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书法家、玉文化学者。
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广西“文化北海”建设高级顾问。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多次获得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大地文学奖、陕西“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著有《天下第一渠》《苍凉青春》《荒原情链》《秘境》《人兽》《恩怨》《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人·狗·石头》《飞凤家》《笔架山上的丹阳（五卷本）》等作品，文学论著有《论路遥的小说创作》《作家素质论》等，出版《课石山房墨存——白描书法作品集》。
白描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天下第一渠》出版后，广受好评。著名批评家李敬泽称其是“一部可以留给后人的大书，其大眼光、大情怀、大气概，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这本书，在您的创作中占据什么位置？
白描：《天下第一渠》是一部关于家乡的纪实书写，是致敬家乡之作。家乡，在任何一位富有感情温度的作家心中，都会占据一个特殊地位，我在外地几十年，说对故乡魂牵梦绕，毫不过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咸阳市春晚邀请我回来，让现场作诗，必须嵌进“我爱咸阳”四字。我写的是：“我哭我笑思乡梦，爱在故园未已情。咸与鼎新秦人志，阳春待来唱大风。”这首即兴小诗，可以看做一个在外游子对故乡的心灵告白。
《天下第一渠》写郑国渠及其后历代赓续的系列渠系。我从小在这条大渠边长大，它留给我很多记忆。很早就有写作郑国渠的念头，但这个题材，需要花费很大精力采访，也要搜集查阅大量历史典籍文献，过去在工作岗位，没有整段时间，退休后，时间有了，2016年郑国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县上向我发出邀请，我就撂下手边正在做的其他事情，回到家乡全身心地投入郑国渠的写作。
一条大渠，不光养育了一方土地的人们，也为这一方土地的文化塑形，这是郑国渠在显见的物质贡献之外，在文化精神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书里《天地化育》《耕稼人生》等章节，着重表现这一点，全书里也渗透着这一认识。我清醒地知道，这本书既是为一条大渠作传，也是为一方土地作传，更是为一个民族作传。我看重的，不仅在于郑国渠久远的历史，还在于它是一种文明、一方文化的渊薮，承接着久远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初曙光，催生出璀璨的农耕文化之花，哺育了一方土地上丰硕的物质果实和精神果实，塑造了一种特别的耕稼人生，饱含着世道沧桑与人生况味。解读这条大渠，实际上是解读关中大地的文化密码，进而探视一个民族的来路、现状以及去向，挖掘中华民族敬天敬地，热爱自然，崇尚造化为母，追求万类和谐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天下第一渠》承载着我的经验认识、生命情感、美学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我很看重的一本书。
文化艺术报：郑国渠就在您的家乡泾阳，您从小在渠边长大，这条渠纵贯2000多年。写《天下第一渠》，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白描：早先看到郑国渠有关资料，收集了一部分，当进入写作计划之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2017年春我回到泾阳，大量实地考察、现场采访等待我去做，我先是驾车，沿泾河流域一路北行，到了泾河源头泾源县老龙潭和固原大湾镇，再到平凉、泾川等地。返回泾阳，后来又去了一趟长武、彬县、旬邑等地，考察先周文化遗址，这一带是周人先祖公刘活动的区域，公刘带领族人垦荒、筑屋、稼穑、制陶、尝试灌溉，泾河流域可以说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泾阳境内仲山瓠口一带，不知跑了多少趟，踏勘包括郑国渠渠首在内的历代引泾渠首遗址。采访的人物有水利专家、地方文物工作者、地方志研究者、村民、乡村干部，总共不下200人。还有历史文献和资料。我住在泾阳招待所，占用了相当于三个普通客房的大套间，一间当卧室，其余两间靠墙放了很多张桌子，堆满了书籍、文献、资料。《史记》《汉书》《战国策》《资治通鉴》是阅读重点，里边涉及秦国历史的有关记载都做了笔记，还做了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大事年表。这个准备，花去了小半年时间，这一切都做扎实了，写作起来就很顺手。
在泾阳我每天工作和生活很规律，早晨六点起床，熬一壶泾阳茯茶，喝茶，用点心之类垫巴垫巴，就开始写作。10点钟吃早餐，餐后不休息，接着写，一直写到下午4点。到了这个钟点就收工，我告诉自己必须打住，数十万字的工程相当于长跑，须得很好地掌控节奏和有效地分配体力。一天里的第二顿正餐去街上吃，寻找家乡的美食，便宜，可口，解馋。饭后回到招待所，在跑步机上跑4000米，浑身大汗，回到房间冲澡、换衣，然后是接待朋友的时间。家乡的朋友们很配合我的工作，白天没有什么紧事，一般不打扰我，来访都安排在晚饭后。晚上10点半上床。
《天下第一渠》，伏在案头的写作时间并不长，2017年4月着手采访，8月开始写作，2018年3月即完稿，一遍下来，几乎没有做啥大改动。
文化艺术报：写《天下第一渠》时，您有没有遇到写作的瓶颈？
