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村，陕西延川人，诗人、书画家、资深编辑。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陕西作家书画院副院长、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研究员、陕西山水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2022年被评为年度十佳华语诗人。曾获上海《文学报》诗歌一等奖（1991）、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1993）、双五文学奖（2001）、第二届柳青文学奖（2010）、中国诗歌春晚金凤凰诗歌奖（2016）、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奖金驼奖（2020）、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2022）等多项奖励。出版《浮土与苍生》《远村诗选》等6部诗集，《错误的房子》等2部散文集，《远村的诗书画》《向上的颂歌》等5部诗书画集。近年来，写诗之余，专心于书画创作，其书画作品被称为“当代文人生活的诗性书写”。
远村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近日，你的诗集《画地为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画地为天》收录了你2017年至2021年创作的100多首诗歌，这100多首诗，是否代表你诗歌创作的最新成就？
远村：这些诗歌，是我近几年来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收入我下一部诗集《非必要叙事》中。之所以我要这样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时间上《非必要叙事》要靠后一些，是2021年之后写的诗歌作品；二是新的写作方法、审美取向和价值指认在这部诗集的每一首诗中都有极为活跃的表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轻看前面的作品，事实恰恰相反，我更喜欢以前的东西，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我看清了自己现在诗歌的面目和处境，更明白如何选择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其实，我这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几乎就是一部自我否定史，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
文化艺术报：最近几年，你书画创作的影响力似乎遮蔽了你诗人的身份，诗集《画地为天》出版后，人们发现，远村依然是一个诗人，一直在写诗。这几年你写了一部长诗和三部诗集，而且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风格都迥然不同，这种持续的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
远村：这个问题问得好，说明你是了解我的，至少你在来的时候是做过功课的。我在书画方面的那一点小气候，和诗歌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在我看来，书画毕竟是技的成分要多一些，诗歌就不同了，因为它可以赋，可以比，可以兴，所以它道的成分要多一些。加之，我们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诗教的文明国度长大，自然有一种诗歌至上的优越感，再好的书法和绘画一旦和诗歌相比，首先在语言方面就矮了许多，绘画的块面、色彩、光感是绘画的基本语言，而点画与墨色、结体，是书法语言最基本的元素。那么，诗歌的语言是什么呢？我看就是字、词、句，谁能领料好它们，谁就可以写出最好的诗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是在审美上有很大的差异性。书法或绘画的好坏，是建立在一种对形的世界的公共认同，而诗歌是要从象的层面表达个人化的价值观和情感秩序，比书画更接近我们传统哲学的那个“道”。
不过，我还有一个论调，就是对我们的生命和生存最有效的艺术表达，莫过于诗书画三位一体的审美呈现，毫无疑问诗歌是它们的灵魂。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写下这么多诗歌作品，将它们汇编成册，等待出版社给一次机会，每一部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全然不同，这一定与我潜心于书法和绘画创作有着深层次的关联。至于你说的写作状态，我想最近这几年应该是我最好的阶段，一旦有想法，就有激情、有冲动，能准确地、及时地，找到个性化的并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这大概就是我与别的人的不同之处吧。
文化艺术报：你是一个老诗人了，你的诗一直充满元气，没有暮气，对于一个年过六十的老诗人，这点很可贵。这几年你的诗，就在《画地为天》这本诗集里，你觉得这些诗写得怎么样，你会不会重读自己的诗歌？
远村：《画地为天》里的诗歌是我中年变法的产物，换句话说，是我诗歌写作某个阶段的历史见证，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在处理日常生活与诗性经验时，能把赋比兴的经典的写作传统自洽地融于一首诗中的写作样式。这种样式，有效地解决了诗歌意象与事实诗意之间的指代问题和语言的嫁接问题。即便如此，我一般也不会翻看自己的已经发表过的诗歌作品，更不会刻意去背诵几首，以备朋友相聚，席间插科。当然，有时也会在读国外大诗人的诗歌作品时，闪出一个无厘头的念头，好像他们的句子我曾经也写过，每当此时，我会赶紧停下来，拿出自己的诗歌，作一比对，因为你喜欢一个诗人的诗，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反复阅读，读得久了，用情太多太投入，就容易被别人诗歌的语感和调性所诱导，而在自己的写作中出现类似的表达。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像第三者一样插足诗歌现场，拿出自己的作品，认真核查，仔细比对，用近乎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尽最大可能避免重复写作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重读？
