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知两县 美名三百年

 文/李振峰

清嘉庆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熤主编的《汉中府志》（即《续修汉南郡志》）是汉中封建时期最全面、丰富、准确、客观的府志，曾被林则徐评价为全国四大府志之一。这本府志中记载了清代325位知县，每人都有简介，字数最少的5个字，最多的是205字。这个字数最多的就是清康熙年间西乡知县兼代理城固知县王穆。

《汉中府志•秩官•西乡知县》中记述如下：“王穆，江苏娄县（今江苏昆山市）人，岁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邑经兵燹后，田地荒芜，征赋不复原额，官民均病。穆请于上官，招民垦荒承赋，作招徕馆，楚民来西乡者数千家，自是田地日辟。又邑山大林深，多虎患，穆祷于神，募人射之，前[后]获虎若干，患以息。邑旧无志乘，穆征文考献，作若干卷，颇称详备。月朔望，率绅者宣讲圣瑜，于四乡亦设棚宣讲，风俗为之丕变，教养并施，有古循吏风。后署篆城（固）邑，复修《城固县志》，迄今两地父老称贤令者必首推之。”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王穆从安徽省绩溪县教谕（相当于今县教育局长）职上升任西乡县知县。

这位来自江南的文人学士，在西乡知县岗位上一干就是九年，其间还兼任城固县代理知县（从汉中史志上看，一人同知两县事尚属孤例），在西乡、在城固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人们的好评和怀念一直流传了三百年。

薛祥绶手抄《西乡县志》

打虎除害

西乡县位于汉中东南秦岭巴山交汇之地，历史悠久，人文灿烂，平川丘陵高山兼有，汉江流经、河溪遍布，林木茂密、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三百年前，由于兵战连年、灾害多发，地盘大（包括镇巴在内近7000平方公里）而人口少（结合相关资料估计当时包括镇巴共约5万人）。本来的富庶之地竟是一派破败，城墙塌垮、街市凋敝，经济萎缩、民生艰难。除了天灾人祸，竟然还虎豹横行，城乡居民无不恐惧，县城黄昏即关门闭户；山区丘陵路断人稀，人少不敢行走。老虎成群结队游荡于街市、呼啸于山林，则成为常态。老虎致人伤亡连续发生，人人谈虎色变。秦巴自古多老虎，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宋朝陆游、杨从仪都有在汉中射虎的经历。明万历时，汉中有一位很有作为的河南人知府崔应科，专写一篇《捕虎文》生动描写：“惟兹汉郡。幅员多山，蕞尔西乡，尤处山薮……虎豹成群，自白沔山峡，白额恣噬。初掠牛羊于旷野；渐窥尤豖于樊落。底今益横，屡报残人，昏夜遇之者糜；白昼触之者碎……以致山居者门户扃，食力者耕樵路绝，置邮莫必其命，商贾为之不通。”万历时名宦张瀚走蜀道经过汉中褒斜道，游记写到：“褒城乔木夹道，中多虎豹，所登山渐高险，所谓鸡头关也。”褒谷口的鸡头关与汉中府城仅十余公里，足可见虎患之烈。当时，南郑、城固、勉县、洋县、褒城、略阳、宁强和紫阳、旬阳、镇安、石泉、汉阴、平利、安康，湖北竹山等地史料中均有记载。

虎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人口太少。吴三桂部将谭宏曾盘踞西乡长达五年，横征暴敛，焚杀掳掠，朝廷平叛，攻守杀伐，西乡处于战场，屡遭兵火，生灵涂炭、民众逃奔，城池荆棘、村舍一空。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康熙中期，整个陕南区域人口大约50万许。笔者30年前从事过户口管理工作，曾查阅过一些人口资料，估计这个时期，西乡（当时包含今镇巴）总人口不过5万人。因为战乱，平川和交通便利之处人口数还低于大山深处。虎豹领地扩大，甚至横行无忌，游荡城乡成为常态。再就是与人类砍林烧荒、生态破坏，人虎争食、冲突频发有关。冷兵器时代，人与虎斗，取胜的概率很小。陕南尤其西乡虎患特别严重，引起了朝廷重视。据有的文章称，康熙皇帝专门下过圣旨（我未查到具体根据）。西乡知县王穆提供经费、粮食、奖金等，开展数年大规模打虎行动，估计是遵照上峰指示行事的。

