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长篇小说《菩提树下》后记——鸣谢所有的参考书目及资料

《菩提树下》的写作，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除了我过去阅读过的书籍以外，除了脑子里的庞杂记忆以外，除了写作的途中即时从百度上搜索到的资料以外，两年中，我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厚厚的一摞，堆在我的案头上。我没有细数，大约会有二百本之多吧！

这些书一部分是从网上购买的，一部分是从书店购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街头的书摊上购买的。有些珍贵的、令我多年来敬畏的书籍，竟然在街头地摊上，以最廉价的价格卖出，卖书人袖着手，吆喝着，像在处理一堆烂地瓜。纸质读物已经沦落到这等地步，这叫我这个爱书人，读书人，写书人面对此状，悲从中来。

记忆是靠不住的。平日信口说一句，或者在微信上发发“心灵鸡汤”这样的由头，这可以。但是要落实到纸上，要言必有据，据必有考，那就必须有参考书在跟前。例如“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句赞美孔子的话，我的印象中，一直以为它是孔子的追随者孟子说的，以此来表达对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的赞美。查查资料，才知道我错了大半辈子了，上面这话，是孔夫子的另一位追随者，北宋的朱熹先生说的。追溯到这里，还没有完，因为朱熹在引用这句话时说，他也是听另一个人说的。那么这“另一个人”是谁呢？我后来好像查到了，又好像没有查到，这里记不清了。

二百本书摆在我的案头，它们给我壮胆。我曾经形象地说，我的写作，是在二百眼智慧之泉中汲水。我还说，我的汲水的过程，亦是向这二百眼泉子致敬的过程。

写作的途中，我每天沉溺在这些典籍之中。“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当时大约就是这种心态。我感觉到了这些典籍的博大和深厚，感觉到了人类曾经崇高到如此地步，人类的心灵空间曾经博大到如此地步。感觉到正是这些滋养物，滋养着过去的时代和未来的时代。

这样，我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这些堪称典籍的东西。我必须引用，别无良法。因为不引用，这本书就不能成书。当然，我也明白，在本书完成后，在书的后记中，必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郑重其事地将参考书罗列出来，并向这些典籍致敬。

我在书中引用了我们的老古董《诗经》中不少的篇目。我舍不得丢弃，而改写又很难达到初民时期的那种神韵、那种古朴，于是囫囵吞枣地将它们装入我的书中。当看到采桑女面对一颗桑树，不知道是攀上梯子去采桑叶好呢，还是把枝条拽到地面上来采好，我读到这里，想到我的渭河平原村庄里那些如今的村姑们，心中一热，顿时生出五千年只匆匆一瞬的柔情。

屈原的《天问》，那浩浩荡荡、拍胸捶背、抢天呼地式的一连六十七个问号，我也一句不落，把它都装入这本书中了。

《史记》是一本伟大的书，它的这种亦史亦诗的文体记述，给我以极大的帮助。而它对成书以前乃至上古时期的详实记录，则更具有史学的意义。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各种闲书尽付一炬，我们的初民记忆、文化血脉几近断绝。而《史记》一书所提供的历史记忆，尤为珍贵。今天我们谈那书以前的历史，几乎就是以这本书的定论为定论，依据为依据的。现今的考古发现，许多发现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述的严谨性。史书与考古发现，两两互为印证。

还有伟大的《圣经》，亦嵬嵬兔嵬菟嵬葱给我以许多的帮助。我这里主要谈的是文体上的帮助。除了在写作期间，间或地阅读原著之外，我还将由这本书所衍生出来的书籍，都尽量找来阅读。那些《圣经》研究者们（大家称他们叫经学家）所提供的或虚或实的故事，在我也都有一些涉猎。

法显的《佛国记》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这本书，我们才牢牢地记住了法显这个崇高的僧人。本书几乎将法显的《佛国记》生吞入肚，然后以法显广游五印，西行求法，为叙述视角，庄严地、恢弘地为读者展现了佛教的诞生及兴盛，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佛国五印大地的人文地理。