白描：当然有。写到宋代兴建丰利渠，我卡住了。丰利渠是郑国渠的后续工程，几上几下，多次起落，拖拖拉拉几十年，过程很曲折，但史书记载很简略。宋代经济富足，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为什么修一条渠会大费周折，饱受折腾？一连几天我都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怎么写。要是仅写建渠过程，不会如此作难，但工程背后那些东西，有关决策的背景，有关人的意志和朝代精神气质的东西，在我觉来，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挖掘出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写不下去，干脆不写了，出去转转。去哪里？我叫朋友把我拉到泾河出山口，在丰利渠渠首遗址转悠。丰利渠渠首在历代引泾渠首遗址中是保存得最好的，在泾河岸上凿出的取水口，刀劈一样的崖壁，闸门的凹槽，赫然在目。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滔滔泾河在旁边流淌。我想到宋朝国家管理者的煞费苦心和劳动者的艰辛，想到一个王朝的命运，想到它的雄心和无奈，想到这个工程建设者的付出。我呆坐着，与1000多年前那个王朝对话，与那些建设者的亡灵对话，我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就在我头顶徘徊，就在这凝神遐想中，“富而不强”四个字跳入我脑海。宋代的国运，用这四个字概括是很准确的，于是书写“几起几落”，突然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条渠的命运，其实是和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从大处着眼，从大背景着笔，将修渠的曲折和艰难，完整地表现出来。
文化艺术报：您的家乡泾阳文化底蕴厚重，秦曾经在此建都，古代文化遗存很多。据我们所知，近年您一直做田野调查，您是有什么想法吗？
白描：我的家乡陕西泾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所在地，是周秦汉唐京畿首辅，八大文化板块构成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秦商文化、水利文化、茯茶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写完《天下第一渠》后，这几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驻守泾阳，阅读研究泾阳这本“大书”。当然，也不止是泾阳，泾阳周边地带如三原、礼泉、咸阳、淳化、富平、旬邑等，我都没少跑。正如您所说，我做了不少田野调查，仅田野调查笔记，已有六大本数十万字。已经零零散散写了一些文章，如《我的家乡在泾阳》《泾河一梦醉千年》《西北望是故乡》等。我的关注点不仅在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云烟和现实波澜，更想探究发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即我们文化的“原点”，它的生发，样态，赓续，以及流变。如果要写下一本书，就写这个，想激醒人们守护中华文化的意识，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文化艺术报：在《天下第一渠》之前，您已经写了《苍凉青春》《被上帝咬过的苹果》《秘境》等非虚构作品，《苍凉青春》当年被拍成电视剧影响很大。您比较钟爱非虚构写作，这种文体今天也很受读者喜欢，您对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总体看法如何？
白描：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现在的读者，已经厌倦了大量的粉饰、胡编乱造、远离生活真相、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渴望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阅读兴趣转向，以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标志。非虚构写作可以追溯到新新闻主义写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新闻主义在美国风靡一时，九十年代重新兴起，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概念和主张，之后非虚构写作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人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这些信息林林总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拉拉杂杂，人们被搞得眼花缭乱，很疲惫，人们渴望看到真相，于是非虚构写作就有了大众需求这个广泛的基础，而作家的创作实践又赋予非虚构写作以更丰富的内涵和合理的外延，于是非虚构写作迅速发展，成为网络碎片化时代一种富有特点的文学形式。非虚构作品，尊重书写的真实性和作家的诚实性原则，引领读者与社会深度接触，而文学因素的强化，如修辞、结构、人物刻画、场景描写、叙事技巧等等比较讲究，甚至对小说技法也有借用，由此构成其独有的阅读魅力。早先，非虚构作家并不被瑞典文学院重视，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他们选择的眼光也不得不转变。
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势头很好，前景广阔，但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生王淼新近写有一篇论文，评论我的非虚构写作，是从当下两种写作现象入手的：“自《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写作’栏目以来，学界对非虚构写作的内涵与外延就争议不断。至于非虚构写作的写作限度，则暂止于对人特别是底层人物生存境况的刻画。也有一些对社会事件的‘宏大叙述’，不过这样的‘宏大叙述’所呈现的不是叙述者的开阔视野与作品宏阔的境界，而是社会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种重大属性。正因为如此，当前多数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真实’有所限度，即以底层的、个体的、小人物的平凡苦难为‘真实’，或者以典型事件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为‘真实’。事实上，‘非虚构’的概念不应只限制在这些现有的框式里。”我在非虚构写作实践中的努力，王淼看得很清楚：“相较于以上两类非虚构写作，白描的非虚构写作呈现异质性。他的非虚构写作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主客相融的叙述姿态、宏大客观的历史自觉，聚焦大历史、大文化背景下的物、人、世相，在客观叙事之上，透视了历史与心灵的双重真实，指向了物我相融的大生态观，建构了问道求道的‘明道’观，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众多侧面。一定意义上，白描的非虚构写作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以明道’的文化传统”，她进而强调：“白描的‘明道’之‘道’，与宋儒倡导的‘文以载道’之‘道’不同，指向人道与天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非虚构写作为当前非虚构写作开拓了新的进路。”我觉得，王淼之论，比较契合我的追求想法。
