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回族，八零后，宁夏西吉人，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先后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选载，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三部作品译介到国外。出版有小说集《父亲的雪》《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等１６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亲爱的人们》等５部。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奖、郁达夫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文化艺术报：看简历，方知您是八零后，《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鲁迅文学奖也已多年。24年的写作经历，您也是“老”作家了。
马金莲：是啊，按代际划分，我属于八零后。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是２０１８年，转眼六年过去了，时间真是奔流不息永不止步。回头去想，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八零后这一代际出生的人，算起来最小的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也就是说，八零后早就算不得年轻，集体迈入而立之年，中年人了。逝者如斯夫，没有人能留住时光，我觉得和时间对抗的唯一办法是努力活好眼下，在有生之年珍惜每一天时光，趁着年华尚好，还能拼搏，做好该做的事情。比如我自己，我处理好上班和生活，对每一位亲人好，能帮到他们的我就尽我所能地帮助，用慈悲心肠看待世间万事万物，用深沉的情感理解这个世界，坚持阅读，写好每一部作品，不盲从，不跟风，坦坦荡荡，心平气和，不断地提高写作水平，在写作中保持探索精神，争取把每一部作品写好。同时，接纳和欣赏新的文学人才的成长，致力于文学新人的培养，为家乡的文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艺术报：这么多年，您一直扎根西海固，书写变革中的家乡。您的家乡西海固，曾经被认为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而您为何一直扎根西海固，书写西海固？
马金莲：西海固，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感受在里头，怎么形容这情形呢，西海固就像一位母亲，这母亲生养了我们，并哺育我们成长，但是她贫穷、封闭、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难，所以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后定义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但是，我们祖辈在这里生活，一代又一代绵延赓续着，土里埋着祖先，世上活着亲人，后辈们也在生机勃勃地出生和成长，这些，都是大地母亲的庇佑和哺育。面对这样的母亲，我们能抱怨吗？有理由嫌弃她的清贫落后吗？她跟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我们，我们唯有怀着深深的感恩来凝望她，用更多的奋斗来回报她。我在这里出生并长大，上的是本地的民族师范学校，结婚成家、工作都在本地，除了偶尔外出参加文学活动，我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西海固这个地方，确实可以算是把根扎在这个地方。我很早就体会到了西海固贫穷落后带给我们的苦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记忆的时候，记得家里顿顿吃杂粮面，当然现在的杂粮面比较稀罕，吃它们属于调剂胃口，但是在我们那时候，杂粮面简直就是对胃口的考验，那时候的杂粮面磨得没有今天这么精细，比较粗糙，尤其莜麦面，这种寒性粮食总是带着厚厚的皮，做的饼子需要长时间嚼，开水锅里下出来的面疙瘩更是不好对付，每次下咽的时候嗓子里好像带着刺，所以那时候吃杂粮面伙食吃得人很痛苦，不吃嘛，饿，吃嘛，不爱吃。记得我小叔叔小时候精瘦精瘦，细长的脖子撑着一个大大的脑袋，有那么几年吧，每天傍晚厨房里冒起炊烟的时候，他会支使我去厨房看看我妈在做啥饭。我噔噔噔去了，又噔噔噔返回，大声告诉他，是荞麦面搅团。小叔叔就叹一口气，然后表示他不吃晚饭。我又噔噔噔跑进厨房，告诉母亲如果你做搅团我叔叔就不吃。母亲一副早有预料的表情，说不吃就不吃，不吃就饿着。这样的记忆有很多，大概持续了好几年，那几年里，我的小叔叔确实不好好吃荞麦面搅团，宁愿饿着肚子睡觉。而只要做了莜麦面撕拨糊，我就拒绝吃，因为我觉得那一疙瘩一疙瘩的莜麦面做成的食物，下咽的时候扎得人嗓子眼疼。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西海固那时候确实贫穷，吃一顿白面就是改善生活，食肉更是不敢想。当然，现在算是过去式了，现在的西海固跟全国一样，实现了脱贫，过上了小康日子。这些难忘的记忆，被我写进了《亲爱的人们》，贫寒境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亲近，大家抱团取暖，互相珍惜疼爱，就像马一山一家人那样。要怎么表现一个地方的大变化大变迁呢，要怎么展现西海固这个地方的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呢，我想正是通过吃穿住行这些最细微但关切百姓最实际的生活的日常行为来传达。所以，我对西海固这个地方，就像孩子对母亲，情感很复杂，既有苦难日子里的无奈，也有熬过苦难以后的感慨、喟叹，更有感恩、庆幸，总之是一言难尽。我写作的素材一直来源于西海固，根深扎在西海固，以后的写作还是要基于这片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
