其中，中篇小说《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编剧作品有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
葛水平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葛水平绘画作品
葛水平绘画作品
葛水平绘画作品
文化艺术报：2004年11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您的中篇小说《喊山》，葛水平这个名字一下子进入公众视野。其实，在《喊山》发表之前，您已经写了《甩鞭》，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小说家了。
葛水平：那时刚开始写小说，谈不上很有成绩。因为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戏剧研究院，我的职业是编剧，写小说有点偷偷摸摸，院长常点名批评我不务正业。成长的过程中人是很容易丢失的，有一份正经工作又不干正经事儿，叫人笑话也很重要。人是生活在物质之中，又伸延虚无的希望，被笑话是一面凛冽的镜子，需时时克制自己的欲望。我得感谢我们山西的文学期刊《黄河》，当时的主编是张发老师，他一期刊发我两个中篇，也是特例。过往的人过往的事紧密着我与成长之间彼此的接纳和认同，一个人会怎么样？文学给了我声誉，其实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安妥的无形的支撑更重要。包括批评后的努力和坚持，这好像也是一种必然。
文化艺术报：《喊山》发表后，我看到王安忆和张新颖在一次谈话中说起您，谈起现在的青年作家，你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掩盖了他的历史，而一个好作品，总归会把个人的生命信息带来的。王安忆谈到您的时候，她特别怕您和那些作家一样了，她希望您和他们不一样。《喊山》的气质一直贯穿在您的创作中？
葛水平：一个庞杂而陌生的社会，我站在它的边缘审视与揣测的时候，陪伴我成长的是更多的普通大众，他们的人生承载着历史的物证。我从他们那里无可避免地触到了岁月的荆棘，他们是社会最好的修饰，苦难而深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多么单纯，经由肢体劳动，人可以拥有最基本需要的获得和大地持续永久的供养，可有些时候土地上劳动也是不牢靠的事。故乡那些任劳任怨的乡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现在，我抄袭了他们的人生经历成就了我的声名，我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文学气质。我们在大地上只活一生，更高的规律更应该服从最简单的道理，万物竞存，一条平和的路一定需要“感恩”的默契和应许，其实也将获得一种护佑和关照。
文化艺术报：和很多上了大学走出乡村的作家不同，上了大学走出乡村的人对故乡的回望和感情，往往是精神层面的，更多的也是自我慰藉或者自我原宥。故乡在您这里似乎不一样，您自己也说过，您文学的根，就在故乡，在民间。
葛水平：我是一个恋旧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乡的人。旧让一些快的东西不由自主慢下来。小说家李锐说过一句话：“文学的存在理应证明生命的可贵，证明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证明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在写作中享受生命的过程，是我崇尚的状态，而故乡是我的靠山，她装饰了日子来临时的梦境，让我记忆的种子一再发芽。一副笑脸，一声长叹，若干年后，在我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消亡的今天，它们成为我的文字值得捡拾的柴薪。中国是农业大国，每个人不出三代脐带都连着乡村。以写作为媒，传达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千差万别，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我看到我的乡民用朴实的话说：“钱都想，但世界上最想的还不是钱。”