生活本身丰富多彩。《苍凉青春》，我最初是想当做小说来写的，几位北京女知青，因为命运际遇，分别嫁给了陕北当地农民。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女知青们真实的人生传奇，我放弃了耗时更短自由度更大的小说写作计划，决定采用纪实的笔法完成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纪实，并非照搬生活，并非口述实录，不是不要艺术匠心，作为文学作品，一定要保证高质量的文学品质。为了写好、写“真”这部作品，我追踪采访她们的过往，跟踪她们的命运走向，仅这个过程，前后便用去了三年时间。用小说形式写出来，读者也许会认为她们的故事是编织虚构，这是我想避免的。真实生活里的戏剧性、传奇性，有时远超我们的想象。
文化艺术报：您的非虚构写作，表现手法很灵活，多种文体相互渗透，时而有阅读小说的快感，时而弥漫着散文的洒脱，时而有诗的韵致。文学评论家张宗涛说：“在《天下第一渠》中，白描打通了‘在场’与‘离场’的界限，冲破了‘客观’与‘主观’的藩篱，解构了‘大我’与‘小我’的对立，突围了‘纪实’与‘想象’的壁垒，让宏观叙事与微观烛照两相辉映。其引人入胜的文本构建和荡气回肠的笔墨挥洒，表面看本真、率性、恣肆，内里却需要深厚的储备和举重若轻的能力，此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它给纪实文学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范式，其贡献甚至超越了文本本身，给我国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的坐标。”文本意识的自觉和创新，看得出您相当用心，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
白描：上海《文汇周刊》发表了一篇书评，开头就写道：“这是一部散文？小说？评论？史书？志稿？游记？纪实？报告文学？或是工具书？是，非是，总之，很难依照现行文本范式来框定这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与许多概念化、理念或者模式化的写作有极大不同。”读者有这种阅读体验，我很欣慰。好的非虚构作品，必须具备艺术张力，调动多种手段写人记事。《史记》关于“望夷宫之变”的描写，读来像小说，像影视剧剧本；《史记》《资治通鉴》写李斯，从厕鼠仓鼠写起，末尾写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回想父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情景，在我们眼前就像是回闪的电影镜头。《汉书》写文帝劳军，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士把守不得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颇费周折进入后，又被告知车驾在军中不得驱驰，及到中军帐，才得见身披甲胄的周亚夫，而周亚夫并未下跪，仅对文帝行军礼。一连串情景描写，活脱脱勾画出文帝和周亚夫两人性格形象。这是历史，也是文学。你上边谈到张宗涛教授对《天下第一渠》的评价，其实他还有一段话，也是谈文本创新：“白描先生的《天下第一渠》穿梭往返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在浩繁的文献卷帙与大量的田野调查中抽丝剥茧、寻本探源，以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激情，在多种文体之间游刃有余地潇洒走笔，突破了纪实文学的现有范式，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表达格局，带给人以全新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冲击，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纪实文学文体的一次‘破冰’和‘打僵’。”无论我们把这种纪实文体叫做报告文学也好，叫做非虚构文学也好，两个元素同等重要：纪实和文学。读者常常诟病一些报告文学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是存在这个弊病，作品不见艺术匠心，没有艺术创造，那就不是文学了。
文化艺术报：非虚构写作方兴未艾，但我们也看到当下的这类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有这么一种看法，非虚构写作较之写小说，要容易一些。对此您怎么看？
白描：产生这种看法，有一定客观原因，起码有以下几种因素导致这种误解：第一，有些作者水平的确有限，好小说写不出来，转向非虚构写作，采访一下，拿来一堆材料，整理整理，加上一些文学色彩，一篇作品这样就算完成了。第二，文学额外承担宣传任务，奉命写作太多。一场大火，一场洪水，宣传部门要求记者报道，也请作家去写，歌颂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结果拿出的都是披头散发的急就章。第三，追求宏大叙事。非虚构写作当然需要宏大叙事，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时代发展，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轰动性事件，作家拿起笔来表现，很正常，但不能仅仅把宝押在事件的重大性上，企图借助重大事件的影响制造作品的轰动效应，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借风出航，自己内力不够，掌控力不够，船不会航行太远。第四，评奖导向。国内当下很多大的文学奖项，在权衡选择上，题材占了很大分量，意识形态需要，是一根指挥棒，评奖没开始，那罗盘的指针就是确定好的。在非虚构写作评奖的选择上，甚至越来越呈现出题材决定论的倾向。这对作家创作影响很大。