文化艺术报：西海固作为一个文学地理，最先出现在张承志的《心灵史》中。您就出生在西海固，您笔下的西海固和前辈作家张承志的西海固，有没有精神上的关联？
马金莲：西海固其实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称谓，你在地理图上找不到，行政图上也没有。它具体指称宁夏固原市下辖的片区（以前是固原地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彭阳、泾源六个县，现在海原县划出去归中卫市管，而这个称谓还是一直保留着，尤其提及文学的时候，大家更习惯用西海固这个名称。我属于西海固土生土长的一员，所以我对西海固的认识更多是家乡、故土这样的寓意，而张承志老师书写和界定的西海固，我认为既有家乡故土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度。《心灵史》西海固作家几乎都读过，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有着精神高度上的启迪，文本对人道和心灵自由的肯定，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认识，让身在这片土地的我，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反思这片土地。具体到写作当中，起到了启发作用。
文化艺术报：随着电视剧《山海情》的热播，西海固一度成了网红地，您笔下的西海固，和电视剧《山海情》里的西海固，是完全不同的西海固？
马金莲：这部剧中演绎的西海固就是我们一直生活的西海固，而我一直书写的西海固也是这个西海固，就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电视剧的主题是移民搬迁，所以主要关注点只在于西海固曾经的贫穷落后，然后就是移民以后怎么在新的地方落脚扎根生存下去的问题，而我一直书写的，既有西海固的曾经，更关注它的变迁过程，和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全新的面貌。
文化艺术报：西海固乡村的人和事，一直是您的写作方向？
马金莲：一直是。２０１０年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期间有外出上学、在学校教书、在镇政府上班，但总的来说人没有离开农村。２０１０年我考入固原市，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就在城里买了房，搬到固原市区，算是真正离开农村了，但为了写作，我经常下去做深扎，《孤独树》和《亲爱的人们》都是以前的生活积累加上后面的深扎所获，然后写出来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最新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延续了您对家乡西海固地区24年的书写，这部近80万字的长篇小说，和您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首先是一个字数上比较多的长篇小说，内容和艺术要求上，和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内容上，我想对西海固的生活，尤其最近这四十年的生活，做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和总结，也就是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眼下，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又怎么随着时代的脚步，往前努力的，通过作品里的主人公的具体的生活，做了脉络清晰的展现。以前的作品也有过这种展现，但只是通过中短篇，或者比较短的长篇小说来展现，这次我像赌徒那样下了血本，将自己生命历程中所有的认识和感受都写了进去，书中的主人公祖祖、舍娃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化身，我通过他们的角度，来表达我自己作为一个八零后的个体，对西海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在艺术方面，作品用长篇小说的应有要求来规范自己，尽管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但我确实尽了最大努力。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卓今指出：“《亲爱的人们》跟同类型的乡村题材相比，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新’，一个是‘变’。”她提出的“新”与“变”，体现在哪些地方？