西乡三年打虎成效显著，在当时的省内外史载中尚属孤例。远近闻名的西乡虎患得到治理，广大民众欢呼鼓舞，“虎患始息。乃建亭于西城门外，题曰‘射虎亭’，并勒虎将姓名于以记之。”射虎碑高114公分，宽82公分，厚20公分。据西乡县著名文人薛祥绥手抄道光本《西乡县志•古迹》提到射虎时，附录了《王穆射虎亭记》一文，谨节录如下：“……始知山深多虎，每是为怪，然未有如西乡之甚者。不特虎迹交于四邻，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夫上帝好生，而生此恶兽，此造物之所不可解者也，余有父母，斯民之职，不得不谋驱除之法以安我兆牲也。于是县重赏其善捕虎者数十人，挟弓矢，入林莽，探虎出入必由之径，置毒于矢，伏机于路，虎触，机关即发，立毙。得一虎辄以百镪数金赏，捕者癸巳至己未射虎六十有四，亦有中而不死，又有带铩毙于空岩绝谷者，不知凡几。于是商通于途，民歌于野，四境宁谧，宵行无碍，远迩称乐土焉。余乃建亭于西城门外，勒石以记之，亭成，令虎匠陈大材、胡国辅等酌酒以劳之……”虎患平息，百姓欢呼，知县欣慰，王穆乘兴赋诗并刻上石碑：“幅员千里少芦舍，羊肠鸟道魂惊咤。”描写了虎患甚烈之状。“机发弦开霹雳声，霜天杀虎如刈稼。黄尘血溅骨如丘，力酣百战笑楚霸。”再现了壮士战虎的英雄场景。“父老欢呼动地来，儿童不识徒相讶。那知灵怪可驱除，何不十年来君驾。”笑看万民欢腾，王知县高兴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

          西乡县文庙照壁

1991年版《西乡县志•异象杂闻》记载：“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桑元辅山民桑元铺山民俞三短小精悍，年已四十，事母至孝。一次入山打柴，有虎从其背后捕之，连咬左右臂三口，俞三不知是虎，将手中斧头砍其背后，伤虎颔面，虎痛昏倒地，俞转面方知是虎，亦惊亦昏厥，皆不省事。俞母年逾七旬，望子末归，即循山寻觅，见子睡于虎怀中，大为吃惊，正欲扶起，不料虎也苏醒，老妪一心救子，不知畏惧，以手杖击虎，正中伤口，虎觉奇痛，踉跄而去。俞三归家，因惊吓过度，卧床不起达两年，知县王穆闻知，月给斗米，以表彰俞三平素之孝道。”闻罢此载，令人惊叹西乡虎患之严重，唏嘘山民生计之艰难，感佩俞母护子之心和斗虎之勇敢，同时王穆爱民护民助民之善举，我亦由衷之仰慕。

           西乡县镇水铁牛

修城治水

西乡位于汉中之东南部，东接子午道西口，南开荔枝道南端，通荆楚、关中，控巴蜀、甘陇，为汉中盆地之东南门户。历史悠久，7000年前即有先民生息于兹，李家村文化闻名遐迩。汉江经此逶迤东去，过安康而达长江，可谓滋秦润楚，造就千万年风柔雨嫩，人文灿然。这里气候适宜、河溪众多，物产富裕、稻菽丰足，农耕发达、独树一帜。因地处要冲、水陆码头，向为兵家必争。历史上战事频繁，堪称千灾百难。损坏容易恢复难，万事一理。王穆到职，只见原本坚固的砖砌城墙已是多处坍塌、千疮百孔，砖垮土散、残破颓败，不仅不能抵御兵匪，每到傍晚，老虎成群结队，游荡街市，食畜伤人。名曰城垣，实则村路。且城壕淤积，废水无出，下雨则是沼泽深渊，满地污水、横流四方，居民受害、怨声载道。广大百姓不能安居，千年县城有街无市。王穆在开展打虎的同时，带领专门人员实地测量踏勘，认真设计规划，制定了修城治水的实施方案，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声势浩大且深得人心的工程。

