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寻迹与精神问道 ——解读高建群《我的菩提树》

高建群长篇历史著作《菩提树下的欢宴》曾于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在本报连载，单行本出版时更名为《我的菩提树》。

高建群长篇历史著作《菩提树下的欢宴》曾于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在本报连载，单行本出版时更名为《我的菩提树》。

文中引用部分均出自高建群《我的菩提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高建群新作《我的菩提树》，虽然是一部以文学的纪实手段，以历史经线的宏大构架，以精神伦理的深刻寻道为指质的历史哲理性著述，但却依然有着小说的纵阔叙述，散文的义理饱满和诗歌的情采飞扬。这部基于高建群60年轮之余的大作，又一次列入了此前的“最后三部曲”、《统万城》那层林尽染的文学大观，再现了过去与现在时代精神之纯粹，文学与历史嫁接之厚重，以及这位边关苦砺硬汉，关中扑拙文人之一脉的大气文学品格。

在历史尘埃中寻道，以文学与历史嫁接的方式探求伦理精神，是高建群一直以来的创作轨迹和超越他者的一个特有文学个案，一个何为文学的精神标高。《我的菩提树》纵论千年历史，敬畏先哲圣贤，推衍世道轨迹，探寻人事大道。全书以西方圣哲苏格拉底、汉传佛教奠基者鸠摩罗什、玄奘法师的普世教义为叙述起点，洋洋洒洒穿越历史尘埃，追寻圣哲先师的创世胜迹。著者或历史典故的引申叙述，或先师大德的敬畏感慨，拟或精神道义习得后的深情劝世，其叙事的左右不拘，伦理的散点有序，相当规模地完成了著者“对东方文明板块饱含敬意，做一番庄严巡礼”的文学愿望。

有趣的是著者的叙述策略，以108颗念珠为篇章序次，来传达一个敬畏传统，敬畏圣贤，平抑浮躁心理，克制欲望奢求，使自己的身心处在和达到一种寂静温和的良好人生状态这样一个深刻寓意。这种巧妙叙事安排，恰与全书创造东方文明的先师圣哲的淡薄恬静，创世致远，无为而治的伦理功德相一致。这就是说，当你静静地读完了著者108颗念珠篇章的文字后，必将会享受到108次寂静温和心态的文化洗礼，你就会知道“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的缘由”，“会透彻地看清楚自己的灵魂”。参透人生诸事，透视自身骨理，还原大千世界的广漠大美，回归人生淡然致远的本来，这一情感主旨正是高建群所要倾吐的文学诉求所在。

初读《我的菩提树》，著者对宗教博大广厚精邃的探求与追问；对华夏文明渊源的考察与勾勒；对己对他者敬畏膜拜文明的三种情感，在肃正端方而又浪漫情采的笔墨中洋洋洒洒说开去，字里行间显示着一位史家、哲人、文学家之气韵。