乡民最想的是怀抱抚慰，是日子紧着一天过下去的人情事理。乡村是整个社会背景的缩影，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总是喜欢归类，他们指出您的写作与赵树理一样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气息。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葛水平：赵树理的作品，在日常生活和严肃沉重题材领域他均保持着充沛的想象力。一个人的一生与成长地有关，乡村使他敏感地抓住了农民的感触，情感表述显得简单，那种简单常常出人意料。因为，简单的文字品格高。也许，许多作家并不欣赏他不加修饰的口语化写作，可有谁知他的心始终是沉迷在乡间炕头，轻松自如地写他眼中的乡间世界，他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唯一没有被消磨掉、改变掉的恰恰是他庄稼人的性情。政治让许多人在追求一些实在的东西，而他只选择了至轻的纸和文字，并且得到声誉。赵树理具备一种闲笔写作的能力，他从不端架子，喘息的空间里有我阅读伸展的空间，那里藏着他的民间大幽默。我以为那是作家成功的关键。他对我的写作最大的影响是作家永远不敢背离自己的故乡。
我对各种说法不太关注，总觉得那是批评家的事。
文化艺术报：您笔下的乡村总是充满诗意。以前看过您一篇散文，写到家里的母猪生了小猪，母猪不给小猪喂奶，这时候，您父亲就坐在边上拉起了二胡，母猪被您父亲的二胡感染，给小猪喂奶了，这种诗意的场景，在您的小说里很多，这些诗意场景，是不是您的文学启蒙？
葛水平：我的文学启蒙是炕围画和盲人说书。乡下的一铺炕有时候能放下七八个人。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给炕过年。先是剪羊毛擀毡，擀毡的主要工具是弹杖和一床木梿。弹杖用来反复均匀羊毛，如弹棉花的棉花客，弹杖被拉扯得“嗡嗡嗡”响，好听极了。擀毡需要豆面，豆面有黏性，羊毛和豆面掺和在一起，怕虫蛀常要熬一些花椒水搅拌在一起。木梿用来铺平羊毛，而主要的工序全是脚踩手揉。擀一领毡要用去两个汉子三天时间，铺一炕新毡等于给炕穿了一件新衣。炕靠墙的一面要画炕围子，故乡人也有叫“炕墙画”。各种“选段”的集锦式戏剧故事会“串”在炕墙上，一幅画就是一部戏说历史。民间是文化常盛之地，我庆幸出生在乡村，成长滋养我太多的除去感知对未来的全部艰辛，更多的是娱乐，盲人说，“武松打虎，八百里英雄。硬把武二打虎弄成除害，俗大了。唯大英雄能本色，你真让他上山来打虎，他不一定肯，真英雄是不和畜生斗的”。说书人这话充满了意味，很诱人遐想。这样的情境在某个岁月最深处缠绕我如缕如刻。人的生命启蒙都是在最通俗最普通的某个时候开始的，民间文化点醒了我，让我活得富足而温情。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陈福民说：“葛水平小说有坚硬的质地，柔软的心灵。她是一个在生活、在小说叙述特别困难的地方敢于掘进的能啃硬骨头的一位作家”。写作中，您会不会时常跟自己较劲？
葛水平：人活着本来就是较劲，生和死、爱和恨、弃和得。人在社会中走潮一样，我们不能决定傍晚的空气像早晨一样清新，汹涌如潮的欲望中，各种腐败和丑恶蔓延滋生，那些道德的典型被政治扭曲变形，又再次被名利扭曲变形，一浪高过一浪地推翻与重建，让上下五千年的秩序风典七零八落。想活着不较劲不可能，文学作品从来都是疑问者与社会之间的牵连，人性中因了骨头和经脉的依偎，还升腾着一股过日子的不服气。我是农民后代，活着因为生存而生事，民间没有梦想家，见长的脾气越来越“驴”，计较得失方法简单，是乡下人的性子。乡下人的性子是充沛的雨水，山溪陡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正是这充沛的雨水，才使乡间漫山遍野的树木野草争相旺长，才使山沟土坡上的人家，彼此牢骚着，奔忙着，攀比着，争吵着，也富裕着。平淡行进的生活，让我去向不明，创作的价值还需要朴实的思想为支持，我必须坚强到成为一个顽强的人，然后，我才能进步。
文化艺术报：乡土题材一直是山西作家写作的优势，您的小说厚重、大气，有没有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
