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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根脉 非虚构写作 文学陕军新生代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 时间:2024-03-13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书法家、玉文化学者。
  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广西“文化北海”建设高级顾问。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多次获得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大地文学奖、陕西“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著有《天下第一渠》《苍凉青春》《荒原情链》《秘境》《人兽》《恩怨》《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人·狗·石头》《飞凤家》《笔架山上的丹阳(五卷本)》等作品,文学论著有《论路遥的小说创作》《作家素质论》等,出版《课石山房墨存——白描书法作品集》。

    白描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天下第一渠》出版后,广受好评。著名批评家李敬泽称其是“一部可以留给后人的大书,其大眼光、大情怀、大气概,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这本书,在您的创作中占据什么位置?
  白描:《天下第一渠》是一部关于家乡的纪实书写,是致敬家乡之作。家乡,在任何一位富有感情温度的作家心中,都会占据一个特殊地位,我在外地几十年,说对故乡魂牵梦绕,毫不过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咸阳市春晚邀请我回来,让现场作诗,必须嵌进“我爱咸阳”四字。我写的是:“我哭我笑思乡梦,爱在故园未已情。咸与鼎新秦人志,阳春待来唱大风。”这首即兴小诗,可以看做一个在外游子对故乡的心灵告白。
  《天下第一渠》写郑国渠及其后历代赓续的系列渠系。我从小在这条大渠边长大,它留给我很多记忆。很早就有写作郑国渠的念头,但这个题材,需要花费很大精力采访,也要搜集查阅大量历史典籍文献,过去在工作岗位,没有整段时间,退休后,时间有了,2016年郑国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县上向我发出邀请,我就撂下手边正在做的其他事情,回到家乡全身心地投入郑国渠的写作。
  一条大渠,不光养育了一方土地的人们,也为这一方土地的文化塑形,这是郑国渠在显见的物质贡献之外,在文化精神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书里《天地化育》《耕稼人生》等章节,着重表现这一点,全书里也渗透着这一认识。我清醒地知道,这本书既是为一条大渠作传,也是为一方土地作传,更是为一个民族作传。我看重的,不仅在于郑国渠久远的历史,还在于它是一种文明、一方文化的渊薮,承接着久远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初曙光,催生出璀璨的农耕文化之花,哺育了一方土地上丰硕的物质果实和精神果实,塑造了一种特别的耕稼人生,饱含着世道沧桑与人生况味。解读这条大渠,实际上是解读关中大地的文化密码,进而探视一个民族的来路、现状以及去向,挖掘中华民族敬天敬地,热爱自然,崇尚造化为母,追求万类和谐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天下第一渠》承载着我的经验认识、生命情感、美学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我很看重的一本书。

   文化艺术报:郑国渠就在您的家乡泾阳,您从小在渠边长大,这条渠纵贯2000多年。写《天下第一渠》,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白描:早先看到郑国渠有关资料,收集了一部分,当进入写作计划之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2017年春我回到泾阳,大量实地考察、现场采访等待我去做,我先是驾车,沿泾河流域一路北行,到了泾河源头泾源县老龙潭和固原大湾镇,再到平凉、泾川等地。返回泾阳,后来又去了一趟长武、彬县、旬邑等地,考察先周文化遗址,这一带是周人先祖公刘活动的区域,公刘带领族人垦荒、筑屋、稼穑、制陶、尝试灌溉,泾河流域可以说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泾阳境内仲山瓠口一带,不知跑了多少趟,踏勘包括郑国渠渠首在内的历代引泾渠首遗址。采访的人物有水利专家、地方文物工作者、地方志研究者、村民、乡村干部,总共不下200人。还有历史文献和资料。我住在泾阳招待所,占用了相当于三个普通客房的大套间,一间当卧室,其余两间靠墙放了很多张桌子,堆满了书籍、文献、资料。《史记》《汉书》《战国策》《资治通鉴》是阅读重点,里边涉及秦国历史的有关记载都做了笔记,还做了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大事年表。这个准备,花去了小半年时间,这一切都做扎实了,写作起来就很顺手。