马金莲：我也一直在关注当下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家们确实很用心很用力，确实贡献出了不少优秀的乡土题材长篇，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我有着扎实的乡村生活经历。我这曾经的真正的农村人，对于以后不好说，但对于过去的四十多年，我敢说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所以我写的话，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有底气写真正的农村真正的乡土，所以我的作品一出来，就带着新鲜泥土的味道，这是一个有真实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在写，我是本土的，而不是外来的，表现在一部长篇里头，这大概就给人不一样的新的感受吧。“变”呢，因为扎实的乡村生活经历，我这成长的四十年，等于是亲身参与乡村变迁的一个过程，这四十年里，中国西部乡村的变化，哪怕是最细微的环节，我都有着切身感受，所以我知道应该抓住哪些线索去表现乡村这四十年的“变”。基于这一点，我可能抓住了乡村变迁中比较核心的脉络。
文化艺术报：《亲爱的人们》之前，您已经写过四部长篇小说。和您之前的四部长篇相比，《亲爱的人们》体量更大，近80万字，写作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之前我写的是《孤独树》，《孤独树》主要写了留守现象，为了写好它，我跑了不少地方做调查和采访，这个过程，让我看到了乡村当下最普遍的问题，我脑子里除了构思《孤独树》，同时也有更广阔的东西在积累。写完《孤独树》后，接着准备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写什么呢，那时候不明确，但肯定是乡村，所以我还是从方方面面继续关注着乡村，十年前我们村扇子湾要搬迁的时候，我开始关注移民搬迁，做了大量采访，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我开始写移民题材的长篇，后来发现这个方向不适合我，调整后确定为《亲爱的人们》。但前期那些采访是有用的，采访让我随时掌握着乡村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开始写四十年来扎根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要说还有什么准备，还真没有，因为我同时在上班，承担刊物的编辑工作，还得照顾家庭，写作基本上都是见缝插针挤时间在进行，好在身体还算年轻，还能支撑这样的高强度的劳动。
文化艺术报：今天的乡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乡村书写最大的挑战和难度在哪里？
马金莲：今天，写乡村的话，我感觉最大的挑战和难度，在于我离开了乡村。２０１０年进城以后，我在一步步远离乡村，这个我必须承认，就算我把大量的节假日和周末时间都用在了下乡采访上头，但这不能掩盖我离开乡村的事实，乡村的变化我随时都在关注掌握，但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至于人心深处的变迁，我还是有些隔阂了。尤其是我的母亲三年前最后一个办理移民手续离开乡村后，我感觉自己生活的根断了，我再去乡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而不是真正的乡村人的身份。这就是生活的悖论，离不开的时候努力想离开，现在离开了，却想回去，但又不能真正回去。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和最近的采访所得，只够支撑《亲爱的人们》这部长篇，但是下一部呢？接下来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我将如何和乡村真正地链接，真是我正在焦虑的事情，在工作、家庭和写作的需要之间，这得努力去平衡。我一直反对住在城里写农村，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一方面你怀念着乡村的袅袅炊烟鸡鸣狗叫，这是很假的，是隔靴搔痒，是对真正的乡村写作的伤害，这一点我一直都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主要是对上世纪农村生活的追忆，这和您的成长经历有关吗？有没有想过改变？
马金莲：和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小时候受了不少苦，但是回头去看，我感激那片土地，感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我曾在一片创作谈里写道：“发展的落后使我们的世界好像一片净土，在这里我能够静下心，坚守清贫，用近于虔诚的精神书写文字。所以，我笔下的文字，具有发达城市文人难以渴求的纯粹和朴素，是一种原始的美，自然的美。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愿意一个人守着内心的宁静，打量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与事，写下内心最真最美的文字。”