葛水平：受到影响的作家很多，比如沈从文、陈忠实、莫言、王安忆、阿来、苏童、毕飞宇、叶兆言等等。如果有一位作家的作品直接击中了，那是《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可说是开启了中国作家徘徊于“现代派”期间的新的灵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思路。但是，今天回望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承认，在接受马尔克斯时，更多的还是他“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事实上，马尔克斯的家国观念、反抗以及面对西方的反省等丰富性，并没有被那时的中国作家完全理解。
《百年孤独》，那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讲述乡土故事的方式对我也有启发，可以说那就是拉美的乡土文学。在欧美国家对陷入工业文明后的人生的失望之外，这个世界的文学当中，还有哪些是能给我们力量和希望的？在艺术形式感上，拉美作家受到原殖民国家文化的影响之外，也与所在国处于较低物质发展水平并由此导致的对待人的命运的神话感，这些都是组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而我们的国家正在将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以极为浓缩的方式快速地加以实验，因此也可以说马尔克斯的艺术感觉对我的冲击更大，也更深刻。
文化艺术报：您的强项是中篇小说，您也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像《裸地》《活水》等，在您看来，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葛水平：方向。传统宗法社会的衰亡，经历了曲折的生命忧伤的过程：欢快——忧郁——悲凉。既饱含着作家的乡土情结，又是宗教情感和哲学思想变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我在写作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良心自觉，政权的触须侵入到乡村，我试图从传统文化视角去解读自发的乡村社会，才知道社会多么没有方向。
乡土是一切现代文明的起源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如实写作才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您12岁开始学戏，为何会从戏曲转向文学，那段从事戏曲工作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葛水平：成长给人的经历太多。说一件事吧，剧团做饭的师傅名叫宋栓好，有一只眼是玻璃花儿，这些都不妨碍他内心的善良。如果中午灶上吃肉包子，他总会多给我三个当夜戏结束后的干粮。那时候我们下乡演出打地铺，我把宋师傅送给我的夜宵放在枕边。夜戏结束后，不等卸妆，我把他给我的包子拿来在院子里烧热水的火上烤，我看到包子里涌出一股黑潮。等看清楚是蚂蚁从包子里逃生时，我一直盯着包子在火中烧黑，燃起火苗。我被火光晃花了眼睛，夜把我的伤心抬到了半空，火苗暗下来，我幽幽回到后台用卸妆油擦干净脸上油彩，两只眼睛里全是浓黑而空洞的暗夜，遥远的星星让我看不到未来。我的前路没有一个人指明方向，时间之外，岁月之外，我与所有的人共同享受落霞如嫣的黄昏，黄昏的意绪里心境却是如此不同。一个人曾经从事的工作无论爱恨都会影响到她的后来。我很感谢命运投给我这么一段经历，并且这一切都作用于我后来对世界的认知：上苍帮人也是帮那些努力的人。
文化艺术报：有人提出一个好作家的作品质地在童年时期就确立了，可否谈谈您的童年生活，童年生活从哪些方面影响了您的创作？
葛水平：早年间过小年家家户户都要用麦秆编一只草马，草马是灶王爷的坐骑，马脖子上系铃铛，灶王爷走时，一咕嘟火烧了。腊月廿三要回天庭汇报工作，走前还要给灶王爷吃甜饭，好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听话，来年多给人间一些风调雨顺的日子。
大人们说有灵醒娃夜静时还能听到灶王爷叮叮当当的出行声。
打小记忆中灶王爷的画像上印有二十四节气，是用以指导农时的晴雨表。
小年的来历虽然年年讲，但孩子们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追问灶王爷的来历。
“灶王爷爷本姓张，一年吃碗烂糊粥。”
