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海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断断续续，四十三年。如果没有这次征文，没有微信朋友圈不断转发一些相关文章的诱惑，我不会计算这前后经历的时间账，不会对这些陈年往事来一番盘点思索。
谁知文中事，篇篇有缘由；岁月留印痕，多少相思情！
1975年，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说散文集《迎春曲》，开首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毛主席的三段语录，里面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夹杂着一些领袖语录，并且是特殊的黑体字。强调突出思想路线，就连封面的拖拉机也是红色的。责任编辑、装帧设计、封面题字都没有署名。我的短篇小说《两个队长》，表现了在乡村集体化生产的背景下，目光远大雄心勃勃的生产队长与他的助手——作风稳扎稳打的副队长，在规划布局中产生了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了对方，掀起了大干快上的生产热潮。不难看出，这个题旨带着假大空的痕迹。这本书的稿件全部由咸阳地区文教局选定。那时候，我所在的周至县归属咸阳地区。在这之前，也就是1973年，咸阳地区文教局举办了为期一月的文学培训班，学员中有邹志安、王晓新、程海等。负责培训的是作家张汝意（沙石），他要求每人写一篇习作，我就在这里写出小说处女作《两个队长》。过了半年，沙石从咸阳坐班车到周至，借了一辆自行车赶到我乡下的家，说《两个队长》被选中，编入文集要出版了。又过了几个月，他来信说稿件的情节不够充分，主要人物缺乏具体行为。编辑的具体意见——作品已经提供了饲养室的线索，可以用这条线索继续发展。我打开了思路，增加了队长夜间到饲养室帮助饲养员为母牛接生，从饲养员口中了解改沙换土的奇妙方法，完成了修改任务。
我当时并不知道谁是责任编辑。又过了两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要组织一批写批唯生产力论，揭露走资派的稿件，通知我参加写稿。这次汇聚的全是农村基层青年作者，如扶风的马友庄、临潼的阮炳彦、长安的尤永杰、眉县的袁永平等。贾平凹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喜欢当一名作者，夜晚和我们一起住宿。条件很差，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通铺的房间，挤在一起睡觉。夜晚很热闹。平凹倡议每人讲一个故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一个接一个，看谁的故事有味道。
负责这个工作的编辑是邢良俊，她文质彬彬，戴深度近视眼镜，穿戴讲究，手上的白手套洁白如玉。她对我说，赵炳坤打听你哩，关心你现在的样子。就此，我知道了《两个队长》的责任编辑是赵炳坤。我开始注意赵炳坤，他后来以“冰昆”为笔名出版了几部长篇历史小说，邀我到他家里，赠书恳谈，相聚甚欢。
那次写稿过后才两个月，中央就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胡耀邦相继复出，形势大变，我们写的稿件也就不了了之。但是，邢良俊记住了我们，写信说有什么稿件就寄给她。我经常下乡，被现实生活的人物所感动，写了一篇散文《尖刃子䦆头》。这种䦆头刃面窄细，钢性极好，专攻坚硬的土层。那时乡村缺乏先进的打井设备，农民在井下碰见料姜石，靠这种䦆头一点一点掘进才打出深井。这篇散文的题旨是颂扬一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写好后寄给邢良俊，很快在“百花文学丛刊”《六月花》中采用了。版权页上标记的时间是1978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四人帮”的文艺专制路线开始反击，但改革开放的方向还没有明确指出，思潮驳杂。扉页后面是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书法题字，设立了领袖在延安的专栏，评论专栏中有斥责“三突出”、剖析“写走资派”的论文，陕西作家中，李若冰、贾平凹、赵熙、周竞、徐剑铭、徐岳等人的文章入选，作品中不再有特殊的黑体字了。但是，责任编辑、装帧设计、封面题字依然没有署名。
大约过了一年，我突然收到一张汇款单，付款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汇款单位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哎呀，一定是
《尖刃子䦆头》的稿费！恢复稿酬了！12元，说明千字3元。也许这是最低的稿酬标准了，可能是一种试验吧。
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乡下人不但过上了温饱日子，也活出了自己的尊严。有一个经常受到在外当干部的丈夫冷落的乡下妇女，在分地后有了自主耕种的积极性，很快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也挺直了做人的腰杆。在黄鹭鸟啼叫，麦子即将开镰收割的时节，她去乡镇机关寻找那个平时横眉冷眼的丈夫，提出要和他离婚。丈夫也已觉察到了情况的变化，但对妻子的内心世界并不完全了解。在妻子的强硬态度面前，他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最终乞求她的原谅。这是我1984年写的短篇小说《啼唱吧，黄鹭鸟》的故事情节。当时担任咸阳地区创研室主任的著名作家峭石找我有事，看了这篇小说，随手带走。不久，刊登在《绿原》上。《绿原》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在文艺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应运而生的大型文学期刊。后来我在陕西省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见到峭石，他领我走到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说是李佩芝，她编发了你的“黄鹭鸟”。我急忙朝她说了感谢的话，穿着大翻领呢子上衣、身材丰满、脸孔红润、总是笑呵呵的李佩芝，一句话也没有说，依然咯咯大笑。
随着开放的潮流奔腾，人的创造力冲破束缚，人性也在释放的同时，表现出种种邪恶。1986年，关中某地两位粮食局干部被四川一个诈骗团伙诱骗、残杀后取走了银行巨额存款。这是全国首例利用合同诈骗的杀人大案。我想依据这个案件写一部纪实文学，便给邢良俊写信。她回信表示支持，还邀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面谈。我有了心劲，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登上囚车和案犯面对面交谈，并从监狱调取囚犯遗书，远赴四川实地采访。在写法上没有走凶杀破案的热门路子，而是将大案首犯作为主要人物，写他在经济大潮中的种种遭遇，剖析首犯的复杂内心。但在当时，写企业家风采的书稿较多，并没有及时出版。1994年，西安出版社看中了它，贾平凹写了序言，《死囚车上的采访》出版了，立即被几家报纸连载，产生了较大反响，获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505文学奖，2014年选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书出版后我及时寄给邢良俊一本，赠言是：“没有汝之热风，哪有书香飘逸？”她在回信中说：“不能万事遂心，但可诚挚做人。”
互联网热起来以后，许多写作人建了自己的博客。我也一样，通过博客结交了不少文友。有一个写散文的作家，以爽利、切实、灵动的文字赢得了网友好评，他就是张孔明，正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我和他互相关注，渐成好友。长篇历史小说《风雅三曹建安骨》写好后，和他联系。他看了书稿，觉得三曹父子和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章，有重大的文化意义，竭力争取，很快定了下来。我应约去了编辑部，见到责任编辑姜一慧，一个沉静、得体、机智的青年人，和她加了微信。孔明要我改掉一些隐晦放肆的笔墨，姜一慧对文稿进行了精心修订，文字非常考究。2018年春季这本书出版，李星、仵埂等作家写了评论。它有幸入选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仔细想来，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历史题材被当作“封资修“的“遗毒”，岂能让它萌生？
四十三年，我像一只蜘蛛，吐出的丝微弱而又纤细，只有在这里连成了社会时代的一段印记。但这能觉察的一点印记仅仅是表象，出版社是铁打的衙门，编辑是流水的兵。在作者面前，编辑一闪而过，一般读者也不会留意背后沉寂的他们。他们的“热风”与诚挚，谁能体察多少呢？
2020年11月18日
（张兴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圣哲老子》《风雅三曹建安骨》、长篇纪实文学《死囚车上的采访》，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多部，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陕西省作家协会505文学奖、九头鸟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