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1954年生，陕西扶风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历任《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副总编，西安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创作小说、散文、随笔800余万字，作品见诸多家文学期刊和报纸。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羞涩》《初婚》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
吴克敬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今年您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源头》《姐妹》，这两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出版后，分别上榜文艺联合书单、当当读书汇好书榜等多家图书推荐榜单。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
吴克敬：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以及鲜活性，具有强大的持久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队伍也是最壮观、最强大的。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的立场和态度，成就着我的文学成就，像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得柳青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五味十字》《状元羊》，还有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的长篇小说《初婚》等，就无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成果。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源头》和《姐妹》，是一次新的证明，我没有理由不坚持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
但我要说，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别的创作模式。我就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已然做了些其他方式的尝试，譬如魔幻的那一种，浪漫的那一种，有机地结合进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流模式中去，使我的创作，收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也不错的。
文化艺术报：凤栖镇似乎是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实验场，您在多部作品中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凤栖镇。有批评家认为凤栖镇是您城乡文化间的传承和再生，呈现着您的价值取向，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吴克敬：骄傲我的故乡在古周原上的扶风县。我没有别的什么靠山，扶风就是我的文化靠山；我没有别的什么背景，扶风就是我的精神背景，我是把我的灵魂与故乡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以故乡为荣，我是故乡的游子。去年初的时候，互联网铺天盖地帮助了我一场，有人质疑我凭什么获得了那些成就，我不好与人争辩，心里暗喜，那么多人关心、关注我，我是应该有所回应的。我的回应先是忍，再是有所作为，农家出身的我，依凭我的故乡，文学地给予我的书写。我为我血肉和文学的故乡，确立了一个响亮的名讳，我叫故乡凤栖镇，也叫故乡凤栖地。“镇”这个字眼太局限了，“地”是整个古周原。
“周原膴膴 堇荼如饴”，《诗经﹒绵》里的两句诗，充分说明周原不仅生长甘美“如饴”的庄稼，也生长哲学的《周易》《周礼》，还生长精神的《诗经》。我出生在古周原上，甘为原上的一棵庄稼，丰沛凤栖地的收成，丰富凤栖镇的风味。
批评家敏感到了我文学的创作方向，不过我还要在方法上再做些努力。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源头》您酝酿了十年，也多次去青藏高原实地体验，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有特别的意义吗？
吴克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在母亲的乳头上。
