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写作者，他们永远绕不开这三个人：这就是有“上帝之鞭”之称的阿提拉、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的成吉思汗、中亚枭雄跛子帖木儿。一位西方人类学家以叹喟的口吻说，世界只知道这三个大游牧者，但是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未走出他们那一片草原，便无香无臭，无名无姓的倒毙在路旁的那些人们。他又说，我们尤其不知道的是，还有多少人，此刻，在他们的家中，正在做着征服世界的梦。他们大约会在明天早晨或后天早晨上路。
这本书的作者我不认识，素昧平生。转了几次手，这一部手稿送到了我的桌上。作者约我写一个序。我这几年序写得少了，去年写了五十个，而前几年，有一年写过二百个。陕北的青年朋友们，总希望他们的作品在汇集出版的时候，由我来写个序，从而肯定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文学成就。当然，这也是对我的抬举和信任。
我首先看了这本书的后记。因为我急切地想知道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些情况。后记告诉我，他是一名教师，供职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他大约应当是语文老师，因为文笔十分地好。他大约应当出生在陕北北部，吴起县的长城沿线的村庄。这位写作者还在后记中，提到几个陕北重要作家对他的影响。例如路遥、例如谷溪、例如葆铭，例如阎安，等等。这些人的提出，都让我有倍感亲切之感，也勾起我许多的回忆。
记得一九八三年春（或一九八二年秋），路遥从西安回延安，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铁青个脸，沉默不语。我说你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吭哧了半天，憋出一句话。他说，他这些天，脑子里轰轰作响，老是在回旋着一句话：路遥呀，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呀！路遥这句话，是用清涧话浓重的鼻音说出的。后来，中午吃饭，我领他到延安市场沟口那个回族人开的羊肉泡馍馆吃饭。那里的筷子很脏，大约几十年都没有换过了。路遥掏出一卷卫生纸，不停地擦着筷子。我说，不好意思，让你这么大个人物，来吃这吃食。路遥听了，长叹一声说：哎，人活低咧，咱就按低的来！
葆铭中途辍学，好像在延安一个叫小南沟的加油站上班。后来自学成才，成为报社一个编辑，再后来成为一位作家。葆铭讲过他上学时期的一件事，叫我记忆深刻。一九七零年深秋，西哈努克访问延安，要组织些学生到宾馆门前欢迎。葆铭当时在延中上学。学校一位擅长搞外事迎接活动的体育老师说，明天早上大家都要把新衣服穿上，咱们去欢迎。葆铭没有新衣服穿，于是他母亲把衣服洗了一遍。第二天早上，衣服还没有干，葆铭就穿上了。在宾馆门前，这位老师看见葆铭穿的衣服楞个铮铮的，还表扬了他。西哈努克还没有来，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一晒，衣服冒着热气，铺塌了下来，贴在了身上。负责这次欢迎活动的老师这时过来了，说，你这娃就是扶不上墙，一眨眼的工夫，你又换成旧衣服了，你给我出列，躲到一边去！葆铭说，他就是因为这件事退学了。
关于谷溪，关于阎安，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篇幅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另外，这本书的后记中，还提到张贤亮先生。张先生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建立宁夏西部影视城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已经去世快十年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影视城里。他当时已经癌症在身，可惜我不知道。悼念他！
这本名曰《黄牛背上的打碗碗花》的书，春节期间，我又叼空看了看。今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我决心回避一切杂务，写下这个序言，把这篇文债完成。
书中的这篇《高中纪事》，我是认真地读了，里面也勾起我许多的回忆。我在延安日报工作期间，第一次下乡，就是去吴起，在那个窑洞招待所里，住了半个月时间。那座胜利山，那条洛河，长城一线的长城乡、周湾乡、铁边城乡、王洼子乡，我都去过，古老、苍凉、苦涩，是我当时的印象。当我在窑洞招待所里写作的时候，大约这个作者正在上学，说不定我们在路口还碰到过。
关于这本书，我直观的感觉是，作者是有才华的，是有一定的生活积累的。他的语言、他的叙事概括、他的文学性质的思考，叫我想起俄罗斯文坛一件掌故。普希金有一天约见了果戈里，他说，年轻的朋友，我注意到你写的这些随笔式的东西了，你是有才华的。在具有了这样的文学的早期训练之后，你是不是尝试着写一些大的东西了。文学青年果戈里说，他也有这种想法，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题材。普希金说，我这里有一个题材，我已经思考了许多年了，是一个奴隶主背着大口袋，在俄罗斯外省，收集死魂灵的故事。你把它写成一个小说吧。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产生的过程。
我还想说的是，积我大半生的写作经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家都说，真实是写作的生命，这话是对的。但是，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大虚构才是写作的生命。只有在大虚构中，你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才能得到极端意义上的升华和圆满。
最后我想说，我用了《每一个陕北人都是一个谜》作为这篇序言的标题。我在文中又谈到那么多的人物。古人和今人。此一刻，我站在阳台上，遥望着冰天雪地中的陕北高原。我不仅把这篇序言献给这位作者，也献给所有拥有梦想的陕北人。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