小时候对神的理解很微妙，我一直认为灶神就是自己的一家之主：父亲母亲。一年劳作，年节所敬，敬完神也该敬敬自己了。一个人和他自己够不够近？一个人和他自己的距离够不够远？敬奉我们自己，一碗冷粥筷子插得周正，距离就来了。人和人的对抗在这里变得清晰和残酷起来，所有活着的生命中，或许只有灶神最清楚生命最本质的改变，从埋锅造饭始就该懂得节俭，主灶的人冷锅冷饭一口，而灶膛里的柴火升起来，无疑意味着日子是一天一天过下去。
一匹草马举在月影下，日出和日落的距离，看不见更容易想象，那是一种灿烂的意向，当仰起头时最灵醒的那个人是谁？少年时的梦境，在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里已经展现在时间中，世事万物的幻变，梦境永远停留在天空，每个人都微笑着，人类理想生活的最高境界正是产生幸福的笑靥。送灶王爷上天，所有人的微笑说明人们在迎接春节的到来，已经遗弃了一年的苦寒。
文化艺术报：您好像不太关注自然风物，也不热衷景物描述，是不是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葛水平：风景描写是小说叙事中的细部元素，作家写风景的过程，是与自然相拥、交融，实现叙述本体意义重构的过程，当然，在任何时候风景都是文学文本中无可替代的叙事要素。现在很多人写作丢掉了很多风景描述，这不仅意味着叙事的缺憾，风景描写也越来越退居于人物描写和语言描写的背后，把风景描写从背景中独立出来，让文本更有趣更明确是一个写作者景由情生的本领。
现实生活中，当我们特别地强调某个物象时，其周边的风景就被忽视了。鲁迅先生写的故事中，为什么有景物描写呢？是因为故事里人物的心情需要环境衬托，景物描写可以衬托社会环境，可以衬托人物心情，也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故事的主旨。如《药》里面写坟地里的乌鸦，就是为了衬托夏四奶奶的悲凉心境和矛盾心理，《故乡》中写月下西瓜地和西瓜地里的猹，是为了衬托少年闰土的机智。
写景不是为了单纯写景，写景是为写人和主题服务的。风景描写推动情节展开，风景写作既是对作家在场、读者所看事物的再现，也是写作者主观感受的显现。景物是外在的，情感是内在的，正所谓“情动于物，言之以情”。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文学的，小时候在乡村，有书可读吗？一个人大概真的有一个人命定的生活方式。
葛水平：赤贫的家庭背景墙上没有多余的书可读。
人一生的道路不是想出来的，是走出来的。这里的这个“走”不是简单的一个动词。我对人生感悟最多的理解是：所有一切经历过的都是自己的财富。我始终坚信，上苍救人也是救那些可以自救的人。作为我来说，一路走来，转换过多种角色，珍惜时间，珍惜生活，走过的每个细节都没有浪费掉，这对创作是极为有益的。
人常说：人在过日子。其实是日子在过人。天不会为每个人黑一次，也不会为每个人亮一次。黑与亮间留下了什么？我感觉就是热闹。作家有别于他人的就是在生命的空隙处，能记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环境。生活经历自然就极为重要了。我对所有人世间的物事充满认知欲，比如我和说书人去聊天和盗墓人做朋友，只是好奇，常被一种现象感动。我认同他们的手语和黑话，一个没有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的人，追求一切的难度很大，在这个貌似很简单的社会中，他们却很难复杂地呈现出来。我的存在和他们一样，是人就不可高出他人一等。从底层寻找一种民间语言，民间，那一片海洋我无法表达。一个女子坐在坟头朝着你笑，一眨眼之间你看到海棠开花了。民间语言鬼气十足。还有戏曲、鼓书、阴阳八卦等等。某个阅读，某个细节，在某些方面以鬼魅的方式呈现，让我的记忆宏阔、深邃、精疲力竭。没有规矩地乱开乱合的民间知识，是我明亮或者幽暗的知识河道。
文化艺术报：还能记得起来您的处女作吗，有没有被退过稿？
葛水平：太久远的事了，应该是一首诗歌。肯定是无数次被退稿，现在也有被退稿的时候。人世间哪有那么多顺势而行。在一个功利和人际关系充斥的空间，由于纯个人的审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有道理在里面。
文化艺术报：写作之余，您也画画，多次举办过画展，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有没有跟过老师？
葛水平：没有，更多的是看老师们画。岁月如发黄的黑白色调，有些时候觉得人生很短，不想把自己的理想放大到多么神圣，就想喜欢什么就学点什么，我们在大地上毕竟只活一生。画画进入时，感觉并不沉重，水墨清清淡淡、丝丝缕缕地由心底生起，像一声轻轻的叹息，单色调更像是彩色作品的底子或者说是逝去日子的旁白。