鸠摩罗什这一章节，则主要借助了拙作长篇小说《统万城》的不少文字。因为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所以使用起来便顺手了很多。而当年写书时，这些有关鸠摩罗什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陕西的户县草堂寺，甘肃武威的鸠摩罗什纪念馆，以及新疆库车（古龟兹）的鸠摩罗什纪念馆。书中的关于鸠摩罗什那些神奇传说，则是从诸多杂书上 集而来的。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亦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书。对于它的重要性给予怎么高的估价都不算过分。这本书除了是为佛门做了一件大功德外，它另一个弥足珍贵的功绩是，为我们重建了古印度国中世纪以前的历史，为今天的印度人重拾历史，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通道。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也大量使用。不过与使用《佛国记》时的情形不同，这次选择了一些点，即佛祖出生地、佛祖寂灭地、佛祖菩提树下成道处这些重点。我试图让读者借助玄奘的视角，看一看法显逝去二百年后，那些地方那时的情景。

为写玄奘这个人物，我还参考了金铁木导演的《玄奘西行》电视片的解说词。这个专题片拍得真好，感觉完全对了。另外，我在玄奘在玉华宫肃成院译经与圆寂一段，还参考了王赵民先生的《玄奘与玉华山》一书。如果说我在对玄奘这一段经历的描写，写得还有一些感人之处的话，那主要是这些书的帮助。

在写作的途中，我还参考了东晋时期的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清朝年间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这两本水利方面的书。

而为我这种吞天吐海的叙事方式提供一个成熟样式的，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以及他的另一本书《历史研究》。

这两本书我过去就读过好多遍，为写《菩提树下》，我又将它们重读了一遍，并且置于案头壮胆。这两本书教导我如何铺排和叙述，如何像摊煎饼一样将世界在你的书中，不愠不火，有序地展开。

汤因比的书，对世界各文明板块做了划分，然后，写它们的发生、发展、强盛、盛极而衰、以至消亡的过程。我在我的书中，基本上也是参考了汤因比先生的这种划分方法。

另外，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也给我以帮助。儒家、道家、佛家的发生和流变，对中华文明板块形成决定意义上的影响，我即以这本书的思路为思路。

另外还有一本大书，对我的写作以极大的帮助和影响，这就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我在写作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这一部分时，大量地引用了柏杨先生书中的文字，和所提供的故事。在这里需要郑重说明，并致以谢忱。

汤因比1975年辞世，柏杨2008年辞世。他们都已成故人，他们的书还在流传着，大约还会继续流传，从而惠及他们以后的时代。

柏杨在世时，还写过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畅销书。那书是他在美国耶鲁大学里的一次演讲稿，后来整理成书后，在大中华文化圈曾风靡一时。

另外，在描写法门寺良卿法师以身殉教一节时，还参考了韩金科先生的《圣骨法门之谜》一书。韩先生是在法门寺地宫被发现时，第一个或第二个走入地宫大门的人。

主要的引用、参考、借鉴的即是上面这些书。谨鸣谢于上，余言不赘。还有一些浏览性质的书目及资料，这里从略。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大约也是这样。写作者的心气颇高，想要效仿先贤们，写出一件重要的东西。但是，写成以后，他发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般般呀！写作者的学养不足，笔力不逮，许多地方还都没有到位，不少的纰漏也一定会发生。这情形，正如前辈作家巴金在译完《六人》这本书后，长叹一声说，哎，我发现自己用了两年时间，在进行着一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类似这样的话，好像一位西方作家也说过，他说，我用大半辈子的时间来证明，我并没有写作才能，可是我已欲罢不能，因为已经名满天下了。

——那些缺憾，大约只有等到将来修订时，广泛地听取读者的意见，来进行弥补了。

2015.10.14 西安

编辑：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