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作家庞余亮：生活奖赏的都是有心人

庞余亮：1967年生，现居江苏靖江。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神童左右左》（系列小说）、《看我七十三变》、《我们都爱丁大圣》，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小虫子》《小糊涂》《顽童驯师记》《纸上的忧伤》，小说集《为小弟请安》《擒贼记》《鼎红的小爱情》《你们遇上了好辰光》《出嫁时你哭不哭》，诗集《比目鱼》《报母亲大人书》《五种疲倦》，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躲过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第十三届万松浦文学奖等。

    庞余亮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小糊涂》，是您《小先生》《小虫子》“小先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本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庞余亮：在新作《小糊涂》中，我再次回到了那个“第十个孩子”的童年，土地上的植物们、小动物和野果们，都成了我这个泥孩子和饿孩子的启蒙课本。《小糊涂》定稿的那天，是2023年8月9日，那是我那年春天之后第一次上床睡觉的日子。为了写作《小糊涂》，我每天都泡在书房里，累了就躺在地板上，有了想法赶紧来到电脑前，真的像是在拼命。为什么这样拼命？因为我要把童年的那个小糊涂写出来啊。之所以是小糊涂，是因为当时觉得委屈啊。小时候即使我是最小的孩子，我也觉得我是世界中心，是围着我转的，那时候就有很多糊涂的想法。我是我们家第十个孩子，面临着“分家”，分一次家里东西就少一大批，最后就剩一间，我们家有姐姐，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姐姐要单独睡一个床，我实在没地方睡，正好有一个空的做粮食储藏的坛子，我实在没地方睡，就主动爬到那个里面睡，睡了整整两年。晚上爬进去，早上爬出来，有时候爬出来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的感觉是家里面把我忘记了好多天，我才从里面出来，反正就是那个感觉。我从里面爬出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饭点过了也没有饭，什么都没有，我出来以后空空荡荡，我一看，我过了好多天吧？我睡了好多天吧？后来我发现，我离家两天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写《小糊涂》，其实我让我重新理解了母爱，母亲对于我的教育，其实给我一个自我教育的大空间。写《小糊涂》，也是重新理解饥饿，当我捧着《小糊涂》第一本样书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又回到那个时光，时光是不是可以倒流？真的可以倒流，在这本书当中，我回到那个家里面，我又从黄泥瓮爬出来了，还要用这本书告诉大家，我干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写作。世界有多沧桑，童年就有多天真。

文化艺术报：《小糊涂》的笔触对准了您的成长经历，是您成年后对童年的深度访问，同时也是写给母亲和童年的一封长信？

庞余亮：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母亲唯一的倾诉对象就是我，所以我知道很多故事，我一直想写母亲跟我之间的童年故事，在那个贫困的家庭，饥饿和爱双重照耀下的那个童年。要回到过去当中，追溯自己，也完成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用这篇文字给我的母亲、给我的童年写一封长长的信。在童年，我真的是一个小糊涂，而母亲跟我之间的故事，母亲永远是一个明白人，我定名为“小糊涂”，希望读了《小糊涂》的孩子们都能明白母亲对于你的一颗爱心。《小糊涂》写到结尾处，我忆起了自己16岁在扬州师范学院第一次读到洛夫的长诗《血的再版》，当时流着清涕在寒冬里抄了两天的600行诗，我决定写下自己的“血的再版” —— 长诗《报母亲大人书》，作为全书的结尾。我边写边哭：“妈妈，月光下喊你一声/老屋的瓦就落地一片/生活分崩离析/记忆无比清醒……/妈妈，因你收容过的九个月/我已是一个失眠的天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童年、欠了母亲一封长长的信。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施战军说：“庞余亮在《小糊涂》里，写的是自我成长与母爱的关系，而他在刻画母爱时，照顾的是众生万物的感受，他让自己的文字具有像草药般的浸润能力。”《小糊涂》写的是自我成长与母爱的关系？