对于宗教，国人虽然并未如西方社会那样去织就深厚的宗教情结，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求真且善的和合文化已经进入了国人的生命个体意识中。《我的菩提树》正是著者穿穴入室洞察三大宗教精神要脉的又一文学见证。著者以“苏格拉底如是说”、“鸠摩罗什如是说”和“玄奘法师如是说”为题，勾勒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在中西人类文明板块的发生及流变，详尽追索了三教源头之起根发苗的历史末梢，描绘了诸多有趣的人物故事，阐释了宗教这一神秘而又真实的善心善行善德善举的过程。释迦牟尼，一个衣食无忧的王子，在明了众生的痛苦永无止息后，十几岁离家出走开始了他的苦行僧游历生活，去寻找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真相，提出了“修菩提行，起广大心”的人间启蒙口号。著者从佛家角度阐释了这一神秘而又真实的佛的善心善行善德善举的过程，解读了佛家“三千大千世界”、“八万四千”、“六条道路”、“菩萨五百身”、“心中有即有，心中无即无”、“日日是好日”等等佛家的哲思偈语，以及圣地“灵山”、“须弥山”、“菩提树”之佛缘的耐人寻味的文化符号的考究。尤为值得提及的是，高建群现实性、人民性的思考，并未将布道的佛祖神话和幻化。他认为佛是什么，“佛是开悟了的众生；而众生是还没有开悟，正走在大觉悟的路途上的佛”（p16）。这就将先觉者与众生的人类共聚性、依赖性置于现实轨迹上来考察，即恩格斯所说的推动人类进步的“平行四边形理论”的人类社会实践性。著者放笔说道：“当亚细亚先知释迦牟尼，在东方大地上行走的时候，另一位伟大的西方先哲苏格拉底说：哪一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先智的妙语往往总藏着玄机深蕴的哲思。著者这样破解到：“在那遥远的信息不通的洪荒年代，世界各文明板块，都是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起来的文明，至于哪一条道路更好呢，谁也不知道。”朴素的文字有着穿透人类文明实践性的思考。何为创世，在神都无法预知的空白处，先师圣杰们才敢于人先去创世立言，践行立规，施行有德，启蒙众生。一个宗教世界的人类贡献图式，被著者以简约而思辨的文学话语透视和囊括，其探求与追问是科学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对华夏文明渊源的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在高建群的笔下如数家珍，横的框架的史学勾勒与穿梳，纵的现象的伦理评说与描绘，史论与文论的相溢映衬，考证与辨析的多元思维使得问题的结论朴实落地，启人深思。如对“黄帝大寿三百年”说的新解，对“孔老对话”所产生的中华文化源头的新解，等等。尤其动情地描绘了三岁丧父，十七岁葬母后的鲁国青年孔子从坟头以孝为旨的游学始末，以及从另一个侧面，以清醒理性的思维，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建树的道路做了比较，指出：“苏格拉底开辟了一条铺满鲜血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发出声音的道路，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孔子则践行了‘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道路，并且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所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p63)这种历史穿透性哲思，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层面现象。

《我的菩提树》，高建群侧重的是对中华文明板块儒释道三教伟大相遇合流的“准宗教”的倾心、倾情的研究。就“三教”合流问题，有着自己的研究和理解。他认为，道教虽然也可以给人一些精神慰藉，但却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帝王之术，那些高人道法无法施惠于劳苦大众。孔子儒教解释和对应世界的出发点，都是以当朝皇帝为前提的。“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是孔子对人才的企望。而佛教提出的“修菩提行，起广大心”，将大悲悯、大慈爱、大包容给予了众生，佛教就得到万千心灵的接纳和相应。置“三教”于庙堂和坊间伦理生活的比较中，著者的这个研究较之于学界的解读又有新的理解。他以文学家的豪迈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佛教与道教、儒教的伟大相遇，为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穿上了坚实的足以应对任何事变的精神铠甲。”(p247)著者潜心研究习得的说道、释儒、论佛，的确不拘方家之公论，不逐当下崇儒之时风，可谓独识独见。比如著者认为西行求经第一人的法显的德行清洁之处，在于功成身退依然民间化，“不去求得国家体制供养，这一点，鸠摩罗什、玄奘都未曾达到”。对鸠摩罗什汉传佛教的伟大译经家，其长安草堂十三年《大智度经》《阿弥陀经》等74部384经卷译著之浩大工程的治学情结给予了高度赞赏。对大唐高僧玄奘，作为将“三教”确立为国家准宗教的重要谏言者，描述了玄奘当年出走名不见经传，归来名满天下的一身荣光的成佛经历。玄奘所译《心经》等的圣经，高建群认为“俨然是一种国家行为”，“成为中华文明不动产的一部分”。这些翔实的历史考据，人物事迹的真实构画，兼以生动有趣的文学描述，使著述增添了史实的可信，故事的可感，宗教精神的可仰，其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由此，《我的菩提树》为陕西文坛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本文作者冯肖华系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教授、延安大学创新学院客座教授。）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