2010年4月发生在青海玉树地区的大地震，召唤着作家朋友，纷纷向高原上震区赶了去。我是次年春天的时候，跟随中国作协组织的灾区慰问团到达了那里。灾后的玉树满目疮痍，但不失其所独具的那种自然之美，天真蓝呀，云真白呀，是不到现场看不到的蓝和白；草真绿呀，水真清呀，是不到现场意识不到的绿和清。再还有视野远处的雪山与冰川，使我腿软得几欲跪向那遥远的圣洁的存在，我把一峰一峰的雪山，看成了母亲的乳房，我把一片一片的冰川，看成了母亲的肌肤！十年时间里，我倾听着雪域高原的呼唤，又数次去到那里，直到那位名叫熊宁的西安“最美女孩”，怀抱爱的梦想，把她美丽的生命，义无反顾地融进那壮美的地方，我是不能不为那里写点什么了。
2021年完成初稿，今年出版出来的长篇小说《源头》，既是我对母亲爱的礼赞，更是对女性美的礼赞。
文化艺术报：早年您以中篇小说《渭河五女》成名，您的很多作品书写土地与乡村，现在的读者更倾向于阅读有当下经验的城市文学，您在创作中有这方面的焦虑与思考吗？
吴克敬：城市化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严重地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乡村的，乡村是中国的，这一历史的存在，绝不会因为城市化的动向可以动摇。尤其是文学的乡村，就更强大了，甚至可说中国的文学根，就深深地扎在乡村社会的泥土之中。一部《诗经》，足能说明问题。所以我不会为什么城市文学而焦虑，甚而怀疑那样的说法是否准确。
有人不是还标榜过女性文学、工业文学、军事文学等概念吗？我为此就曾苦恼过，难道文学也有性别之分？或者是工业、军事之分吗？
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但我或许能说，城市文学还很年轻，年轻就有未来。
文化艺术报：进西安城之前，您在西府老家生活了近40年，家乡在您心中有怎样的位置，对您的创作又意味着什么？
吴克敬：我向往天堂，但却发现去了天堂的人，很少回得来。天堂于人而言，是一趟回不了头的单程车。但我天堂般的西府老家，就不同了，我走得出来，更回得去。没走出老家的时候，我渴望走出来，可在我走出来后，却牵肠挂肚地思念着老家，特别是在我遭遇困难，或是被伤害时，老家扶危济困、救苦救难，是我坚持生命的理想的根据地。
我可以回到天堂般的老家，吸取营养，积蓄力量，开始我新的构想，和新的成长。
文化艺术报：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您早年是一个木匠，这些成长经历为您的创作带来哪些收获？
吴克敬：“木匠行里，一根墨线是准绳”，“弯木头，直匠人”。将近十年的木作生涯，让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木作技艺，还懂得了木作的基本准则。
烙印在我身上的木作记忆，决定了我文学创作的方向和体温，我反对血腥残忍，还反对肮脏丑陋。我须怀抱注入我血液里的工匠精神，从事我热爱的文学事业，使我笔尖上的文字，能够温暖人心，给人以灵魂性和精神性的抚慰。
我愿我的文学作品，被我的读者拿回家去，不要丈夫躲着妻子看，不要妻子躲着丈夫看，更不要躲着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看。我希望一家人，能够互通有无，坐在一起阅读，甚或讨论。
文化艺术报：2018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初婚》，由您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初婚》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真实的乡村生活，这部作品可以看出您对乡村生活的深度熟稔。进城生活工作已经多年，您始终没有停止对农村的观察思考，您将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传统文化扬弃取舍的思考，融入到您的作品中，能否谈谈创作《初婚》的初衷？
吴克敬：看多了赞美改革开放的文章，见多了肯定改革开放的文字。不过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是婚姻生活的一段蜜月期，美好却也短暂。如何持久这样的美好，是我们的希望，但仅有希望是不够的，而应付诸行动，并坚持不懈，哪怕流血流泪。
我生活在西安城里，但我熟悉的还是乡村生活，梦里与我同欢喜、共忧愁的人物，还是我乡村生活里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
他们吃得了苦，也受得了怨。特别是生活其中的女性乡亲，比男性似乎更受得了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怨。我说过，男人受得了累，再苦再累，咬咬牙就过去了，但很难忍怨，一点点的怨，可能气破他们的肚皮！女人的好，就在于男人受得了的苦累，她们受得了，男人忍不了的怨，她们照样忍得住。
改革开放的事业，来日方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基础是既要受得了苦累，还要忍得了怨气。
文化艺术报：1991年，您从西北大学毕业，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西北大学的学习，不仅使您的知识结构有了长足的进步，还使您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您不再是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而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变化，对您意味着什么？
