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我在大地上看到了行走的蘑菇

何立伟，作家、画家、摄影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出版有《小城无故事》《天下的小事》《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亲爱的日子》等二十余部小说及散文集，《失眠的星光》《何立伟漫画与戏语》等十余部文人漫画集。《白色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收入教材。作品被译成英、日、法等多种文字。

何立伟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乃至一念》，讲了一个卖鱼老头和他女儿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卑微与果敢的父亲形象，您在创作谈中说：“创作源于内心的触动，而虚构是将这触动转化为人间的故事。”这个触动指的是什么？

何立伟：这个中篇小说讲的是日常的、卑微的甚至平庸的生活，这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的数着过的日子，没有什么好惭愧的，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这样的日常里，总有一些人性，像云母一样，在暗污里闪着并不耀眼的微光。如果你注意了，你是会受到触动的。那样的微光，会在你的心尖上闪烁，并产生一种对抗生活的力量。我的触动，就是分明地感觉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我要在小说中通过一个相貌猥琐的父亲，把这种微光同力量传递出来。人存一念，所向无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我想告诉自己同读者的。

文化艺术报：您停笔多年后的作品像中篇小说《耳语》《水流日夜》，到最新的这篇《乃至一念》，没有了《白色鸟》里那种着意让宏大的历史叙事隐退到意境之后的唯美风格与诗性追求，多了些日常俗情。小说是需要处理俗情的，特别是中篇小说，要有烟火气，从诗人气质到日常俗情，这种转变是不是要放弃您早期的小说理念？

何立伟：我其实一直秉承一种日常美学，希望传递日常中被日常遮蔽的生活诗意。过去的小说唯美一点，现在的小说世俗一点，但都是想写出人性在刹那的闪光同诗性。前后的小说在内质上其实是一样的。我喜欢日常，不喜欢传奇。而书写日常要比书写传奇更见功力，因为前者更需要洞察同善感，需要平常心里的慧根。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的作品《白色鸟》《小城无故事》等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后来的《北方落雪，南方落雪》《马小丁从前很单纯》都写的是当代人的都市生活，您小说风格的变化跟时代精神有没有隐约对应的关系？

何立伟：风格的变化是由内容的变化引起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也决定味道的飘移。后期的小说因为跟目下的生活靠得近一点，所以时代感也就强一点。时代感强的作品，很难空灵，浪漫也不大好安身。但不管是哪种生活，诗意的表达总是不会缺席的。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饶翔说，您早期的作品建构了一个特别独立、高度审美化的美学世界。您的成名作《白色鸟》发表于1984年，当时“伤痕文学”的热度刚刚过去，先锋文学还未上场，这部诗化小说为何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何立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文化上的解禁，大量的西方文学得以出版，年轻的文学作者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生吞活剥地阅读，从西方经典文学中获取灵感甚至写作资源，形成了一股翻译腔的小说文体，并泛滥开来。我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中获取启发，想要写出特别具有汉语言之美同诗歌意境的小说来，所以《白色鸟》等一系列前期作品就是这样的发想的产物。我算是那个年头比较早的具有语言自觉的青年作家。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作家，就应当写出中国味道的作品来。而中国味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我热爱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之美。这个根脉万不可断。所以在翻译体大量流行的文坛上，《白色鸟》这样的有着汉语言审美的作品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也是当时引起比较大的关注的原因。另外，把小说写得像诗一样凝炼，也是被关注的原因之一。

文化艺术报：您的小说处女作《石匠留下的歌》，1983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据说信封用的是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子弟学校的信封。一般的作者都是从省内的文学杂志开始尝试，您当时为何会选择给国家级刊物《人民文学》投稿？

何立伟：当时年轻气盛，也是我们湖南人的一股子不信邪的自信，觉得自己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要到国刊上头去露脸，要一览众山小。那时候，心气很狂呵。

文化艺术报：1984年，您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石匠留下的歌》《小城无故事》《白色鸟》。《白色鸟》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您一夜名满天下，《白色鸟》还形成了当时流行的感觉意象派？