文化艺术报：你会不会修改已经发表、出版的诗？很多优秀的诗人经常修改已经发表、出版的诗。
远村：我会。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远村诗书画》微信公号上编发诗人朋友们给我的诗集《画地为天》写的评论文章，后面都要附上我的几首诗，作为对评论的一个呼应。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一定会改一下个别的字词或句子，让自己的诗歌表达更趋于完美。我可以告诉你，长诗《向北的高墙》，我准备了一年半，写了一年半，我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之后，又改了三遍，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反复修改一首诗的，即使修改，也仅限于出版或发表之前，如果在出版或发表之后再改，即使是微创手术，对原作也会元气大伤，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才不会经常去修改自己已经发表过的诗歌。
文化艺术报：你在长诗《向北的高墙》后记中说，“我一直以来主张诗歌写作诗人一定要在场，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境遇，什么形制，只要诗人有足够多的时间停下来，理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置妥当人与自我的关系，让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客观的逻辑关系，转化为形而上的语言关系，从而有效地说出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本我的那一部分。”这是你一直坚守的诗歌理念吗，你是如何付诸行动的？
远村：是的，这是我一以贯之的诗歌写作态度，是否上升为一种诗歌理念，还有待时间来回答。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的坚持是有效的，也是成功的。诗人是诗和人的高度统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何让它们之间存在的客观的逻辑关系，转化为形而上的语言关系，是区分真诗人还是假诗人的重要戒尺。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诗歌是人与诗合二为一的语言艺术，如果让我来判定一首诗的好坏，最简单最粗暴的办法就是看一首诗中诗人是否在现场，如果是有诗无人，就是语言的假意卖弄，没有体温和感觉的诗，咋能是好诗？如果是有人无诗，就是只有身体和欲望，和低俗而扁平的生物腺体，又咋能称得上是好诗呢？也许我的观点过于偏激，也许就是个误判，但我绝对不会向平庸的诗歌让步，这是一个诗人的底线。我的一部长诗《向北的高墙》和三部诗集《画地为天》《非必要叙事》《西部作》都是在这样一种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尤其是长诗《向北的高墙》，是一个构思宏大、时间跨度长、历史人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复杂的史诗性写作，如果我不在场，你让他们怎么办？历时三年，数易其稿，才有了1500多行的诗歌可以一气呵成。否则，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生发与再造和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仅凭一个人的想象是不可能完成的。
文化艺术报：你的长诗《向北的高墙》获得了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2022）。这首长诗，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作品吗？可否谈谈写作这首长诗的初衷？
远村：是的。我在年少时有过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要为我的家族写一部长诗，你不知道，我这个姓氏，在不同的历史节点都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隆重加入，影响最大也最彻底的两次发生在北魏孝文帝和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分别将他们的一支血脉改为我这个鲍姓，这些都写在史书上。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非常震惊，虽然那时我还小，也没有写诗的能力，但好奇心使我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要写一部长诗。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算是一个诗人了吧，反倒不敢草率下笔。直到我后来调入省政协主编一本文史类杂志，为了办好刊物，准确审稿，我不得不系统地翻阅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有些地方还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与研究。我发现，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每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都无一例外地要在北方大地上黄河流过时形成的几字形大弯里完成，而我的生身热土陕北就在这个大弯里。