  在泾阳我每天工作和生活很规律,早晨六点起床,熬一壶泾阳茯茶,喝茶,用点心之类垫巴垫巴,就开始写作。10点钟吃早餐,餐后不休息,接着写,一直写到下午4点。到了这个钟点就收工,我告诉自己必须打住,数十万字的工程相当于长跑,须得很好地掌控节奏和有效地分配体力。一天里的第二顿正餐去街上吃,寻找家乡的美食,便宜,可口,解馋。饭后回到招待所,在跑步机上跑4000米,浑身大汗,回到房间冲澡、换衣,然后是接待朋友的时间。家乡的朋友们很配合我的工作,白天没有什么紧事,一般不打扰我,来访都安排在晚饭后。晚上10点半上床。
  《天下第一渠》,伏在案头的写作时间并不长,2017年4月着手采访,8月开始写作,2018年3月即完稿,一遍下来,几乎没有做啥大改动。

  文化艺术报:写《天下第一渠》时,您有没有遇到写作的瓶颈?
  白描:当然有。写到宋代兴建丰利渠,我卡住了。丰利渠是郑国渠的后续工程,几上几下,多次起落,拖拖拉拉几十年,过程很曲折,但史书记载很简略。宋代经济富足,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为什么修一条渠会大费周折,饱受折腾?一连几天我都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怎么写。要是仅写建渠过程,不会如此作难,但工程背后那些东西,有关决策的背景,有关人的意志和朝代精神气质的东西,在我觉来,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挖掘出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写不下去,干脆不写了,出去转转。去哪里?我叫朋友把我拉到泾河出山口,在丰利渠渠首遗址转悠。丰利渠渠首在历代引泾渠首遗址中是保存得最好的,在泾河岸上凿出的取水口,刀劈一样的崖壁,闸门的凹槽,赫然在目。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滔滔泾河在旁边流淌。我想到宋朝国家管理者的煞费苦心和劳动者的艰辛,想到一个王朝的命运,想到它的雄心和无奈,想到这个工程建设者的付出。我呆坐着,与1000多年前那个王朝对话,与那些建设者的亡灵对话,我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就在我头顶徘徊,就在这凝神遐想中,“富而不强”四个字跳入我脑海。宋代的国运,用这四个字概括是很准确的,于是书写“几起几落”,突然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条渠的命运,其实是和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从大处着眼,从大背景着笔,将修渠的曲折和艰难,完整地表现出来。

  文化艺术报:您的家乡泾阳文化底蕴厚重,秦曾经在此建都,古代文化遗存很多。据我们所知,近年您一直做田野调查,您是有什么想法吗?
  白描:我的家乡陕西泾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所在地,是周秦汉唐京畿首辅,八大文化板块构成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秦商文化、水利文化、茯茶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写完《天下第一渠》后,这几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驻守泾阳,阅读研究泾阳这本“大书”。当然,也不止是泾阳,泾阳周边地带如三原、礼泉、咸阳、淳化、富平、旬邑等,我都没少跑。正如您所说,我做了不少田野调查,仅田野调查笔记,已有六大本数十万字。已经零零散散写了一些文章,如《我的家乡在泾阳》《泾河一梦醉千年》《西北望是故乡》等。我的关注点不仅在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云烟和现实波澜,更想探究发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即我们文化的“原点”,它的生发,样态,赓续,以及流变。如果要写下一本书,就写这个,想激醒人们守护中华文化的意识,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文化艺术报:在《天下第一渠》之前,您已经写了《苍凉青春》《被上帝咬过的苹果》《秘境》等非虚构作品,《苍凉青春》当年被拍成电视剧影响很大。您比较钟爱非虚构写作,这种文体今天也很受读者喜欢,您对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总体看法如何?