想过改变，而且这念头不止一次。事实上，我一直都在改变的努力当中。这个过程，也就是在文学艺术上不断探索和提高的过程。从最初的作品《掌灯猴》《碎媳妇》《长河》到今天的《亲爱的人们》，你会看到生活的气息一直那么浓，但我确实一直都在尝试超越自己。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担忧，您会不会在乡土题材上耗尽您的生活经验，会不会重复自己，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马金莲：这个担忧很有必要，前面我说过，很多作家写农村，其实是隔靴搔痒，或者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原因正在这里。不是他们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不了解乡村，而是他们曾经有过乡村经历，但后来离开了乡村，人离开以后，对乡村的关注就少了，然后再写乡村的话，只能靠记忆和经验写，长期这样下来，只能越写越假，因为他们的经验耗尽了，只剩下假设和想象。我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我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深入乡村生活，不断地往下跑，去寻找，去捕捉，去“泡”，只有这样你才和生活保持着联系，你才没有和生活脱节，你的认识和作品才能保持有活力。
文化艺术报：《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马金莲：我２０１８年获奖，２０２０年底到文联担任副主席，这确实是比较大的变化，至少我不再负责繁杂的办公室工作了，变得有一点清闲和自由了，这一点我很感恩组织的安排。
文化艺术报：2003年，您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结婚生子。一个读过书的人回到家乡，从农村出去读书，毕业后回乡待业，和一直生活在家乡没有离开的人对故土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是这个时候，开始写作的吗？
马金莲：我写作开始得更早，２０００年，我１８岁，在固原民族师范读书，就开始写作了。２００３年毕业后，一头扎进生活当中，开始了比较痛苦的挣扎，一直到２００７年我才考上正式编制，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几年当中，对于文学的坚持比较艰难，因为我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写作成为其次，不过我没有放弃，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下来。
文化艺术报：您的前四部长篇小说，都是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何会选择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会不会和您是师范学校毕业有关？
马金莲：前面四部作品，《数星星的孩子》《小穆萨的飞翔》是儿童题材，《孤独树》也算吧，《马兰花开》不是。这些以儿童视角讲述的故事，应该和我在哪里毕业没有关系，而和我出身于一个叫扇子湾的小村庄有关，我在那里经历过一个难忘的成长过程，接触过很多童年的伙伴，后来写作的时候，这些经历成为最丰富的素材来源。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的家乡，您文学地理中的家乡和您的出生地？
马金莲：我出生在宁夏西吉县什字乡一个叫扇子湾的自然村。而文学地理中的家乡，更宽泛，就是人文意义上的西海固。
文化艺术报：您最早的文学启蒙来自哪里？
马金莲：来自家庭。我的父亲在乡文化站工作，他自己也爱好阅读，所以我从小接触书籍比较多，那时候最盼望的是父亲上班快回来，给我借来新书，还有带回来他给我订阅的《儿童故事画报》。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阅读了不少书，可能就是那时候在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还有一个启蒙来源是民间故事、传说等的熏陶。我小时候外祖母、太爷爷、爷爷等都健在，奶奶更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漫漫长夜里，老人们用我们最朴素的方言土语，讲述着一个个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祖辈流传下来的，有听来的，还有的是讲述者亲身经历过的奇事、趣事。我都当做故事来听，常听得津津有味，沉溺其中。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人生经历，沉入到我的童年记忆里，深深地沉睡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写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其实早就融入到我的生命感悟当中，再也难以分割。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有好几位高龄老人，太爷爷，外奶奶，爷爷，奶奶，这些老人都是从岁月的坎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日月更迭和社会变迁，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个感人的传说。我的外奶奶尤其具有传奇色彩。我的奶奶又是个说古今的能手，我陪伴她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她讲故事的氛围中入睡的。被这样的故事熏陶着，那些远去岁月里的故事和那种馨香的味道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我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想起了它们。而老一辈人身上具备的质朴和纯粹、对生活的热爱、对信仰的坚守，让今天浮躁的我们感到汗颜。所以我敬仰那些已经远逝的人们，之所以写那些时光，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敬意，也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对比和反思。