一切的不安，骚动，再造，最终都会选择性地在这里完成一次根本性的逆转与重生。当然别的地方也有，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作为诗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有责任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或被遮蔽的部分告诉我的后人。所以，我耗时三年创作了《向北的高墙》这部长诗，以诗与史的双重弹奏，来讴歌和赞美我们的祖先，致敬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文化艺术报：所有优秀诗人心仪长诗的荣耀而向长诗献媚，很可惜，很多优秀的诗人没能写出好的长诗。在你看来，写作长诗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远村：长诗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有的选项都指向一个鲜活的对应物，而这个物，它是具有物的客观性和可感性的，只有当物性与心性融会贯通了，才可以抵达更高语境的诗性，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一个事关诗歌写作的话题，即如何贯通、如何抵达？许多人没有写出好长诗，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长诗写作没有一个准确明晰的认知，也没有让物性与心性融会贯通了，才可以抵达更高语境的诗性自觉。当下的长诗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由于诗人缺乏必要的史学支持，又没有很好的有效的方法解决诗与史、诗与事之间的叙述难题，所以，他们的长诗流于形式上的此消彼长。出不来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不必太过纠结。
文化艺术报：诗人韩东有一句名言“诗歌止于语言”，你是如何理解语言对于诗歌的意义？
远村：这个问题，不太好正面回答，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引用它。我想用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暴，迫使它落入事先规定好了的观念的掌握中。我们不希望把语言的本质归结为一个概念，好让它充当一个普遍有效的语言观，而把所有更进一步的洞察搁置一旁。”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文学艺术中诗歌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在文字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只不过那时的诗是以歌的面目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也就是说，诗歌不单单是一种文学形式，它是人类文明史唯一的主脉。说到语言，也应该是灵魂级别的生命呈现。关于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也说过，它们的关系既是澄明的，也是隐秘的。但我有一个观点，写在一首叫《语言的误区》的诗里，我写道：“不是语言带出了词/而是语言把意义带到了词那里”“带我们认识了诗。/它向我们打开语言的潘多拉魔盒/让我们找到诗/藏在大地深处的一万粒火种。/每一个词，都会/尽显它们的广大神通”。如果认真读，一定会明白我的本意，明白我的观点和立场。
文化艺术报：《画地为天》和你早期的诗集《方位》《浮土与苍生》《远村诗选》相比，有哪些突出的变化？
远村：《画地为天》是我近几年来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和以前出版的诗集《浮土与苍生》《远村诗选》等相比，有这样三个特点：首先，《画地为天》一以贯之地执着于人类心灵知觉的双重性的追问。何为心灵知觉的双重性？苏格兰大哲学家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说：“一切人类心灵中的知觉都可以被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这两种可称之为印象与观念。”正是我读懂了休谟，我的诗歌才普遍具有了深邃与睿智的哲学品质。许多事关诗歌的写作方法、审美取向和价值指认，都在《画地为天》有极为活跃的表现。另外，在处理日常生活与诗性经验时，我的那种沉稳的、叙事的、接近于生命本质的陌生化的写作态度，与我们普遍信守的赋比兴的经典的写作传统，无论什么样的情形之下，都能自洽地融入一首诗中。第三点，《画地为天》有效地解决了诗歌意象与事实诗意之间的指代问题和语言嫁接的能力问题。
文化艺术报：你写了大量陕北题材的诗，你对故土的依赖有多大？
远村：我大概是进入省城以后才开始写陕北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一个边缘人。你知道的，这种感觉每一个身处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都曾有过，只不过诗人的反应更为强烈罢了。我那个时期的诗歌，表面上看似写陕北，实际上是写我自己的生存感受和精神状态，并无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一会儿讴歌，一会儿又诅咒自己的故乡，我从内心鄙视这样的人。记得有一年陕北大旱，几乎颗粒无收，身在他乡的我，彻夜难眠，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双手插进大地，向所有的河流下跪/我也是一滴水啊，我不该滴在异地”。读完了这样的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不用我再说什么，你就能晓得我与陕北的感情，或者说与亲人的感情有多深。至于诗歌写作，我更多地依赖于反方向的阅读与吸纳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学成果，尤其是对当代英语诗坛上活跃的外国诗人的持续关注，让我拥有了极为开阔的文学视野，和诗歌表达的多种可能性。