  白描: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现在的读者,已经厌倦了大量的粉饰、胡编乱造、远离生活真相、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渴望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阅读兴趣转向,以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标志。非虚构写作可以追溯到新新闻主义写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新闻主义在美国风靡一时,九十年代重新兴起,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概念和主张,之后非虚构写作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人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这些信息林林总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拉拉杂杂,人们被搞得眼花缭乱,很疲惫,人们渴望看到真相,于是非虚构写作就有了大众需求这个广泛的基础,而作家的创作实践又赋予非虚构写作以更丰富的内涵和合理的外延,于是非虚构写作迅速发展,成为网络碎片化时代一种富有特点的文学形式。非虚构作品,尊重书写的真实性和作家的诚实性原则,引领读者与社会深度接触,而文学因素的强化,如修辞、结构、人物刻画、场景描写、叙事技巧等等比较讲究,甚至对小说技法也有借用,由此构成其独有的阅读魅力。早先,非虚构作家并不被瑞典文学院重视,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他们选择的眼光也不得不转变。
  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势头很好,前景广阔,但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生王淼新近写有一篇论文,评论我的非虚构写作,是从当下两种写作现象入手的:“自《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写作’栏目以来,学界对非虚构写作的内涵与外延就争议不断。至于非虚构写作的写作限度,则暂止于对人特别是底层人物生存境况的刻画。也有一些对社会事件的‘宏大叙述’,不过这样的‘宏大叙述’所呈现的不是叙述者的开阔视野与作品宏阔的境界,而是社会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种重大属性。正因为如此,当前多数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真实’有所限度,即以底层的、个体的、小人物的平凡苦难为‘真实’,或者以典型事件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为‘真实’。事实上,‘非虚构’的概念不应只限制在这些现有的框式里。”我在非虚构写作实践中的努力,王淼看得很清楚:“相较于以上两类非虚构写作,白描的非虚构写作呈现异质性。他的非虚构写作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主客相融的叙述姿态、宏大客观的历史自觉,聚焦大历史、大文化背景下的物、人、世相,在客观叙事之上,透视了历史与心灵的双重真实,指向了物我相融的大生态观,建构了问道求道的‘明道’观,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众多侧面。一定意义上,白描的非虚构写作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以明道’的文化传统”,她进而强调:“白描的‘明道’之‘道’,与宋儒倡导的‘文以载道’之‘道’不同,指向人道与天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非虚构写作为当前非虚构写作开拓了新的进路。”我觉得,王淼之论,比较契合我的追求想法。
  生活本身丰富多彩。《苍凉青春》,我最初是想当做小说来写的,几位北京女知青,因为命运际遇,分别嫁给了陕北当地农民。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女知青们真实的人生传奇,我放弃了耗时更短自由度更大的小说写作计划,决定采用纪实的笔法完成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纪实,并非照搬生活,并非口述实录,不是不要艺术匠心,作为文学作品,一定要保证高质量的文学品质。为了写好、写“真”这部作品,我追踪采访她们的过往,跟踪她们的命运走向,仅这个过程,前后便用去了三年时间。用小说形式写出来,读者也许会认为她们的故事是编织虚构,这是我想避免的。真实生活里的戏剧性、传奇性,有时远超我们的想象。

  文化艺术报:您的非虚构写作,表现手法很灵活,多种文体相互渗透,时而有阅读小说的快感,时而弥漫着散文的洒脱,时而有诗的韵致。文学评论家张宗涛说:“在《天下第一渠》中,白描打通了‘在场’与‘离场’的界限,冲破了‘客观’与‘主观’的藩篱,解构了‘大我’与‘小我’的对立,突围了‘纪实’与‘想象’的壁垒,让宏观叙事与微观烛照两相辉映。其引人入胜的文本构建和荡气回肠的笔墨挥洒,表面看本真、率性、恣肆,内里却需要深厚的储备和举重若轻的能力,此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它给纪实文学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范式,其贡献甚至超越了文本本身,给我国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的坐标。”文本意识的自觉和创新,看得出您相当用心,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