王知县带头捐出俸禄，又倡议官员士绅捐资，解决了经费缺乏的问题。他选定能工巧匠，先修城墙，再疏修城壕，后又一口气连修了五条水渠。三百年过去了，我没有找到记载相关情况的资料，但王穆知县留下了一篇“重修城垣开城壕疏五渠记”，使我们能清楚的看到当年这三项工程的大概情况：“……虑有盗之侵……未闻其防虎也。西邑城垣，旧志云创自无时……遭吴逆之变，干戈扰攘，其城遂倾。壬辰秋，余俸檄来西，崩塌仅有基址，时和年丰，百姓安堵，雈符不惊，城可不修，独是西邑虎患未息，每至薄暮，虎游于市矣！惊怖街衢，伤及牲畜，必鸣金、燎火，彻夜方去，则城有不得不修之势。癸已春，余先捐资，购足需用砖、灰若干，俟农务少睱，即役夫招匠，日给青蚨数十缗，荷插挥杵，肩摩声应，架木为梯，运土石如飞鸟，至嘉平月工竣。匾其四门：东曰招徕，西曰射虎，南曰开运，北曰安澜。登城周视，山光罗列如屏障，女墙整密，重门锁钥，巩固疆隅，于是虎不能越，而民始安枕，余亦可以释忧矣……乙未春，复捎囊资，募夫开浚，并发仓廪，以弥不足，亦不费民间一草一木，其濠之袤延、深广、丈尺，悉循旧迹而扩充之，仰瞻崇墉，俯临带水，岂不壮观哉！越明年，父老相聚而告余曰：以数十年残破之疆域，今则金城汤池，使君之保我西民至矣！城之北有五渠焉，一东沙渠，一中沙渠，一北寺渠，一白庙渠，一西沙渠。众山之水，由渠入城濠，由濠达木马河，归于汉江。今五渠久已淤塞，春夏之交，淫霖旬积，山水陡涨，滓浊下冲，无渠道可泻，横流田塍，没民庐舍，频年五谷不登……水利为民命攸关，而可不及时修筑乎？……赖以有秋。修城、开濠、疏渠，前后董其役者，则为典史晋杰、王大宪，巡检袁昆山、郭光润、胡兆隆，均有功焉。”王知县此文真实、生动、准确、精炼，百年之后，汉中知府严如熤收入嘉庆《汉中府志•艺文志》。

         西乡县城新貌

招民劝农

汉中历史悠久，120万年前即有先民生息于斯。时光流逝，沧海桑田；山河依旧，人事万变。富庶之地、战略要冲，人口南下北上、东来西去，数量增减变数极大，自唐以来，汉中人口增减极为分明。明清时期，变迁不断，以迁入为主要特点。城固、西乡、宁强、略阳、镇巴、留坝及南郑、洋县、勉县的秦巴两山区，涌入大量移民。自官府山西洪洞大槐树等移民很少，主要是外地民众自发迁来，尤是两湖川蜀为多，安徽、河南、两广、贵州等为次。明时对自主移民管理很严，迁入地府州县无权准入落户。因此，未入籍移民与官府常起矛盾，维持生计也较困难，汉中、安康等地区尤为突出。按清嘉庆严如熤《汉中府志》（成于1813年）附志《山内风土》记载，“郡属土著无多，……南、褒、城、洋、沔平坝之中，老者尚多，南北两山及西、凤、宁、略、留、定（远）之属，则老民十之二三，余均新民也。