非虚构写作，经典作家已经给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尺，早先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新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外国作家如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还有名气不大但我读后很是震撼的尼克尔斯的《穿越神秘的陕西》，这些作品带给人的阅读体验，是小说难以替代的，或者说是不具备的。断不可轻率地说小说写作难，非虚构写作容易，实际上向经典靠近，向经典努力，思想上艺术上达到理想高度，都不容易。
文化艺术报：《秘境》被认为是“开当代文化非虚构之先河”，您在中国玉器行业有关领导机构兼职，是因为得此之便，要让读者一窥玉器和玉市这个“秘境”吗？作品的题旨有没有更大的指向？
白描：《秘境》实际上是借用玉器和玉文化，写对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玉器以及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的上古先民，就爱玉、崇玉、用玉，认为玉器是沟通人与祖宗神灵天地万物最重要的媒介。夏商周三代把玉推到至高地位，与国家的典章制度融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礼仪规范、精神信仰、民俗风习，构成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独有的玉文化体系。既然如此重要，问题来了：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流变？它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审美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它的现状和去向呈现什么状态？《秘境》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自古至今，中华玉文化所赋予美玉的人格化道德化含义，在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实践、信仰与功利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冲突，人们的理想主张和实际作为存在二重标准的矛盾，千百年来都存在，但到了眼下中国，玉器作为一种商品，除过“玉保平安”“玉能消灾”之类浅薄的认识之外，更深更广的精神内涵荡然无存。这需要我们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上进行反省，从民族精神的深层去寻找原因。在这一点上，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看得很清楚，他说：“《秘境》是非虚构作品，有趣的是，它的主题恰恰也是真与假。比玉还稀缺的真，遍地石头的假。由此，它揭示的不仅是玉器市场的秘境，也是生活与人心的秘境。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建立在伪造之上的繁荣，虚构正在篡改和篡夺生活，人们一方面乐此不疲，一方面如履薄冰。白描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深思，为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艺术报：《秘境》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获得了玉器行业专家的一致赞誉。中国工艺美术界泰斗、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唐克美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期待有这么一本书出现，表现中华玉文化的辉煌历史，记录中国玉器行业发展前进的脚步，探寻玉器市场的规律和隐秘，而且要有可读性，要让专家认可、让读者信服，这一切白描老师都做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曹静楼说：“《秘境》的写作难度在于既要熟悉行业内情，又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学识修养，白描二者兼具，出手不凡，自显功力与高度。”您一直强调作家的素质和修养，作家陈建功评价《天下第一渠》：“以我不完全的统计，本书内容涉及的学科有水利史和水利工程学、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史、近现代史、经济学地方志、贸易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法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等诸多方面。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丰厚积累的呈现，并不是‘耳食之言’的粘贴，也不是‘掉书袋’式的炫酷。熔铸百家自成一家的自信，无疑使作家娓娓道来的讲述，拥有巨大的说服力。”您认为学养和知识，是作家素质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吗？
白描：民国时期有一批文人，既是大作家，也是大学问家，比如鲁迅、林语堂、叶圣陶、朱自清、钱锺书、沈从文等等。作家不一定都要通经史子集，都要会做学问，但有学问比没有学问好，学问多比学问少好，比如历史知识、古文底子、审美力的高下、眼界的宽广程度，都需要知识学问打底。我们统计一下《红楼梦》里的知识点，诗词、绘画、建筑、服饰、医药、饮食、习俗，等等，无一不通，这让我们吃惊。可以设想，没有一个知识广博、综合素质很高的曹雪芹，就不会有《红楼梦》。
文化艺术报：您平时都读哪些书？
