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良俊2020年11月在海南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文学界的青年才俊
胡海总编（中）在石家庄白求恩雕塑前留影
1976年，邢良俊（中）跟随老编辑出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前留影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1年底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说起我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时我刚满14岁，正在上初三。陕西人民出版社向我就读的西安铁一中组稿，老师便找到了我。老师让我写篇稿子，内容最好是学习生活中真实有趣的小故事。于是，这天下晚自习后，我开夜车赶写了一篇小文，题目叫《同桌》。这篇习作被编入《新少年模范作文》第二集。几个月后，书印出来了。出版社寄来样本，同时寄来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红岩》，算是对小作者的鼓励与奖赏。作为我少年时代成长中的一支小插曲，这件事很快过去了，却潜移默化地开启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后来，我上高中，读大学。再后来，大学停课“闹革命”。毕业时，我被分配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意料之外的是，接受完再教育，命运之舟突然急转弯，载着我向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港湾驶去。1972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怀揣陕西省下放办的派遣证，走进西安北大街131号陕西人民出版社。院子不大，方方正正，北侧一座深灰色三层楼（后来加盖为四层），外墙明显的苏式风格装饰，说明它大致建于50年代初期。管人事的同志领我去见总编辑。胡海总编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之前已经知道他是陕甘边区老革命，也是备受尊敬的老文化人。他听说我是新来的学生，立即眉开眼笑，像是拾到了宝贝。他说，就盼着你们年轻人来呢。原来，因为受政治运动影响，出版社的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已经多年不进新人，事业出现明显断层。按照周总理的部署，中央及地方出版社都要重整旗鼓，恢复正常工作。具体到我们陕西，已委派中国青年出版社原总编辑边春光同志组建陕西省出版局，领导全盘工作，其中重要一项，就是紧抓出版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我与另外十多名来自各高校的毕业生陆续走上了编辑岗位。我被安排在三编室。
三编室就是后来的文艺编辑部。当我被介绍给几位文艺老编时，他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观察一只珍奇动物。他们确实都不年轻了，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同事李志贤比我大十几岁，不过她漂亮得让我眼睛一亮。几位老大哥或老老大哥一脸沧桑，皱纹里写满故事。比如音乐编辑闫衍林，他是抗美援朝老兵，在板门店拉过大提琴，和著名男高音马国光同属一个志愿军文工团。又比如两位河北老乡王平凡和杨启伦，他们读高中时就是进步青年，后来上了我党培养干部的华北大学，刚解放时，他们和上千名有志青年一起，被塞进一列闷子车，也不知要去往何方。列车风驰电掣，沿京汉线转陇海线，每经过一地，就撒豆子般地撂下一批人，他们这两颗豆子碰巧被撒在古城西安，进了刚成立的陕西人民出版社。论起来，他们都是开社元老啊。
我进三编室时，业务已经开展起来。最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俗称“五首民歌”）风行全国，《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歌声响彻大地。紧跟着，目光敏锐的老出版人，将视线聚焦在建设中的阳（平关）安（康）线和襄（樊）渝（重庆）线。年过半百的胡海总编亲自带队，前往陕南铁路建设工地，组织工人业余创作，编写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金光灿灿的路》和《彩虹飞渡》。那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从西安到汉中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乘坐长途班车，风尘仆仆地在秦岭大山里盘行，晚上就住进乡村鸡毛小店。有时没了床位，只好打地铺、睡稻草。山风凛冽，茅屋四面透风，往往整夜冻得睡不着觉，大伙就缠着胡总编讲延安时期的老事儿，第二天一大早接着赶路，无人叫苦喊累。与此同时，负责理论读物的王平凡和后来“归队”的姜民生开始策划一个大项目：《鲁迅研究丛书》。他们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盯上了全国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了王瑶、许怀中、李霁野、曹靖华、杨义等人的专著，在全国鲁研界引起轰动。从1973年开始，到1991年完成，共出版鲁研学术著作38种。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社的魄力眼界和水平受到广泛赞扬。