何立伟：当时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不少稿件，明显带有《白色鸟》的仿作味道。当时，的确有些人模仿我的风格。

文化艺术报：《白色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何立伟：主要的改变，就是更加来劲。因为那时的得全国大奖，是对自己的最大肯定。

文化艺术报：中篇小说《花非花》发表于1985年第4期《人民文学》杂志，这个中篇还获得了当年《人民文学》杂志“我最喜爱的作品”奖。这个中篇，您已经开始有了变化，不再一味地追求诗意？

何立伟：我当过中学老师，这个中篇小说写的就是中学生活，主要表现学校对人的天性的压抑。很难说这样的校园生活有什么诗意。

文化艺术报：王安忆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她和张承志的一次谈话，张承志说他们这些人都是被时代惯坏了，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有很好的编辑，有公平的竞争，成名后就都有些骄傲。您也是那个文学最好的时代成名的，成名后您骄傲吗？

何立伟：当然，骄傲是难免的。那个文学的时代，真的有一些了不起的编辑，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学。他们有眼力，有胆识，无私地推出新人新作。我至今都感激他们。现在，这样的编辑真是少见了。

文化艺术报：看过一篇文章，您成名那个时期，在长沙，您有一幅“文学地图” —— 南门口、红旗小区、赐闲湖、营盘街，它们分别是王平、您自己家、残雪和徐晓鹤的家。你们叫自己“文坛四人帮”，这个时期，您已经成名，残雪和徐晓鹤也开始冒头，可否谈谈这个时期的故事？

何立伟：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文学甚嚣尘上的年代。那时候，王平、徐晓鹤、残雪和我，几乎天天在一起谈文学，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谁的作品都看不上眼，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少年心气真是可贵。那个时候文友间的友谊也极其可贵。最近的小说《乃至一念》刚刚发表，残雪在云南读了，立即给我发来短信，赞扬得一踏糊涂。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友谊在今天的延伸。

文化艺术报：1986年，您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编入“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这一辑中的人有莫言、刘索拉、王兆军、何立伟、阿城，可谓星光灿烂，王蒙曾主动提出为您写序，您却拒绝了？

何立伟：王蒙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力推我的小说。包括《白色鸟》得奖有争议，也是他力挺。所以第一本小说集出版，他的确想给我写序。但我那时候特别喜欢汪曾祺，私心想请汪先生写序。结果汪先生答应了。我很高兴。这也是汪先生第一次给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写序。不过后来，我的第一本漫画集出版，我还是请王蒙先生给我写了序言。这也算是补救吧。

文化艺术报：您和汪曾祺是神交，能说说您和汪老的故事吗？

何立伟：我家书房里一直挂着汪先生1985年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给我画的一幅芍药图。我去看他，他相当高兴。他知道他的小说在青年作家中受到尊敬，也是相当高兴。后来开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我把叶兆言、苏童等几个他老家江苏的青年作家带到他家去看望他，他都高兴地写到了文章里，说何立伟把谁谁谁带来了，真好。叶兆言偷偷地跟我说，叫汪老送签名书给我们一人一本吧，你开口说好些。我于是开了口，汪先生就给我们一人送了一本签名集子。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湖南作家群，在国内地位非常高，首届茅盾文学奖，6部获奖作品中，湖南占了两个。那时湖南作家中有莫应丰、韩少功、古华、何立伟、残雪、孙建忠……湖南为何一下子会出来这么多大家？

何立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是中国文坛的一支劲旅。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年年有斩获，拿奖者拿到手软。湖南那个时代，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很团结，都很抱团，一起努力，佳作不断，这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土壤、文学氛围是分不开的。大家都互相砥砺，如切如磋。那时候湖南的作家都发着文学高烧，真让人怀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那样的时代温度，今后再难有了。

文化艺术报：那个时期文学作品发表和评奖都比较公正，您的《白色鸟》获奖的时候，您好像还在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子弟学校教书？