庞余亮：我在写《小糊涂》的时候，我抹杀了很多更残酷的东西，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写。比如我的生活中还有更饥饿的东西，我写的时候尽量往更多的明亮的、温暖的、爱的部分靠拢，因为读过这么多年书之后，书籍给我消化生活的力量。每当我静下来，尤其在我的书房里，书房也相当于我的黄泥瓮，我每次坐在书房里，童年所有细节都向我涌来，我还是那个住在黄泥瓮的孩子。但有一点是无法抹杀的，那就是母爱。那时，我总觉得家里人都不爱我，由于我们村庄是多水的村庄，经常有人掉到河里淹死，有一个小三子掉到河里淹死了，我是小三子，母亲以为是我，从田野里狂奔回来，一看到我，就给了我一个带着泥巴的一巴掌。从那个时刻起我终于知道母亲心里还有我的位置，本来从小到大，我总觉得我在家里是多余的，那个细节，母亲那个下午的细节就温暖了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永远是那个藏在母亲子宫般的黄泥粮瓮的孩子。本来，我生怕《小糊涂》的题材不算新鲜，但读者反应是，有了母爱的照耀，文字特别有活力。这活力，其实就是母爱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永恒灌溉。

文化艺术报：毕飞宇似乎对您关爱有加，记得他在回味《雨花》杂志编辑经历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雨花》杂志当编辑最大的发现就是庞余亮。在《小糊涂》一书的研讨会上，他说：“在生命非常卑贱的时候，人类可以从大自然里面拓展出许多东西来。这本《小糊涂》，与其说写了庞余亮的童年，不如说写了一个谦卑的生命和自然的关系，这也是这部书对于当下的意义。”童年遭受的饥饿和孤独，影响了您的一生？

庞余亮：在我的文学生命中，值得感谢的人很多，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那就是毕飞宇。当时他在《雨花》做编辑，编辑了我的小说处女作，一组三篇，还请了著名评论家王彬彬写了评论。这三篇小说的名字为《追逐》《黑夜里尖叫》《为小弟请安》。是1999年第4期《雨花》。有了这样的鼓励，我的文学之路才能走得坚定。《小糊涂》里的我真的是“生命非常卑贱”的时光，孤独，饥饿。这样的孤独和饥饿真的影响了我的一生。孤独真的是一只黄泥瓮，它是巨大的嘴巴，它也很饿，每天吞下我，每天再把饥饿的我吐出来。那个年代，我什么都吃，最难熬的是冬天的饥饿，夏天的饥饿好办，夏天有植物、有昆虫、有果实，冬天的饥饿很难，冬天母亲给我们每个人定的任务是一天两顿，早中午一顿，傍晚一顿，饿了怎么办？饿了就睡觉。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母亲说你睡觉就不饿了，其实睡觉的时候更饿。有了孤独和饥饿的底色，我的阅读和写作就有些贪食的特征。

文化艺术报：《小糊涂》被誉为一部深情的母爱之书，您心目中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庞余亮：母亲一生很苦，出生15个月就没了我外公，然后我外婆改嫁。母亲是在二外公和三外公家长大的。母亲与父亲一共生了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都是自己给自己接生的。生我的时候是44岁，大出血，差点丢了命。就这样的母亲，在贫穷和饥饿中，像老母鸡一样护佑子女的母亲，在我的心中特别了不起。她是我的永远的神，我的文字永远写不尽她的恩情。

文化艺术报：“小先生”三部曲写的是您家乡的人和事，可否谈谈您的家乡江南水乡的故事？

庞余亮：我是江苏兴化人，这里是施耐庵的故乡，也是郑板桥的故乡，我多次去过这两位前辈的墓地，他们的墓地原先和我父母的墓地一样，都是美丽兴化的一抔土。他们的故事就像邻居家的故事。常常在纳凉的时候，老人们会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们的故事，说得就像亲眼见到的一样。我的叙事和抒情方式可能就和这样的童年经历有关。但我更加觉得，我的文学背景，是无穷无尽的水，还有油菜花。我是兴化千垛人，这几年，闻名全国的兴化油菜花海，就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在《小先生》中，就有了一篇我很喜欢的，发生在油菜花地里的《跑吧，金兔子！》。