吴克敬：文学的高贵性品阶，决定了文学的生长，必须来源于生活，而更要高于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的潮流把我挟裹进来，懵懂还又莽撞地写了些作品，中篇小说《渭河五女》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并幸运地刊发在1985年《当代》杂志第三期上。省、市多位文学名家，来扶风县为我的创作召开了一次十分专业的研讨会，使我深刻地感知到，文学写作仅有生活是不够的。此后，我暂停了自己的写作，寻找读书深造的机会。
西北大学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放下了挑在肩上的木作担子，坐进了大学的课堂和大学的图书馆，聆听着专家老师的声音，阅读着先辈名家作品，如饥似渴地补着我的文学课，让我对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文化艺术报：从西北大学毕业，您进入报社工作，这期间有很多年，您再也没有写过小说。您再次动心动笔来写小说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这期间，您都在做什么，为什么年过50以后，又开始写小说了？
吴克敬：谁不在生活中呢？柴米油盐酱醋茶，非常琐碎是吧？但生活的本质就在于此，深入不深入，你都是那么熬过来的。譬如一个农民，可以把他熬成个庄稼把式，却不能把自己熬成一个文学写作者。
立志有所文学成就的我，相信我是积累下厚实的乡村生活了。不过那是不够的，我还得有城市经济生活，以及商场、官场生活，甚至历史文化生活。写作者有什么样的生活积累，才可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进入媒体工作，给了我这样的方便，我接触得到官场上的人、商场上的人，还有城市经济和历史文化生活方面的人。他们是我的导师，我从他们从事的事业以及他们人的本身，汲取了太多乡村生活所没有的新鲜体验和感受。
历练在媒体的场域中，我的思维开阔了，我的思考深刻了。反观我熟悉的乡村生活，就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写作起来，自然也就游刃有余，有了新的气象。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大多都塑造的是女性形象，无论是中篇小说《渭河五女》中五位性格迥异的高考落榜女生，《手铐上的蓝花花》中的闫小样，以及长篇小说《初婚》中同一天嫁入谷寡婆村的三个新娘，《分骨》中在西安城讨生活的九位女性，都表达了对女性“真善美”的热爱。您说过：“我能写出真善美的女性，都是因为我娶了个好老婆。近距离切身感受得到真善美，也才能写出真善美。”作为一位男作家，为什么喜欢写女性？
吴克敬：写作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与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书写女性的高手。男性的他们俩，天才地写出了金陵十二钗，以及许许多多的狐妖鬼怪。阅读两位文学巨匠的作品，确定了我学习两位的方向，在谋篇布局时，女性主人公很自然地就先来到我的面前，鲜活给我看，她们各姿各雅，既占领了我的眼球，还霸占住我的思维，我倒是常想逃离开的，可她们的眼神，如一根魔法无边的绳子，束缚住我，难以逃离，甚或可以说就没想逃离。她们丰富着我的想象，饱满着我的理想，我还要继续来写她们的哩。
水做的女人，比泥做的男人，自然清澈得多，当然也透亮得多。
文化艺术报：您从何时开始写作的，写作初期作品发表顺利吗？
吴克敬：我初期作品发表还算顺利，一篇名叫《糜子》的散文，写出来即发表在1981年秋季的《宝鸡文学》上，这是我的处女作了。我感佩播种在土地里的糜子，如农谚描述的那样，“糜针顶破瓮”，还如农谚描述的“灾天不灭糜子根”。相信我的眼睛不说谎，真切地见识到了糜子的那一种性格，小小的一枚籽粒，收罢麦子，扶犁播种进泥土里，几天的时间，就可见糜苗儿刺出土来，如“针”一般尖峭，既不畏泥土的板结，更不惧礓石和瓦片的压迫，向着白天时的阳光、夜晚时的星月，奋勇地冒头出来，把图谋压迫她的泥土、礓石和瓦片，摔在她的身边，视做她的侍卫。
我感动小小糜子的胆量和能量，发誓就做一粒不起眼的糜子，成就自己的文学梦想。
我梦想能有自己喜爱的一个事业，我理想不被天灾人祸伤害。但那怎么可能呢，我看见的糜子成长在土地上，就难免遭遇灾害，可能暴雨凌虐，可能狂风肆虐，更可能高温干旱。好在是，糜子既扛得住暴雨的凌虐，还扛得住狂风的肆虐、高温干旱的伤害，顽强不屈地生长着她的生长，成熟着她的成熟，收获着她的收获。
糜子特有的这一种精神气质，深刻地感染着我，使我义无反顾地向着我热爱的文学道途，迈开了步子。
文化艺术报：早期在农村写作，条件比较艰苦，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响过您？
吴克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生活在乡村时，阅读得最上心的一部书。那时我的内心，对我的未来失望透了，因此都要绝望了。《聊斋志异》里的狐妖鬼怪，成了我怀揣在心里不敢说出口的朋友。她们既爱人，还又热心帮助人，特别是心有志向，而偏又遭遇时势冷落的人，她们即会寻找到适当的机会，幻化成美貌如仙似的女人，做你的贤内助，帮你解愁消忧，实现你的梦想。
文言文的《聊斋志异》阅读的次数多了，还让我意外地获得了熟读文言文的能力。
《诗经》也是我乡村生活中，须臾不能离手的一本书。我从中认识了“风、雅、颂”三位老先生，他们仨该是中国文学的鼻祖呢。我热爱他们仨，自觉做他们仨的学生，让我收获了非常多的文学常识与知识，懂得了诗意的生命，长生不老，可以永年。