三编室是一个温暖的集体，大家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相互关心，可在选题的制定或稿件的取舍等原则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往往会争论得不可开交，其言辞之激烈、态度之执着，让我这个新来乍到者瞠目结舌。可吵完过后，总是立即云开雾散，雨过天晴，照样有说有笑，嘻嘻哈哈。我很快就融入到他们当中。我主动承担起一些琐细的事务工作，同时向老同志们学习业务知识，熟悉工作流程，很快就独立编出了我的第一部书稿——散文集《青松岭》。在送交胡海总编终审时，他先表扬我，然后笑着批评我：你是不是胆子太小，没有放开手脚工作？年轻人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你是有潜力的。在领导的鼓励下，我开始研究并提出建议，学习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经验，编一种不定期的介于书与刊之间的综合性文艺读物，以满足读者迫切的文化需求。于是，《百花文学丛刊》应运而生。
《百花文学丛刊》以发表陕西省中青年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为主，所以在我们周围，很快聚集起不少有志写作的年轻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贾平凹此时还在西北大学读书，他送来数篇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南瓜的故事》编入《百花文学丛刊》第一集，引起广泛注意，另外一篇《荷花塘》干脆被用作了第二集的书名，这也许就是贾平凹踏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歩。不论他今天取得了多么骄人的巨大成就，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他早期作品中那扑面而来的灵秀之气。三编室的队伍在不断扩展。与我同为69届毕业生的赵炳坤到岗了，老编辑室主任陈策贤归队了。再过几年，贾平凹和马卫革也相继从西大毕业，来到我们编辑室工作。我们的梯队式结构初步成型。在拓展选题上，大家集思广益，编出了不少有现实意义的书。一次我和贾平凹聊工作，我们都认为我省的文学创作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形成一支有朝气有实力的队伍，他们在省内外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足以汇编成册，是时候给他们编套丛书了。平凹脱口而出：我看就叫“秦岭文学丛书”吧。选题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就有了陈忠实、莫伸、李天芳、京夫、邹志安、王蓬、赵熙、银笙、徐岳、王晓新、蒋金彦、王吉呈、王宝成、峭石、李凤杰等作家的首本著作问世。而贾平凹自己的《野火集》，是在他调离出版社，前往西安市文联任职后才得以出版。
群众性创作热情方兴未艾，下厂下乡是家常便饭。李志贤等常去的是宝鸡、汉中这些小戏剧编创活跃的地区；赵炳坤能吃苦，到陕北调研一去就是大半月；平凹曾在烽火大队蹲点；我的基地选择最近，就是西安仪表厂。西仪有个工人业余创作组，在西安地区颇有影响。其中有位丁盈川，是车间技术员，这位头脑灵活很有才气的业余作者突然给我送来一部书稿《“04”号产品》，竟是长篇大作。我认真阅读后，感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有一定基础，内容尤其讨巧，是惊险反特小说。此事让我思路大开，原来我们的业余作者中也不乏敢想敢干的大手笔。我尽己所能帮助他几易其稿，终于达到出版水平。通过新华书店随便一征订，竟有十多万册，但因当时印刷纸张短缺，远远未能照数供给。这件事却反映出广大读者对多样化精神食粮需求的饥渴状态。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出版业迎来生机勃发的春天。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迅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们这代出版人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见证了本省出版业由一家扩展为数家的全过程。我们见证了出版印刷告别铅与火，又很快告别激光照排，全面达到数字化生产的技术革新，我们见证了出版管理模式由单纯事业到企业化的蜕变。我们也见证了什么是日新月异，什么是高歌猛进。
我们一天天变老了，我们的事业却青春长驻。
虽然因为机构调整，工作调动，我离开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但我一直都是陕西出版人，而且，我编辑生涯的三分之二时间都是在人民社度过的。每当我再走进人民社时，总有一种回老家的亲切感觉。我爱老家。我衷心祝愿陕西人民出版社兴旺发达，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写于陕西人民出版社70华诞前夕。
（邢良俊，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多年，历任作品编辑室主任，文艺部副主任，编审。后调到三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至退休。）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