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鲁迅很善于讲演,小说史又讲了多年,内容非常熟悉,再加上见解独到深刻,学员蜂拥而至,纷纷慕名去大礼堂听讲。至于李瘦枝所云鲁迅“讲演中的那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感染力强”,考虑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环境,故而并不可信。今天我们看鲁迅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就学术论学术,反映不出丝毫“战斗精神”;而且鲁迅在西安时,也从不对时事政治发表看法。
此后,西安的报纸开始以“鲁迅”之名报道,强调了鲁迅的“小说大家”身份。
“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西安的报纸上,是7月30日《新秦日报》所登之《暑期学校新闻三则》。其中第三则为“鲁迅讲演已终,定于今日离陕”:
小说大家周树人别号“鲁迅”,此次来陕所讲演之《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截至昨日,业已终讲,现已定于今日离陕东返云。
说周树人别号“鲁迅”并不妥当。准确地说,应该是周树人笔名“鲁迅”。实际上,鲁迅是8月4日才动身返京的。
第二次报道还是《新秦日报》,7月31日的《暑期学校昨闻纪略》,对前一日的报道进行了更正和补充:
小说大家鲁迅君(即周树人)讲演终结,即将返京一节,业志昨报。兹闻周君因事阻留,尚未离省,此间各学员以周君此次来陕,虽为日无多,然对于小说方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拟定于日内开一欢送会,欢宴周君,借联师生间之感情云。
第三次报道是8月8日《旭报》的一则消息《学者又去二人》:
学者王小隐、孙复元拟即去陕已志昨报,兹据西北大学某君谈述暑期学校讲师夏元栗、周树人亦于日昨回京,但各讲师对于所讲者均未讲完中辍而归,一般听讲者意颇不满云。
这条消息明显滞后,人名多写错,内容也有错误。8月4日鲁迅“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与孙伏园、夏元瑮同行返京。鲁迅讲演内容已于7月29日“全讲俱讫”,并非“中辍而归”。《新秦日报》7月30日已报道过此条消息。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鲁迅以划时代的《呐喊》《彷徨》,奠定了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巨大影响,用孙伏园的话来说——“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因而,当学员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后,争先恐后去聆听其讲演,就属自然而然了。
第二十章
钩玄提要与表里发挥:
鲁迅的讲演与《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联办的暑期学校之邀时,并未确定讲演题目。最终他讲演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这个主题即是他《中国小说史略》的浓缩和精华。他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讲了五年中国小说史,可谓烂熟于心、胸有成竹。
1920年8月6日,鲁迅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秋季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日本归来在杭州、绍兴教书时,他在课余辑录了《古小说钩沉》,收录从周代到隋朝的散佚小说三十六种。到教育部工作后,开始整理唐宋传奇,搜集了《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等。他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不仅是兴趣使然,而且做了长期的准备,“因为鲁迅掌握了很多有关古小说的材料,又有他独到的见解,请他来讲这一门课真是找对人了,特别是这时他已经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声望,更使他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
1920年8月2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聘鲁迅为国文系讲师。1923年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聘请鲁迅为兼职教师。在这四所学校,鲁迅讲授的课程都是中国小说史,深受学生喜爱。
以上述四所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1923年12月,鲁迅修订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1924年6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上、下卷均由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勾勒出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为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胡适评价此书“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郭沫若更是将《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两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从7月21日开始,鲁迅在西北大学礼堂作了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系列讲演,到29日结束,总计八天,共十一场次,十二小时。7月30日,又受邀在刘镇华开办的陆军讲武堂对军官讲演半小时,内容仍为小说史。鲁迅日记云:
21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
22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
23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
24日,“午前讲演一小时”。
25日,“上午讲演一小时”。
26日,“午前讲演一小时”。
28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
29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
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
(未完待续)
编辑: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