三位老先生，我私心最爱的是为风先生。
文化艺术报：您从基层一路走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在写作方面，有没有人影响或者给过您帮助？
吴克敬：散文《半个苹果》，我写了小学时的一位老师；散文《梅花酒杯》，我写了大学时的一位老师。他俩一个名叫李树风，一个名叫蒙万夫，两人在不同时期，给了我同一个文学的启蒙。
我怀念两位老师，祝愿去了天堂的两位老师，幸福安康，并能给我新的启发。
文化艺术报：您经常调侃说，您是“西府最好的木匠”，您的女儿高考时填报志愿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她说别人说爸爸是个小木匠，她就做个大木匠，她会读您的书吗？
吴克敬：当然是会读的。读过了还会与我交换意见，给我以批评。
中国的父亲，大多都很自信，喜欢孩子听他的话。对此我不反对，但也不甚赞赏。我在我的姑娘上初中时就给她说了，要她不要太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最后也许只能是个没出息的父亲一样，而你不听我的话，追寻你心灵的呼唤，走你自己的路，才可能比没出息的父亲有出息。
事实证明，不太听我话的姑娘，读她的书，做她的学问，比我的确有出息。
姑娘不太听我的话，而我却很喜欢听姑娘的话，她读大学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写来的作品，给谁看呢？她那一问，把我问得蒙了好一阵。我蒙着时，她又说了，给年轻人看呀。一个写作者，熬心费神地写来，能入年轻人的眼睛，才可能有未来。
文化艺术报：西北大学毕业后，您从一名一线记者做到副总编辑，媒体从业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吴克敬：媒体是我文学创作的温床，我相对重要的一些作品，几乎都脱胎于某件新闻事件。像我获得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状元羊》，就是我参加省级新闻奖评选时，见识到《宝鸡日报》报送的一幅新闻照片后，谨记于心，反复琢磨，于2007年重返文学写作的阵地，顺手牵羊，拉出来写就的。
再还有读者喜欢的中篇小说《先生姐》《欲望的绳子》等，都是因为媒体报道出的一起新闻事件，引发我的创作灵感，而写出来的。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更是如此，那时我还身在新闻岗位上，敏感到几起新闻事件，相互映衬，能够升华为一部文学作品，我便毫不犹豫地做来，做成了几乎可以代表我文学成就的一部作品。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的作品，像成名作《渭河五女》，和近年的《初婚》《姐妹》等等，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克敬：写作《渭河五女》时的我，凭着一腔热血与满腹激情，所描摹的仅是那个时代的生活故事，缺少思辨的力量，以及文化上的挖掘。此后二十多年，我在积累，更在反思，还在咀嚼，使我的写作从讲好一个故事，开始向以故事为基础，而能给读者提出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来，那些问题关乎我们的人生，关乎我们的社会，关乎我们的文化，总之要能使人有所感悟，有所获得。
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姐妹》，有批判家这么说，他说：“作家在虚实结合中，重新完成了时空的构建，让日常的生活变得不平常，让平凡的人变得不非凡；若是没有这样的文学想象，注定无法审视远去的村庄，刻画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我感激他，认同他写出了我心中所想。
文化艺术报：您的很多作品直面农村现实，勇于面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复杂尖锐的现实处境。在您看来，今天的农村、农民，和您当年熟悉的农村、农民的命运，有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吴克敬：不能说没有改变，但改变了什么，我又特别糊涂。回家乡的路，硬化了，进村的街道整齐了，并建设了花园似的广场，安装这样那样的健身器材，但看到人，不是老人领着小孩的手，就是小孩牵着老人的手。混合着牛马粪味道的炊烟，不见了影子，还有半夜的鸡叫声，和猪羊的啼叫声，也都听不到了。
人们关注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似乎还问题着，需要耐心去解决。
文化艺术报：您是关中西府人，近些年却痴心不改地热爱陕北，写了很多陕北题材的作品，这是否是对自己的挑战？
吴克敬：成长在古周原上的我，掏心掏肺的总是古周原。但我欲望书写她的时候，又不知如何来写了。远离她，深入到一种别样的文化地域去，吃那里的饭，喝那里的水，交那里的朋友，回头再写熟悉的古周原，这就有了一种文学意义的陌生感。
文学的功能，就在于把自己熟悉的东西，残忍地推开来，让其被冷落，进而遭受苦痛，唯如此，方能焕发出一种你不熟悉的陌生感来。而陌生感，是作家必不可少的原生创作动力。