何立伟：《白色鸟》能获奖，我事先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有一天，突然有朋友打电话到我单位传达室，说我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说那不可能吧，他说你要请客！我事后知道，有些评委说这篇小说还看不太懂，但王蒙先生力主得奖，他觉得在这篇小说里看到了文学新的可能性。

那次获奖改变了我，让我在创作上自信起来。同时，文学对于我，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两者完全统一。

文化艺术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您的创作多是中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龙岩坡》《老何的女人》《北方落雪，南方落雪》，到长篇小说《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您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意识地运用湖南方言。韩少功说您这个时期的作品“少了从前诗意化的阅读，是人生的大观园”。您后来比较关注市井生活？

何立伟：我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文化艺术报：画画一直伴随着您的写作之路，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画作，是史铁生把您和他通信时您的画拿给《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发表的吗？

何立伟：我画画起于无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作家朋友通信时，写着写着忽然图文并茂起来，文字间夹杂了涂鸦。许多朋友咦呀一句，说有味有味。有朋友甚至就拿到报刊上，推荐给副刊发表。比方好友史铁生兄，我给他写的图文信，他就拿给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朱其时办《东方纪事》杂志，史推荐在其上发表。我于是觉得好玩，信笔胡涂乱抹，居然亦有人欣赏，大感快活。后《台湾新闻报》找我约文字稿，我手头无存稿，就交了十来幅线条配文的文人漫画，他们一幅一幅登完了，竟有许多读者打电话质询报社：这么有趣的东西，为何不继续登了呢？报社遂打越海电话，约我每月给他们画20幅，开个专栏，结果这一开就开了8年，其间，好几年，我的专栏都被评为“最受读友欢迎的专栏”。

文化艺术报：您给很多主流媒体开过文人漫画专栏，也在台湾的报刊开过文人漫画专栏？

何立伟：我先后出版的文人漫画集，达20余种，单是香港三联书店，一次就推出了三种。而我在国内开的文人漫画专栏，主流媒体就有《南方周末》、《家庭》杂志、《天涯》杂志、《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十数家。又有一些作家朋友有新著出版，皆来找我插图，比方史铁生、韩少功、格非、刘醒龙、王跃文等等。

文化艺术报：写作和画画在您心中各自占据什么位置？

何立伟：我是一个被兴趣的鞭子鞭着朝前走的人。对一事有了兴趣，便很投入，这投入的结果，就是让自己高兴。但凡一事让自己高兴了，这高兴亦就传染了别人。慢慢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的涂鸦。我的涂鸦无功底、无技法，但有我自己，有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同思考。我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画画，都是传达我对生活同生命的体悟，以我的视角去看人生。

文化艺术报：写作、画画之外，您还喜欢上了摄影，作品大都在国外拍摄，何时开始对摄影产生的兴趣？

何立伟：我儿子对摄影很感兴趣，买相机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小卡片机。印象最深的是尼泊尔加德满都，到处充满了视觉语言：乞讨、敬神、鸽子满天飞；第二个就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风景和人的关系特别好，我逛遍了每一条街。在境外拍摄的一些作品，希望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人。

文化艺术报：您曾说湖南文化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另一个是以南门口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就是快乐文化。长沙人很喜欢玩，乐观，充满生命的热力。您喜欢市井生活，长沙的日常生活是您最大的写作资源吗？

何立伟：长沙人的性格有两重性。一个是以南门口一带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着烟火气。而另一个，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充满了家国情怀，敢为天下先。长沙人的身上同时具有这两种鲜明的性格。

文化艺术报：您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您说过您只爱有趣的人，这个“有趣”，指的是“生活情怀”还是“艺术情怀”？

何立伟：对于人类，我不分种族、性别、老少、阶层，仅仅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有趣的人，一类是无趣的人，我只爱有趣的人，因为有趣的人，才有“有趣”的生活。

有趣，第一他有颗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沈从文死后，他姨妹子张允和从美国寄了一副挽联，叫“星斗其文 赤子其心”。因为你有颗赤子心，你才会天真。这是最高的评价。你有赤子之心，你说的话、画的画都是一片天真。