文化艺术报：我知道你在作协的时候，路遥和你交往得比较频繁。你可否谈一谈路遥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远村：我和路遥都是从延川出来的，平时又聊得来，所以，他有什么事来找我，我都要办，推辞不得，比如换煤气罐、搬蜂窝煤这些出力活。他在西京医院住院时，上初中的小孩没人管，他把我叫到病床前，托付我去看管，我答应了。后来他的弟弟王天笑一个人在医院伺候他，实在招架不住了，路遥又给我说：“没办法，还得麻烦你，九娃一个人白天晚上连轴转，把他撂倒了，叫谁来陪我？你白天到医院顶替一下九娃，让九娃休息，吃饭。”我又答应了。遇到这种情况，搁谁都会答应，更何况平时老在一起，又是延川老乡。只是苦了我自己，在医院和他家两头跑，大人娃娃都要照顾，编辑部的活还要干，我当时得了胃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路遥病重的那一个多月，也是我一生中最无助，也最辛苦的日子。
你问我路遥对我的影响，我想主要不在写作上，而是在人格方面。路遥身上始终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一种要压倒一切的劲，一种干大事的优秀男人所秉持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即使重病缠身，他仍然能激昂面对，还安慰来医院看他的作家朋友，要保重身体，等他出院后，一起到气候好的地方休养。还说等他出院了，一定要把作协的工作搞好。我认为，好男儿就应该像路遥一样，不到最后，决不轻言放弃。
文化艺术报：远村这个名字在诗坛叫响已经三十多年了，起这个笔名的时候，你还在陕北工作吧？为何会起这么一个笔名？
远村：起“远村”这个笔名之前，我还起过四五个意义不同的名字，都是叫了几天就被自己否定了，只有“远村”这个名字叫出去了，而且一叫就是三十多年。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感兴趣，觉得温和，放松，有亲和力，容易被人记住，但起初我没有想那么多。记得我在西安南郊的一所大学上学，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凑到一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还办了一张铅印小报，专发社员们的作品，我就在自己的诗歌标题下面写下了远村两个字，这是我的笔名第一次变为印刷体。从此后，远村这个名字就成了我真正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总是有人会问我，远村这个名字有什么深意，我常常无言以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真是这样的，直到现在我都说不出来个子丑寅卯来。
文化艺术报：还能记得你的处女作吗？
远村：当然记得，应该是1980年夏天，两年的师范生活即将结束，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夏天的声音多么美好》，当时孙敬轩的长诗正在被报刊关注，流传甚广。我就模仿他诗歌的语气写了这首诗，现代汉语老师在课堂上还读过，但后来我们走向社会后，同学们偶尔相聚，却少有人提及此事，我一直觉得匪夷所思。
如果说公开在文学报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处女作的话，应该是一首短诗，发表在《延河》1986年第8期，题目叫《初雪》，写得很稚嫩，很青涩，以至于，后来出版诗集，都没有收录它，句子现在都记不全了。
文化艺术报：你是师范毕业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多才多艺的，你画画、写字的启蒙是不是在师范上学的时候？
远村：我们是高中毕业上的师范，那时的师范学校有专门的美术班、体育班、英语班、幼师班。我被分在理科班，重点是学数理化，不可能接受系统的绘画教育了。不过，我天生对线条和色彩比较敏感，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趴在土炕上画被面上的小人人，上小学以后，没有老师教画画，就自己乱画。师范毕业后，准备两年以后再参加一次高考，报考西安美院，但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小镇青年，满脑子里都是变幻莫测的词和句子。忧郁让我成了一个诗人，从此开启了我长达数十年的诗旅人生。真正画画，我是2009年才开始的，已经过五十三岁了，古人说人过五十不学艺，我已经超过这个年龄了，纯属为了圆一个梦。
文化艺术报：你早期的文学传承来自哪里？那个时候有书可读吗，都读些什么书？
远村：这个话题可以分开来说。首先，我的文学启蒙生发在陕北乡下。小时候，一到黑夜里，人们屏息静气听盲艺人绘声绘色地说着《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和《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听得久了，就对说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上学了，认识的字多了，就读一些连环画。那个年代，能读到的文学书实在太少了，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真正进入文坛以后，我把写作当成一生的追求或事业，才开始系统地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一开始，读得比较乱，什么小说呀，散文呀，诗歌呀，只要能借到的刊物和书籍都会去读。经过一个漫长的读书的狂热期，我开始进入有选择的读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方面工作太忙，不容许我大量的时间用来读文学书籍；另一方面是诗歌写作的需要，我必须选择哲学、美学和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来读。如果说我现在的诗歌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那一定是阅读给我带来的。