文化艺术报：年少时，您家里不富裕，父母都不识字，有没有课外读物？

庞余亮：家里除了4本《毛泽东选集》，什么也没有。11岁那年，我见到本村有个哥哥有本《青春之歌》，跟他软磨硬泡了3天，他才答应借我看两个小时。偏偏这时候，我母亲让我去给家里的猪打猪草，我当时就决定要违背一下母亲，不打猪草了，即使挨打也要把书看完。天下的母亲都是出色的侦察高手，为了防止母亲找到我，我在打谷场上找了一个草垛，扒开一个小洞，钻进去躲在里面，囫囵吞枣、连蒙带猜，把厚厚的《青春之歌》看完了。看完这本书的结果有三个，一是挨打了，二是全身都是草垛里虫子咬我的斑点，三是我的身体既不疼也不痒，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不再是我们村庄的人，一个远方的人。

文化艺术报：您开始喜欢文学是在扬州师院读书的时候吗？那个时期有没有作品发表？

庞余亮：1985年8月，我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扬州师范学院，那时我已经爱上了文学，也有一首抒情诗发表在我们院报上了，很幼稚。但真的很爱文学，毕业之前，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就得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投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因为我父母均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乡村学校也没有藏书，因此到了乡村学校后，我把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在阅读中我学会了对我所爱的文学作品进行“拆解”和“组装”。就这样，在漫长的乡村学校的时光中，我完成了对各种体裁的自我训练，我不想辜负我面前的时间和生活，更不想辜负我热爱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以诗歌出名，写诗那个时期，您好像在教书？

庞余亮：我的文学创作应该从师范学院算起，但一直没有发表。教书的第三年，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987年春天，《扬州日报》“梅岭”文学副刊发了我一个组诗，叫《拔节的季节》。那天我正好20岁。到了1988年，我的诗歌就先后在《诗刊》《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刊大量发表了。那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有本《青年诗选》，我进入了第二辑，海子、骆一禾和汪国真也是那一辑的。稿费很高，195元。而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有的人》，是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写的就是三个诗人的命运。在那本书里，可以找到我，以及和我同路的诗人。

文化艺术报：15年乡村教师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庞余亮：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但这15年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比如在晨曦中打扫卫生的少年们，他们的影子和树木的影子“绘”在一起；比如学生散尽后，我独自站在合欢树下，合欢花散发出的香气；比如突然停电的晚间辅导课，孩子们很安静，而我在黑暗的教室里继续讲课。乡村的黑是最纯正的黑，乡村的静也是最纯正的静，天地间只剩下我的声音。后来电来了，光线在教室里炸裂开来，我突然发现孩子们的头发比停电前更黑更亮了，乌亮乌亮，像是刚刚洗过一般……故事多了，我决定记下来，记在我的备课笔记后面，就是只写每页的正面，反面空着，留下来速写学生和同事们的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在上课和记录中，我也在乡村学校完成了我的“第二次成长”。

我不会写说教的东西，我最想写的是如何与孩子们拢在一起，带着他们共同成长。所以《小先生》一共写了三方面内容：学生们的成长，老校长、总务主任和老教师们生活工作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奉献，我18岁到33岁的个人成长。我很期待《小先生》像那颗在乡村学校冬夜里靠煤油灯慢慢煮熟了的鸡蛋，以此献给所有为乡村教育默默奉献的老师们，献给一批批在乡村教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精神的背景，也是我人生永远的靠山。离开那所乡村学校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诗人孙昕晨送了我一句话：你听见寂静了吗？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像在乡村学校里那样，能够奢侈地享受那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也可以这么说，那15年的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还在继续“喂养”着越来越喜欢回忆的我。

文化艺术报：《小先生》取材于您的乡村教师经历。您是从何时开始写《小先生》的，写作这本书，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庞余亮：当时学校给我分的课很多，一周有16节，当时没感到累，还觉得上课很好玩。原因还是野性而天真的孩子们，后来我在写备课笔记时，一般只写每一页的正面，空着反面，准备记下讲课中的新想法或备课中的不足，后来的确记下了那些，但也记下了孩子与同事们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后来我不做教师了，我想把所有的故事都带出来，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写作的方向。我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苇岸跟万物平等的角度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我觉得为什么我不把我的角度往下埋，埋到最低点跟学生跟万物平等的地步，于是开始整理。开始整理的素材有50多万字，写出来的第一稿是28万字，再后来我就反复修改。我有个很固执的念头，我一定要把握好素材，我当时有个直觉这个素材特别好，我一定要写得好，要对得起它，所以又修改了15年，直到最后的12万字。有篇没有收录到《小先生》的文章，叫《萤火虫的河流》，就是讲我陪着两位先生去一个叫小王庄的乡下。去干什么呢，一个女生辍学，我们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姓付一个老师姓陶，付老师和陶老师说用那种小木船带着我一起去做思想工作。我记得1985年的河流没有什么灯光，9月份河流里面全是萤火虫，我们这个小木船在萤火虫的河流当中划过去，又从萤火虫的河流再划回来，这个萤火虫的河流和《小先生》一样，既有萤火虫的光又有露珠的光。