时间的距离使追忆成为对现实感受的提炼，我在画案前，我在书桌前，我和爱好一起坐着天就黑了。写作和画画都是怀恋从前，都是玩儿的生活。人生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长路，一个人停留在一件事上，事与人成了彼此的目的，互相以依恋的方式存在着，既神秘莫测，又难以抗拒，其使命就是介入你，改变你，重塑你，将不可理解的事情变成天经地义，如此就有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活着，其实也是寻找自我、不断靠近或远离自己的过程。
文化艺术报：戏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每个在乡村长大的人对戏台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戏台也是乡村孩子的艺术启蒙。您从小学戏，后来上戏校，在舞台上都扮演过哪些角色？
葛水平：一直是跑龙套。在戏校学习永远是“c组”，《姐妹易嫁》《白蛇传》中唱旦角，时间排序上从来没有轮到“c组”。
文化艺术报：您钟情音乐，也会拉二胡、弹古琴，音乐对您的创作有何帮助？
葛水平：喜欢音乐是因为我父亲活着时喜欢抓蛇做二胡，也拉二胡。
蛇是在惊蛰时节才从冬眠中醒来，在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在故乡，惊蛰一过我的父亲就开始准备出山打蛇的工具，用蛇皮做二胡。
我是极喜欢二胡的弦乐，二胡的音色柔和，接近人声，可表现细腻、豪放的乐曲，同时可以伴奏、合奏、独奏。
“打蛇打七寸”，“打蛇打三寸”，都是说打蛇要命中要害。
蛇的三寸，是蛇的脊椎骨上最脆弱、最容易打断的地方。蛇的脊椎骨被打断以后，沟通神经中枢和身体其他部分的通道就被破坏。
蛇的七寸，是蛇的心脏所在，受到致命伤，也会必死无疑。
乐器和流出来的音乐都会对我日常护佑和关照，让我过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生活。
文化艺术报：您爱书是出了名的，您的书房也被称为作家中“最美书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藏书的，您最喜欢收藏的都是哪些书？
葛水平：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萨特，一生酷爱读书，在书中发展了自己丰富浪漫的想象。他说：“我是在书堆中开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毫无疑问地也要在书堆结束我的生命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中最得意所在，书的充沛使一个人内心安稳。我的藏书大约有一万多册，其实大多数并没有读，只是喜欢买书，很杂，也很系统。我喜欢收藏志怪、神话、宗教和民间手作，当然还是文学作品偏多。
藏书是从有余钱买书开始。
文化艺术报：您说过自己是被乡村遗弃在城市的孩子。现在还会有时间回老家吗？对今天乡村的变化，您有何感受？
葛水平：经常去乡下，去寺庙和古村落。常怀疑土地给人的合理性，它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移挪着它之上的人。那热闹，那生，那死，那再也拽不回来的从前。时间悄然流逝，倏忽间，时间带走了一切。
如同日与夜交替形成力量关系。
祖母说：皱纹上了脸的人离死亡就近了。
乡村不再是从前，也回不去从前。许多物事已经消失，曾经的土路上有胶皮两轮大车的车辙，山梁上有我亲爱的村民穿大裆裤戴草帽荷锄下地的背影，河沟里沤麻上有蛙鸣，七八个星，两三点雨，如今，蛙鸣永远响在不朽的词章里了。
文化艺术报：在小说创作之外，您也做编剧，像高建群《最后的匈奴》、路遥《平凡的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做编剧和自己写小说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葛水平：都是体力活计。都是生存的一种方式。
文化艺术报：可否透露一下您近期的写作计划？
葛水平：写一部长篇《百姓》，写一部散文《守寺人》。
文化艺术报：现在的文学青年都面对一个发表难的问题，可否结合您自己的成长，给文学青年打打气？
葛水平：上苍帮人一定是帮那些努力过的人。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