文化艺术报：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吗，其间经历过什么？
马金莲：我在固原民族师范的校刊《春花》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夙愿》，算是小小说吧。这是我刚进校门不久，看到学校举办征文比赛，我就写了这个小小说投了稿，这个小作品得了当时的比赛一等奖，在《春花》上刊登出来，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但《春花》不是公开发行的刊物。我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是２００１年，当时《六盘山》发了我一首诗歌，那是一首很短的诗歌，也就三四句话，很稚嫩，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啊，那时候无知无畏，根本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情况下，就那么傻乎乎地投稿了。接下来在李方老师的指导修改下先后有6篇小说在《六盘山》发表，其中2003年《六盘山》为我编发了一个小辑，李方老师还为我配写了一段评论。2003年我从师范毕业后来到乡下，辗转在中小学教书。由于种种因素，有段时间停止了写作。2005年，在《黄河文学》编辑闻玉霞老师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了笔，小说在《黄河文学》发表。之后发表的范围逐步扩大。
文化艺术报：小时候在农村，您是如何阅读的，有书可读吗？
马金莲：前面说过这个问题，有书读，我好像骨子里就喜欢阅读，一看到书就命都不顾了，就躲在我家的杏树下，或者房背后的一个窑洞门口，坐在门槛上，一头扎进书的世界，就完全忘我了，这是夏天的时候。到了冬天，大家都有睡懒觉的习惯，我常年患有鼻窦炎，头疼，不能睡懒觉，每天早早起来，然后在窗口看书。夜里大家睡了，我在煤油灯下看书，可能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近视的。在煤油灯下阅读，是一段让我很难忘的岁月，往往是看到精彩处，夜深了还不知道，等父母一觉睡起起夜的时候看到我窗口亮着灯，母亲就会提醒我早点睡。第二天鼻孔里有黑黑的油烟子，那是吸了煤油灯的烟造成的。现在回想起来，恰恰是那时候的阅读经历最难忘，简直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文化艺术报：哪些前辈作家影响过您？
马金莲：西海固的文学前辈们几乎都影响过我，还有就是我当年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的作者，都产生了影响吧，就算有时候不明显，但这影响是点滴的，是潜移默化的，是日积月累的。我喜欢的作品比较宽泛，传统纯文学经典著作也读，通俗文学作品比如武侠也看，还喜欢看《三体》《盗墓笔记》等类型小说，我觉得作家应该像一头吃草的牛，什么草都愿意尝试一下，试图从中获得一点相对庞杂的学识。相对来说，我更喜欢悲壮的有精神内涵有担当的文学作品。
文化艺术报：可否结合您的成长经历，给青年作者说说如何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马金莲：我觉得对于文学，首先要热爱，要发自内心地喜欢，只有喜欢才能让人在众多选择中坚持选择文学，去读文学作品，读多了，就会有表达的欲望，这时候如果拿起笔尝试着去写，可能会写下文学作品的雏形来。但有个问题我们得正面认识，那就是写作要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最真实的情感，而不是像写命题作文那样，逼着自己写，挤出违心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没有真情实感，是缺乏灵魂的，是死的，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写童年生活，或者写亲身经历的事情，一写起来就津津乐道，就是因为这里头有着个人最真实的切身感受的东西，也就是真情实感。
青年作者可以先从写自己的经历开始写，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得到提高。当然，还得不断地阅读，同时和别人交流，尤其和文学方面的朋友交流，或者拿出去发表，让专门的报刊编辑给你做指导，这样你才能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能及时得到解决。
总之，写作是个吃苦活儿，需要下大功夫，而且是持续去努力，需要长期的坚持，十年磨一剑，板凳坐得十年冷，只有经历过这样漫长的痛苦的努力过程，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写作感觉，才能提高写作技巧，才能写出好作品。当然，个别文学天才除外。反正我不是天才，我的成绩都是后天刻苦得来的，这里头有着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汗水，有着不为人知的起早贪黑，更有着不可为外人道的艰辛。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