文化艺术报：《小先生》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获奖对您意味着什么？

庞余亮：《小先生》的素材积累是15年。整理素材和写作《小先生》花了15年。前前后后有30年。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先生》，也非常感谢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是他们发现了30年时光凝聚的《小先生》，发现了我这个在基层写作多年的作者。《小先生》的最后一篇是《寂寞的鸡蛋熟了》，写了我做乡村教师的时候，一边刻写试卷，一边用煤油灯煮鸡蛋的故事。得知《小先生》获奖的那一刻，我回到家，也给自己煮了一只鸡蛋作为奖励。不是煤油灯，而是煤气灶了。获奖是高兴的事，也是快乐的事，从此我的头顶多了一个我做梦也没想过的荣耀。应该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光了。但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作家了。中年人的高兴和快乐都不像年轻人了，多了快马加鞭的紧迫感。“我必须重新开始”，就有了自我加压的小野心。我决定回到童年，写作《小虫子》。

文化艺术报：“小先生”三部曲中的《小虫子》被誉为中国版的《昆虫记》。为何会写《小虫子》，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庞余亮：早在写《小先生》之前，我就想写《小虫子》了。就像很多虫子都有趋光性，我的写作同样具有趋光性。按照人生的阅历，《小虫子》远远在《小先生》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写作《小虫子》，是因为我无法放下《小先生》，18岁到33岁的乡村教师的我，那才是我人生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我生命中最明亮的岁月。处理好最明亮的部分，我的目光这才回到我生命中最幽暗的部分：童年。我是我父母的第10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快成为爷爷和奶奶了。多子女的贫困家庭里，我是被忽略的那个孩子，我最好的玩具，就是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虫子。白天和黑夜里，全是那些奇怪的好玩的小虫子。瓢虫，蜜蜂，蚂蚁，米象，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尺蠖，袋蛾，丽绿刺蛾。到了冬天，大自然里的小虫子蛰伏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世代，和我做伴的还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可以这么说，小虫子和我，那是我孤寂童年的全部。这本《小虫子》，我集中写了我能够写出来的40多种小虫子，其实，和我相处的小虫子远远不止这40多种，很多小虫子，还在我生命的更为幽暗处呢。在《小虫子》的开头，我特别写上了一行题记：“献给/那些总被认为无用的孩子们/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会飞”。我就是那个被大人认为无用的孩子。很感谢我遇到过的一本本好书，是好书拯救了我。我慢慢理解了我的童年，包括我脾气不好的父亲。因为好书给我的能量，我在我的文字中，给了他的巴掌，给了小虫子，还有那个总是呆在无人处的我以幽默和轻松的背景色调。《小虫子》的写作也给了我奇迹，因为我重新发现了恩情和爱，还有成长。那是我多年忽略的童年宝藏。小虫子会飞，那些被认为无用的孩子，其实也在蓬勃成长呢。我在写尺蠖和飞鸡的故事，当母亲和老害按住那只叫老芦的母鸡，把母鸡能飞的翅膀剪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从写尺蠖写到了广阔的童年，还有对于父亲母亲的感恩，还有对于成长和生活的理解。虫子和我，我和虫子，合二为一。