弘一法师最好的学生是丰子恺。你看他去世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在天真透明上超过他，很多人在笔墨功夫上达到他的境界，甚至超过他，但是境界永远达不到。丰子恺说他一生只关心四件事情：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上的艺术和儿童。一个只关心天上地下四件事情的人，你看多么天真有趣。

你要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和自然，你充满了热爱，你才会有趣。世界没有一个怨女是可爱的，因为她缺少欢喜心。你还要有强烈的好奇心，一个人有强烈的好奇心肯定可爱，因为孩子就是这样。而我，就热爱文学、艺术。

文化艺术报：作家中，像您这样有趣好玩的人好像不多，老辈的汪曾祺那样有名士风范的作家，今天很难出现。

何立伟：我见过的作家有两个最成熟：一个是史铁生，一个是阿城。他们是一肚子的学问、一脑子的思想，但是他们不笑则已，一笑就是个孩子。他们的笑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只有两个字可以表达：无邪。只有精神上很干净的人才能做到。

文化艺术报：以前我编《家庭》杂志的时候，两次去长沙组稿，长沙的朋友很热情地联系您，您两次都在外地参加笔会。长沙的朋友们说您看起来很凶，其实是个很好的“老头”，长沙的朋友都喜欢喊您“老头”？

何立伟：我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世俗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我都懂，但是你要我去做，绝对不会去做，这违背我一贯的做人规则。我自己没设定许多规则，但人会有许多无形的约束力，这是你的天性给你一些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你的行为，有一种你所不知道的制约力量。比如溜须拍马，我知道肯定会有好处，说几句巴结领导的话，会有好处的。这些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你要我去做，我绝对做不出来。

做人有一种惯性，你一贯是那么做的，如果你偏离这个东西，它会有一种自我纠偏，会把你拉回来，你不能这么走。

文化艺术报：长沙的朋友说您很爱才，发现一个有才华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会推介，这是您文联主席的职责还是您的性格？

何立伟：生性就是这样的性格，看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觉得他们写得好，都会不遗余力地推荐。九几年的时候，看到王小波的文章，就鼓动一个做文化的老板，准备把他的版权全部买下来。当时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开专栏，《三联》的主编朱伟是我朋友，我通过他找到联系方式。但这个时候突然传来王小波的死讯，我从来没参加过一个陌生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王小波的我亲自去参加了。

我欣赏他，后来王小波成了网络上的热门人物时，我就基本不说了，不想参与这个热闹了。

文化艺术报：您当了多年长沙市文联主席，作家管理文联这么一个文化人集中的地方，会不会很辛苦？

何立伟：我在文联三十年，到目前为止，没和文联里的一个人发生过矛盾。我基本上与人为善，不整人，不给人穿小鞋。凡是能帮忙的事情，拜托我，我一定会帮，我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很不习惯说“不”，所以在文联，我帮过很多人不少的忙。像写书写序是正常的，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像同学聚会要写个东西，发我邮箱要我改，我也得改。

这当然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可我天生是这样的性格，觉得拒绝别人，难为情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文化艺术报：作家潘向黎说：“有一种风格叫做何立伟。湖南只有一个何立伟，中国也只有一个何立伟，他就代表他自己。他就像钻石一样，是一个有着64个切割面的作家，是一个光辉熠熠的文人。他身上有着一种民国时代的文人气，也有种孩子气、绅士气甚至是匪气，就是没有土气和世俗的酸腐气。就像个专心玩耍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他又可敬又可爱！”生活中，您是一个怎样的人？

何立伟：我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的人，到八十岁肯定也是。你会看到我衰老，但你会看到我激情不衰老。不知道是不是天生的，我干什么事，都是充满激情去做的。因为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乐在其中，从未觉得累。

像我从早上进画室，到晚上回家，一整天，连坐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我做事的时候经常处在一种痴迷的状态，写作、画画、摄影都是如此。不做的时候，这个事好像跟我没关系似的。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文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