  白描:上海《文汇周刊》发表了一篇书评,开头就写道:“这是一部散文?小说?评论?史书?志稿?游记?纪实?报告文学?或是工具书?是,非是,总之,很难依照现行文本范式来框定这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与许多概念化、理念或者模式化的写作有极大不同。”读者有这种阅读体验,我很欣慰。好的非虚构作品,必须具备艺术张力,调动多种手段写人记事。《史记》关于“望夷宫之变”的描写,读来像小说,像影视剧剧本;《史记》《资治通鉴》写李斯,从厕鼠仓鼠写起,末尾写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回想父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情景,在我们眼前就像是回闪的电影镜头。《汉书》写文帝劳军,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士把守不得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颇费周折进入后,又被告知车驾在军中不得驱驰,及到中军帐,才得见身披甲胄的周亚夫,而周亚夫并未下跪,仅对文帝行军礼。一连串情景描写,活脱脱勾画出文帝和周亚夫两人性格形象。这是历史,也是文学。你上边谈到张宗涛教授对《天下第一渠》的评价,其实他还有一段话,也是谈文本创新:“白描先生的《天下第一渠》穿梭往返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在浩繁的文献卷帙与大量的田野调查中抽丝剥茧、寻本探源,以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激情,在多种文体之间游刃有余地潇洒走笔,突破了纪实文学的现有范式,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表达格局,带给人以全新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冲击,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纪实文学文体的一次‘破冰’和‘打僵’。”无论我们把这种纪实文体叫做报告文学也好,叫做非虚构文学也好,两个元素同等重要:纪实和文学。读者常常诟病一些报告文学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是存在这个弊病,作品不见艺术匠心,没有艺术创造,那就不是文学了。

  文化艺术报:非虚构写作方兴未艾,但我们也看到当下的这类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有这么一种看法,非虚构写作较之写小说,要容易一些。对此您怎么看?
  白描:产生这种看法,有一定客观原因,起码有以下几种因素导致这种误解:第一,有些作者水平的确有限,好小说写不出来,转向非虚构写作,采访一下,拿来一堆材料,整理整理,加上一些文学色彩,一篇作品这样就算完成了。第二,文学额外承担宣传任务,奉命写作太多。一场大火,一场洪水,宣传部门要求记者报道,也请作家去写,歌颂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结果拿出的都是披头散发的急就章。第三,追求宏大叙事。非虚构写作当然需要宏大叙事,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时代发展,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轰动性事件,作家拿起笔来表现,很正常,但不能仅仅把宝押在事件的重大性上,企图借助重大事件的影响制造作品的轰动效应,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借风出航,自己内力不够,掌控力不够,船不会航行太远。第四,评奖导向。国内当下很多大的文学奖项,在权衡选择上,题材占了很大分量,意识形态需要,是一根指挥棒,评奖没开始,那罗盘的指针就是确定好的。在非虚构写作评奖的选择上,甚至越来越呈现出题材决定论的倾向。这对作家创作影响很大。
  非虚构写作,经典作家已经给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尺,早先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新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外国作家如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还有名气不大但我读后很是震撼的尼克尔斯的《穿越神秘的陕西》,这些作品带给人的阅读体验,是小说难以替代的,或者说是不具备的。断不可轻率地说小说写作难,非虚构写作容易,实际上向经典靠近,向经典努力,思想上艺术上达到理想高度,都不容易。

  文化艺术报:《秘境》被认为是“开当代文化非虚构之先河”,您在中国玉器行业有关领导机构兼职,是因为得此之便,要让读者一窥玉器和玉市这个“秘境”吗?作品的题旨有没有更大的指向?
