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德新
杨德新
陕西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朱星
1982年，李天增（左）、朱星（中）去兰州军区创作组组稿期间，和《金城兰州》作者李敏杰（右）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圆圆的脸泛着红光，稀疏的头发已经染霜，镜片后一双细细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常挂着笑容，这幅定格在我脑海中的肖像是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后的第一任顶头上司朱星。那时，他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少儿读物编辑室主任。
朱星是上海嘉定人，1944年16岁时参加新四军，1947年入党，当过华野文工团员、文书，后又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当文艺干事、编辑，1978年转业到了陕西。而来陕前他在北京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长达17年。所以，他虽出身军人，却是个响当当的内行领导、专家型领导。我这个编辑队伍的新兵，是怀着一颗肃然起敬的心跨进出版大院的门槛的。上班以后，发现大家人前人后都叫他“老朱”，没有人称官衔，有时还开玩笑叫他“朱老总”，他总是乐呵呵的有叫必应。看他的样子，你很难把他同转业军官、资深编辑画上等号。
老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小气”。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事业如沐春风，少儿读物的出版更是异军突起，作为西北“领头雁”的陕西，成立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已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我报到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参加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太走运了，太荣耀了，我期待这个难得的盛大场面。然而成立大会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会址不在宾馆饭店，而是借用了西安实验小学的小礼堂，没有张灯结彩，更没有锣鼓喧天，老天还不帮忙，细雨霏霏，实在太缺乏喜庆气氛了。会场不大，出席的人也不多，除陕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文物厅、教育厅来了几位头头脑脑，还来了一位副省长孙达人，再加上几位作家、画家，算是撑住了门面。会却开得很短，大约上午11点刚过就结束了，没有午宴招待，大家各回各家。来宾们冒雨离开后，会场桌子上还剩下不少瓜子、花生、苹果、香蕉及水果糖。“朱老总”一声令下：全部收起来，带回去交办公室。编辑室全体同志忙活了一上午，别说蹭顿工作餐，连一颗糖豆都没捞着。这个“朱老总”呀，倒是有点“高老头”的影子。
老朱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窝囊”。
那时的办公条件较差，七八个人共处一室，没什么事可以藏着掖着，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个人的情绪困扰，铁勺碰锅沿总是难免。我发现有人敢跟老朱当面顶撞，言语不和能把声调抬高几度。当然老朱也会发急，红脖子涨脸。可当第二天见面，“新阳改故阴”“芳树摇春风”“人面桃花相映红”。开始我还想：这位“朱老总”城府深，不露声色。到后来我才知道，老朱其实胸无城府，更不会玩“穿小鞋”“秋后算账”的那一套。这大概是部队大熔炉里炼就的“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和胸怀吧。可我还是觉得他“窝囊”，没半点“宰相”的威严，倒有点大肚弥勒的样貌。
我同老朱相处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是1983年7月至8月。其时，全国低幼文学讲习班暨西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在西安举办。这个讲习班由文化部少儿司牵头，陕西省文化厅、省作协等单位联合主办，承办单位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担当。虽说当时陕西少儿社已成立，可只是副牌，出书用的名号而已，编制仍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为搞好筹备工作，抽调了全室将近一半的人。“朱老总”带领大队人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招待所安营扎寨，讲堂和学员食宿都在那里。我在会务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和全程陪同讲师团。除了本地的贾平凹，以叶君健为首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教授、作家、评论家及文化部少儿司陈之君主任都下榻于西安宾馆。会前，我是一天几趟地跑机场、车站，接下来安排食宿、收发资料、报销票据……开班后，每天陪讲师去讲课，根据各人不同的日程安排小型会、接待来访、处理杂事还要陪同游览，一连去了五次碑林六次兵马俑，爬了七次大雁塔，有人开玩笑说我捞了一件美差，而我只尝到了晕头转向脚不沾地的滋味。
三天两头得向老朱请示汇报，一次顺便倒了两口苦水。老朱瞅了瞅我说：“我知道你忙，忙要忙在点子上，我为什么让你住在西安宾馆？一不是让你去享福，二也不是让你每天埋在事务堆里，是给你‘开小灶’。正因为你是新入行的，才给了你这个难得的机会。”末了老朱又不轻不重加了一句，“近水楼台，你可要先得月噢。”
我便天天琢磨这个“月”。讲习班快结束时，老朱又对我下了两条指令：一、陪同讲师团赴延安参观访问；二、将所有讲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原来老朱早埋了伏笔呀。讲稿我看过，参差不齐，繁简迥异，还有的与实际的讲课内容不尽相同，要成书，编辑加工量大，还可能吃力不讨好，理应由高手来操作，可我是个新手……抓住去延安的机会我向作家们虚心求教，交换看法，让“月光”洒进我的心里。送走最后一位作家，埋头于文案，一番精耕细作，18个篇目23万余字的《儿童文学十八讲》于次年出版了。这是我任责编的第一本书，出版后颇得业界好评，后来还得了个小奖。
1985年老朱57岁就离休了，可我们见面的机会没有减少，那年我们都住进了新建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家属院，老朱在北楼，我在南楼。……岁月静好，日复一日。一天刚吃完饭，不知谁在楼下喊我，我撂下碗就从5楼往下跑，只见老朱家的单元门口围满了人，老朱躺在担架上。我和李天增、孙忠多、郭臻几个人抬上老朱一路小跑直奔粉巷第一医院……老朱中风了，出院后左边的胳膊和腿都不灵便了，说话也不利索了，嘴还往一边歪。老朱坚持锻炼康复，院子里常有他的身影，见了我们总要聊上一阵子，直到哈喇子流到嘴边。
…………
1998年的一天，未来出版社社长佀承军交给我一摞稿件，说是朱星的文稿，社里决定出版，要我担任责编。当时我已离开编辑室了，手头上限期交稿的社史和社庆纪念文集都摊开了。见我面有难色，老佀说：“你可是朱老点的将。”我再无二话，披挂上阵。
老朱给自己的书起名《闪光的岁月》，多是早年的作品，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评论，还有儿童文学，稿件零散不说，由于手抖的缘故吧，许多字很难辨认，我一个头两个大。看着看着，一个老战士的军旅生活便跃入眼帘：新四军的千里烽烟，海防前哨的火热斗争，荒原沙漠的艰苦岁月……后期的作品则焕发着新环境新视野的风采及未来的召唤。我又一次肃然起敬……第二年春，25万余字的《闪光的岁月》出版发行，这是我担任责编的最后一本书。
我抱着一摞样书敲开了老朱的家门，老朱手抖着一时找不着眼镜。
老朱病情加重了，我陪社领导去医院探望，老朱见了我们两眼放光，手抖着想挣扎着坐起来……他老伴说：“老朱整天念叨的就是你们，是出版社……”
老朱已离开我们了，他往日的岁月是平凡的，又是闪光的。
（作者系未来出版社退休编审，原文艺编辑室主任。）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