白描：年轻时读文学书多一些，能抓来的都读，后来有了选择性，主要读经典作家的作品。除过中国的名著外，特别喜爱的外国作家有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马尔克斯、海明威、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等。工作后在大学教书，文学理论书是必须读的。后来哲学、宗教，还有一些杂书，都读。杂书很多人看不上眼，可是我觉得那些札记、野史、随笔、游记、小品文、闻见录之类，很有趣，很长知识。这些年侧重读历史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你就会享受生活了。有副对联：“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想想这是多么惬意的一种境界。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80年代，您32岁就当了《延河》杂志主编，是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中最年轻的。在您主编《延河》杂志期间，正是文学的高光时期。您当主编不久，《延河》杂志就发表了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7年《延河》集中于6月号和7月号上推出了“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集中展示了当时陕西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杨争光、叶广芩、吴克敬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1988年，您的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要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创作上，您会有更好的成就，办刊占据和分散了您大量的精力，有没有遗憾？
白描：说没有遗憾，不是事实，心里的纠结是避免不了的。但道路是自己选择的，肩上压了担子，就要把它挑起来，尽力而为，把事情做好，做到问心无愧。说到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那是我主持《延河》杂志伊始就定下的选题。张铁民出任西安市长，做了很多事，很受老百姓欢迎，但也有不同声音，比如他力主翻修城墙，有人就说劳民伤财，各单位干部职工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就有人大发牢骚。一位不谋私利甩开膀子真抓实干的官员，就是好官。经过物色挑选，我决定请和谷来写。最近看到和谷发在新媒体上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信写于1984年12月15日，信中说：“给文联党组的函已发出，为你请一段假。……还有什么困难，请对我讲，我们给你开辟方便。”还有一个报告文学选题，邀请孙皓晖写。那时《延河》经费很紧张，但我们还是为他支付了前往上海的差旅费，孙皓晖在上海采访了半个月，后来因为上海方面的某些原因，这篇作品没有写成。孙皓晖的家乡三原县也是郑国渠灌区，我就请他写郑国渠，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却在若干年后拿出了皇皇巨著《大秦帝国》，郑国渠的写作最后落在我头上了。叶广芩、吴克敬的处女作都发表于《延河》，而且都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吴克敬的短篇小说《井台上》，发表在我主持《延河》工作后的首期上，有意思的是，都要发稿了，还联系不上作者，不清楚吴克敬乃何许人，后来才知道那时他正在岐山县农村给人做木匠活。
主持刊物工作，又担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肯定对个人创作有影响，但有付出就有回报，当编辑的成就感，没有当过编辑的人很难体会到，在你手里推出一个新人，推出一篇好作品，内心都会涌出欣慰和喜悦。在陕西作协书记处我分管青年作家培养，看到大批青年作家往外冒，就像农民看见地里的庄稼蓬勃生长，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都化作一种价值认定，你会因此而骄傲。
文化艺术报：您很早就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展望，也存有许多的担忧。在“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的编者按中，您一连串地问道：陕西拥有一支中青年作家队伍，早已为人所瞩目。但是，在这批人身后，陕西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后来，您调到京城工作，依然关心陕西文学的发展，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直言陕西作家后继无人，引发广泛讨论。在您看来，陕西文学的现状有没有改变？
白描：有改变。过去没有文学院，后来建立起来了；过去没有作家签约制，现在搞起来了；还有奖励机制、“百优计划”、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许多工作都在急起直追，向前推进。我们也看到了文学陕军新生代的成长。但现在青年作家的成长环境，比不上当年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那样得天时之利，那时文学很热，作家写了一篇好作品，就会暴得大名，现在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人们求新求变，精神昂扬向上，而现在压在心头的是就业、生意、房贷、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媒体上的狂欢又给社会笼罩一层自我麻醉的轻浮之气，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如今人们对“网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作家的关注。在我的视野里，陕西一些年轻作家是值得关注的，他们都有很不错的作品：周瑄璞的《多湾》《芬芳》，吴文莉的《叶落长安》《叶落大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出警》，陈仓的《浮生》《月光不是光》，范墩子的《抒情时代》，杜文娟的写西藏的报告文学，丁小龙致力于文本探索的中短篇小说，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应该得到更广泛的重视，赢得更大的声誉，可惜“时运不济”，影响基本囿于文学圈子里，让人多多少少生出委屈了他们的感觉。
陕西文学现状，虽然有令人鼓舞的一面，但与一些兄弟省份对比看，具有大潜能、高素质、大气象的尖子人才，还是少，队伍也没有形成规模方阵，更缺乏当年“冲出潼关去”的雄心和锐气，不见“陕军东征”威势和豪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陕西文学前景如何，要看文学陕军新生代的发展情况了。希望他们有更大作为、更大出息。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