  白描:《秘境》实际上是借用玉器和玉文化,写对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玉器以及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的上古先民,就爱玉、崇玉、用玉,认为玉器是沟通人与祖宗神灵天地万物最重要的媒介。夏商周三代把玉推到至高地位,与国家的典章制度融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礼仪规范、精神信仰、民俗风习,构成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独有的玉文化体系。既然如此重要,问题来了: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流变?它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审美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它的现状和去向呈现什么状态?《秘境》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自古至今,中华玉文化所赋予美玉的人格化道德化含义,在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实践、信仰与功利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冲突,人们的理想主张和实际作为存在二重标准的矛盾,千百年来都存在,但到了眼下中国,玉器作为一种商品,除过“玉保平安”“玉能消灾”之类浅薄的认识之外,更深更广的精神内涵荡然无存。这需要我们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上进行反省,从民族精神的深层去寻找原因。在这一点上,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看得很清楚,他说:“《秘境》是非虚构作品,有趣的是,它的主题恰恰也是真与假。比玉还稀缺的真,遍地石头的假。由此,它揭示的不仅是玉器市场的秘境,也是生活与人心的秘境。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建立在伪造之上的繁荣,虚构正在篡改和篡夺生活,人们一方面乐此不疲,一方面如履薄冰。白描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深思,为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艺术报:《秘境》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获得了玉器行业专家的一致赞誉。中国工艺美术界泰斗、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唐克美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期待有这么一本书出现,表现中华玉文化的辉煌历史,记录中国玉器行业发展前进的脚步,探寻玉器市场的规律和隐秘,而且要有可读性,要让专家认可、让读者信服,这一切白描老师都做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曹静楼说:“《秘境》的写作难度在于既要熟悉行业内情,又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学识修养,白描二者兼具,出手不凡,自显功力与高度。”您一直强调作家的素质和修养,作家陈建功评价《天下第一渠》:“以我不完全的统计,本书内容涉及的学科有水利史和水利工程学、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史、近现代史、经济学地方志、贸易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法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等诸多方面。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丰厚积累的呈现,并不是‘耳食之言’的粘贴,也不是‘掉书袋’式的炫酷。熔铸百家自成一家的自信,无疑使作家娓娓道来的讲述,拥有巨大的说服力。”您认为学养和知识,是作家素质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吗?
  白描:民国时期有一批文人,既是大作家,也是大学问家,比如鲁迅、林语堂、叶圣陶、朱自清、钱锺书、沈从文等等。作家不一定都要通经史子集,都要会做学问,但有学问比没有学问好,学问多比学问少好,比如历史知识、古文底子、审美力的高下、眼界的宽广程度,都需要知识学问打底。我们统计一下《红楼梦》里的知识点,诗词、绘画、建筑、服饰、医药、饮食、习俗,等等,无一不通,这让我们吃惊。可以设想,没有一个知识广博、综合素质很高的曹雪芹,就不会有《红楼梦》。

  文化艺术报:您平时都读哪些书?
  白描:年轻时读文学书多一些,能抓来的都读,后来有了选择性,主要读经典作家的作品。除过中国的名著外,特别喜爱的外国作家有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马尔克斯、海明威、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等。工作后在大学教书,文学理论书是必须读的。后来哲学、宗教,还有一些杂书,都读。杂书很多人看不上眼,可是我觉得那些札记、野史、随笔、游记、小品文、闻见录之类,很有趣,很长知识。这些年侧重读历史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你就会享受生活了。有副对联:“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想想这是多么惬意的一种境界。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80年代,您32岁就当了《延河》杂志主编,是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中最年轻的。在您主编《延河》杂志期间,正是文学的高光时期。您当主编不久,《延河》杂志就发表了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7年《延河》集中于6月号和7月号上推出了“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集中展示了当时陕西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杨争光、叶广芩、吴克敬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1988年,您的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要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创作上,您会有更好的成就,办刊占据和分散了您大量的精力,有没有遗憾?