因为对于陕北的陌生，我走进那里，蓦然感知到我们的文明，不仅有农耕与草原之分，还应有第三种文明的存在。这一文明就脱胎于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之间，以长城为线，以陕北为点，带有强烈的杂交优势，历史地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流行在这里的信天游，注解着这一文明，使这一文明豪迈大气、嘹亮高亢。
文化艺术报：文学消费群体日渐萎缩，阅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作家如何积极健康地引导更多读者走进书店或图书馆？
吴可敬：我写过一篇《请把我埋在书店里》的随笔，抒发了我对书店和图书馆的感情。被山呼“万岁”的人，没能长生不老，但把自己以书本的方式，跻身进书店与图书馆，不图谋自己“万岁”的人，反而却能长生不老。1985年秋，我参加省作协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得到一纸购书券，我去钟楼书店买书，看见了我在县城书店想买买不来的《论语》《老子》《庄子》，以及《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和《茶花女》《红与黑》等图书，我不歇气地把那许多书，打堆儿抱着，抱去交款处结算时，蓦然知觉著作了这些图书的人，年龄都很大了呢，大者几千岁，小者几百岁，可我看不出他们的老，而看出了他们的年轻。热爱他们的出版家，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你给他们今年今时，以书皮能有的可能，设计这样一套新装、那样一套新装，让他们总是新装裹身，青春靓丽给热爱他们的读者。
书店和图书馆就是让成长的人们，走进来，与历史上经典化了的著作，及其作者同呼吸、共命运，领受他们青春不老的情怀，感受他们生生不息的秘籍。
文化艺术报：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您认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吴克敬：堪比兄弟，甚或父母、夫妻一样的亲人。别的人怎么看，我不好说，但我就是这么来看的。一个作家每一次的写作，就如一次孕产一般，最需要专家学者的关怀与关心了。生理性的生育，怀胎十月，自会分娩出自己的孩子来，但文学的生育，就不那么规律了，常常是会难产的。“人生人，吓死人”，不用想象，经历过妻子分娩的人都知道，孕妇难产时的分娩，不仅撕心裂肺，而且血流如注。这个时候，谁能站在血身子的孕妇身边呢？只能是她的亲人了，亲人看得最清楚了，你生育的胎位正不正？脐带是否绕颈？亲人们的鼓励和帮助，是孕妇顺利生产的最大动力。
我十分享受评论家对于我的批评，并深切地感受到，越是推心置腹的批评，对我的帮助越是大。
文化艺术报：您说好木匠必须要打磨出好作品，在您看来，您理想的作品是哪部？
吴克敬：虽然《手铐上的蓝花花》为我赢得大的荣誉，但《状元羊》却先后被“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与“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收录了进去。不过，我个人似乎更看重《先生姐》这部中篇小说，主人公的夫妻俩，是都要做人的。做着人的夫妻俩，不仅难以获得人的尊严，还遭受到这样的屈辱、那样的凌辱，逼得两人不做人了，做起了鬼，反而得到了人的尊重和爱戴。
文化艺术报：您现在还会回故乡吗，有没有为故乡写一本书的计划？
吴克敬：在“亮宝楼”办过一届《把家送给家》的书法展，所展作品全是我写给朋友的中堂。展出过后，我让朋友把属于他家的中堂，摘下来拿回家去。朋友们要给我钱，被我全都拒绝了。对此我要说，不是我不爱钱，是因为收人中堂的钱，是对“家”的不尊重，甚或亵渎。雅昌传媒现场采访我，我说了“三堂”文明之于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既关乎人的精神，更关乎人的灵魂。
故乡就这么坚硬在我的精神世界，和我的灵魂深处。那么何为“三堂”呢，即就是传统意义的学堂、中堂和祠堂。原来的学堂，首先教授给学子的是常识，在常识的基础上，再教授知识；中堂，是一家人的精神出发点，而祠堂则又是一族人的灵魂栖息地。今天的乡村，少见“三堂”的存在，但“三堂”的意义，并未从人的意识中消失。我这样年龄的人，或多或少，还都沾染了些“三堂”文明的遗风。我珍惜那样的存在，因此我是常要回到故乡去，充实我对故乡的人生和感受，我是必须为故乡写作一部大点儿的作品来。
作品的名字就叫《风先生》，是与“雅先生”“颂先生”一起从《诗经》里走来的，他老人家活跃在我的故乡，他是我的老师和导师；做好他的学生，写出他鲜活了千百年的生命。
风先生是已做起我的代言人了，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源头》，和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扶风传》，他便风行其中，饱满着他自己，也丰沛着我的创作。
文化艺术报：作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陕西文学的，有哪些好的苗子，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吴克敬：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人来，但看得见一个群体，努力地赓续着陕西文学的血脉。
我能给青年作家说句什么话呢，想想还就是我说给自己那一句话：文学真诚待我，我不辜负文学。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