文化艺术报：您以写诗成名，现在还写诗吗？

庞余亮：在所有的体裁中，诗歌是最难的，也是我心中最神圣的。我特别怕自己写出平庸的诗句，所以写得少了，但还在写。比如《小糊涂》最后的那首长诗《报母亲大人书》。

文化艺术报：庞余亮这个名字很有诗意，是您父母起的名字还是您的笔名？

庞余亮：我的姓名中，“庞”和“余”这两个字是固定的。“庞”是姓，“余”是排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我从出生到小学五年级，名字并不是现在的名字，而是叫“庞余东”。家里人和村里人都叫我“余东”。在我家乡的叫法中，我这个“余东”就被小伙伴们置换成“鱼冻”。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名字。到了初一，到新老师那里报名，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看到老师手中并没有花名册，就决定改名，恰巧我最好的发小离开我们村庄，去县城上初中了，他的最后一个字叫“亮”。就这样，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成功地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庞余亮”。到现在，家里人和村里人还是叫我“余东”。有时候我想，如果我还是“庞余东”，那么“庞余亮”在哪里？所以，“庞余亮”更像是我的笔名。顺便说一句，这个发小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土壤化学专家了，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刚刚在新闻中看到，他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二等奖，他的名字叫仇荣亮，真的为我这个亮闪闪的发小骄傲。

文化艺术报：您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奖赏的都是有心人》，谈到好文章是因情而发的，你只要心敞开，世界所有的光芒都会涌到你的心当中。可否结合您的创作经验，谈谈如何写好散文？

庞余亮：在《小先生》中，到处可以发现有心人的收获。写了《彩虹》，生活中有彩虹和没有彩虹是靠发现的，彩虹到处都有，相当于人到处是有光的，我们写作就是写这个发光的部分。《我听见了月亮的笑声》，这篇文章写了我家访回来，由于近视看不清夜路掉到水塘里面，那种狼狈的情况没有人看见，但月亮看见我的狼狈，月亮开始笑了。在15年的乡村教师生活当中，我逐渐学会了观察整个学校的方方面面，从观察天空到屋顶上的夏修，一个老师傅从屋顶上扫出一个毽子，他会踢毽子。从屋顶到地面，从鸟到人，从树到黑板，到教室外面的草垛，包括三千斤冬瓜，包括《少年打马去》中夭折的学生，包括我和老校长的故事。有很多人问老校长现在在哪里，老校长现在还活着，九十多岁，活得很滋润。我们生活是一代一代向前进，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自己遭遇的一切，但是生活是在向前走，生活奖赏的人是谁？生活奖赏的都是有心人。写作同样如此，你做了有心人，你提供给读者的作品就是异质性特别明显的生动和神奇。

文化艺术报：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辞说，“《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贤善与性灵”是您散文作品的气脉吗？

庞余亮：“贤善”和“性灵”散文的文心和传统是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我笔下的“贤善”和“性灵”不是我给予孩子们的，而是孩子们无意中赐予我的。记得那时我个子矮，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我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般转向我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学生对生活的理解甚至超越了我，做了15年“小先生”，不仅是我教学生，更是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直到现在，学生们还会打电话跟我聊天，倾诉他们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他们把我当作兄长，这让我非常欣慰。与孩子们相处，有种无言的默契，相当于在一片森林里，风刮到我身上，也刮到了他们身上。这样的暖风里全是无形的“贤善”和“性灵”。

文化艺术报：这些年，您也写了很多小说，您的小说作品似乎没有您的散文和诗歌影响大，是推介的力度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庞余亮：我写过很多小说，《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天涯》都发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也多次选过。还有我的长篇小说《薄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有的人》，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谈影响的话，我更想说一个成语叫做敝帚自珍，我自己很喜欢它们，隔了很多年了，我再读它们，还是很喜欢。

文化艺术报：江苏作家多是通才，您又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有没有画画、写字？

庞余亮：我其实很笨，不会画，也不会写字，更不会唱歌。很羡慕那些全身都是才华的人啊，常暗想，上苍怎么对他们这么好啊！

文化艺术报：完成了“小先生”三部曲，您是否已经开始了新的创作？

庞余亮：正在启动新的写作。“小先生”三部曲，掏空了我自己。我需要慢慢把自己从童年中拔出来，回到现实中来。

文化艺术报：除了写作，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一个人，有哪些爱好？

庞余亮：我的业余生活除了读书，还有打乒乓球。我属于标准的“歪把子机枪”。千万不要用乒乓球比赛规则来衡量我规范我，那样的话我就绝对属于“违反规则打法”。其实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为了锻炼身体。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家，您有话要说吗？

庞余亮：要有文学的野心，还要脚踏实地。文学的野心是会实现的，而实现的途径，就是脚踏实地。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