  白描:说没有遗憾,不是事实,心里的纠结是避免不了的。但道路是自己选择的,肩上压了担子,就要把它挑起来,尽力而为,把事情做好,做到问心无愧。说到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那是我主持《延河》杂志伊始就定下的选题。张铁民出任西安市长,做了很多事,很受老百姓欢迎,但也有不同声音,比如他力主翻修城墙,有人就说劳民伤财,各单位干部职工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就有人大发牢骚。一位不谋私利甩开膀子真抓实干的官员,就是好官。经过物色挑选,我决定请和谷来写。最近看到和谷发在新媒体上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信写于1984年12月15日,信中说:“给文联党组的函已发出,为你请一段假。……还有什么困难,请对我讲,我们给你开辟方便。”还有一个报告文学选题,邀请孙皓晖写。那时《延河》经费很紧张,但我们还是为他支付了前往上海的差旅费,孙皓晖在上海采访了半个月,后来因为上海方面的某些原因,这篇作品没有写成。孙皓晖的家乡三原县也是郑国渠灌区,我就请他写郑国渠,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却在若干年后拿出了皇皇巨著《大秦帝国》,郑国渠的写作最后落在我头上了。叶广芩、吴克敬的处女作都发表于《延河》,而且都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吴克敬的短篇小说《井台上》,发表在我主持《延河》工作后的首期上,有意思的是,都要发稿了,还联系不上作者,不清楚吴克敬乃何许人,后来才知道那时他正在岐山县农村给人做木匠活。
  主持刊物工作,又担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肯定对个人创作有影响,但有付出就有回报,当编辑的成就感,没有当过编辑的人很难体会到,在你手里推出一个新人,推出一篇好作品,内心都会涌出欣慰和喜悦。在陕西作协书记处我分管青年作家培养,看到大批青年作家往外冒,就像农民看见地里的庄稼蓬勃生长,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都化作一种价值认定,你会因此而骄傲。

  文化艺术报:您很早就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展望,也存有许多的担忧。在“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的编者按中,您一连串地问道:陕西拥有一支中青年作家队伍,早已为人所瞩目。但是,在这批人身后,陕西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后来,您调到京城工作,依然关心陕西文学的发展,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直言陕西作家后继无人,引发广泛讨论。在您看来,陕西文学的现状有没有改变?
  白描:有改变。过去没有文学院,后来建立起来了;过去没有作家签约制,现在搞起来了;还有奖励机制、“百优计划”、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许多工作都在急起直追,向前推进。我们也看到了文学陕军新生代的成长。但现在青年作家的成长环境,比不上当年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那样得天时之利,那时文学很热,作家写了一篇好作品,就会暴得大名,现在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人们求新求变,精神昂扬向上,而现在压在心头的是就业、生意、房贷、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媒体上的狂欢又给社会笼罩一层自我麻醉的轻浮之气,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如今人们对“网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作家的关注。在我的视野里,陕西一些年轻作家是值得关注的,他们都有很不错的作品:周瑄璞的《多湾》《芬芳》,吴文莉的《叶落长安》《叶落大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出警》,陈仓的《浮生》《月光不是光》,范墩子的《抒情时代》,杜文娟的写西藏的报告文学,丁小龙致力于文本探索的中短篇小说,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应该得到更广泛的重视,赢得更大的声誉,可惜“时运不济”,影响基本囿于文学圈子里,让人多多少少生出委屈了他们的感觉。
  陕西文学现状,虽然有令人鼓舞的一面,但与一些兄弟省份对比看,具有大潜能、高素质、大气象的尖子人才,还是少,队伍也没有形成规模方阵,更缺乏当年“冲出潼关去”的雄心和锐气,不见“陕军东征”威势和豪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陕西文学前景如何,要看文学陕军新生代的发展情况了。希望他们有更大作为、更大出息。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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