文化艺术报：你是诗人、画家、书法家、资深媒体人，在这些身份里面，你最骄傲的是哪个身份？
远村：诗歌之于书法与绘画，永远是象与形的关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和美学都视诗意为书画的最高境界，所以，人类“诗意的栖居”这个概念，应该是我们的老祖先最早提出来的。只要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法度总是在诗性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我是十年前才开始研习书画的，许多道法与技法的关系，只有一边学习一边体会，总是感觉有一种忽明忽暗的东西在指引着我，要抓住它却很难。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诗人身份，大半辈子都在读诗、写诗，自然对诗歌的认识要更深一些、更偏爱一些，至于书法和绘画，应该是诗歌的延展。换言之，在我看来诗、书、画就是一个诗人的三种状态。我曾在很多场合说过，我是把书画当诗来写，即使在进入六十岁以后也没有觉得写字和画画会影响到我的诗歌写作，反倒还有帮助。所以，我同时在做这三件事，既无心理障碍，也无审美隔膜，完全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进行的。至于别人说我的书画达到了什么境界，那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可能我的真实状态还不完全是那样的。
文化艺术报：你是个自信的人吗？大部分人是越写越不自信，写着写着就消失了。四十年的写作经历，你的心路历程有怎样的变化？
远村：当然是了，我觉得每一个搞创作的人，内心都会有一股自信的强大的力量，苦苦支撑着他完成自己要完成的文学梦想。对一个作家来说，自信是至关重要的。人这一辈子，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生活方面的灰色的挫折、不愉快，也可能是写作方面出现了暂时性的泥泞，不来电，影响到写作者的心情。但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绝不会就此沉沦，他一定有自我的修复能力。
我是这样想的，任何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有被遮蔽的部分，就拿写诗的人来说，张狂与非理性是世人给诗人相对固定的标签，那么，这个形象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肯定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诗人的形象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翻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出于好奇，我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巧妙地把理性和哲学渗入到诗歌语言中，结果整首诗气象不仅完整、生动，还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陌生化效果。所以，在几个研讨会上，但凡说我诗歌好的人，都认为我能绕开杂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疗伤之所。其实，我一直告诫我自己，一个负责任的书写者，一定要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心，因为不自信是诗人的天敌，一旦失去了自信，诗人就不会创造了，就成了一个废人。
文化艺术报：写了东西，就要发表，要有一个平台展示你的成果。谈谈你和编辑的故事，写作这么多年，对你的编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远村：其实我就是一个编辑，而且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编龄的老编辑。你今天要我换一个角色，从作者的立场看编辑，我有一点不适应，你得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吧，我就说一说三个在我个人写作史上给过我无私帮助的编辑吧。首先要说的是诗人闻频老师，我的诗歌第一次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就是他编发的，他当时是《延河》的副主编，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借调到《延河》当诗歌编辑，也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另一个要感谢的编辑是蒋维扬，他当时是《诗歌报》（杂志）的主编，在他主持下，《诗歌报》成为领一代风气之先的诗歌类名刊。1992年夏天他去新疆开会路过西安时，我们有过两天的接触，他看了我刚写的一组诗，大加赞赏，就带回去，发在了那一年的《诗歌报》头条，封二还发了我的照片简介，让我在当时热闹的诗坛露了大脸，收到不少诗人和读者的来信。多少年再没有见到他了。第三个要感谢的人是作家刘劲挺，他当时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有人编了一套丛书，有我一本诗集《独守边地》，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期间有一些曲折，不是他坚持，恐怕就没戏了。他和我有联系，偶尔还在微信上互动。
如果没有这样的好编辑，我的诗歌之路一定走得很辛苦，未必能走到现在。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就连我这个当年的小伙子，也过了耳顺之年。蒋维扬和刘劲挺两位老师应该过了古稀之年吧，闻频老师也已经八十多了，作为晚辈，我真心真诚地祝他们晚年幸福，一切顺遂。
文化艺术报：还会一直写下去吗？
远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