流民之入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

王穆在西乡打虎展开、城垣初成，五渠疏浚，立即着手招徕移民，以发展农业生产，完成上级下达的赋税任务。当时川陕总督鄂海（清代名臣,康熙亲征噶尔丹，他在宁夏负责粮草后勤，因功任陕西巡抚、湖广总督、川陕总督）招抚安辑流民。汉中的大规模移民从明代开始。明成化十二年（1476），原杰（山西人，进士，明代名臣）受命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的流民问题，他深入实际调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划定行政区划，建立管理机构，汇报朝廷批准，允许六府近50万流民加入当地户籍，并从轻确定田税。附籍人员汉中府居多，如城固北山、南山、三合乡龙王庙村和今汉台区武乡、汉王等地移民比较集中。移民落户后，对原杰感恩戴德，多处为原杰建生祠遵祀，城固县李家村更名为原公村以长久纪念。

         西乡茶山

鄂海出于发展经济、注重民生，向各府县发出《申饬垦荒种植牌》，号召各地招流民、垦田地，认为“开财之源，莫若垦荒、种植两项。”王穆正有此意，他迅速结合西乡实际，制定本县招民的具体方案，然后专门赶赴西安，向鄂海总督当面汇报，请求批准实施并给予优惠政策。很快，省上批文下发，王穆立即向各乡发出招徕公告，并设置数十处招徕馆，接待四面八方应招来的移民，及时给予安置。1991年《西乡县志•人物志》中记载第一名就是王穆：“其时，西乡历遭兵祸，人民逃亡过半，以前几任县令，不顾民间疾苦，谎报邀功，加征捐赋，致使县境内榛荆遍野，人烟几绝。王穆报请川陕总督鄂海，招民垦荒，在城内设招徕馆，供客户暂时栖息，又在四川为客户盖民舍，发耕牛、籽种、划定地段耕种。三年之间，有湖广、赣、黔、川一带数千家移民来本县落籍为业，使县境内田地日增，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王穆还着手清理田粮，抑制土豪，实行合理负担。他在任的数十年间，城乡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说的三年之间，有数千家（户）来西乡落籍为业，那么，可能有多少人呢？按《西乡县志•人口源流》144页记载，户均人口，唐时8.11人，明代10.7人，清光绪7.31人。就按3千户，户均7人计算，最低也是2万多人.三年增2万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即使现在汉中全市都是不容易的。况且，王穆知西乡近十年，招徕移民一直未停止。清嘉庆《汉中府志˙风俗》附志《山内风土》中：“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西乡王令穆设有招徕馆，又饬州县选报绅士耆民充当乡正，宣讲圣谕。城中朔望、山内场集，均为演讲。责成地方官实力奉行，风俗丕变，盗贼稀少，百年以来，父老传为盛事，则善政之化民成俗，即边檄亦未必不可举行，是所望于志希纯良者。”

          城固县桔园

据一些资料记载，王穆当年善待移民、尽力优抚。如管吃住、妥安置、发种籽、赠耕牛、免税赋，等等，数百年来传为美谈。从史料记载来看，王穆当时的影响就很大，时任陕西学政王云锦在《空群图记》中这样记载：“……及按临汉中，车马所历，闻士民之口无不啧啧、称叹西乡贤使君不置，余犹未之深信也，盖以耳食者众。……数百里之内，见有熙熙攘攘而行者，皆以西乡王使君能活人，是以吾侪小民不远千里而归也……”。

汉中从来都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所以成就了卧虎藏龙、成竹在胸的中国历史文化魅力城市。2004年三秦出版社《汉中地区志》写：“明末清初，汉中多数土著因战乱或死或逃，……十户人口中有九户是客民。清雍正十二年（1734）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十年中，汉中人口数量从13.21万人跳跃到102.80万人……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85年间，汉中人口达到206.49万人，成为历朝汉中人口的峰顶。”

王穆宅心仁厚，注重民生，坚持劝农兴业和扶危济困，在百姓中享有盛誉。康熙五十四年（1715），城固知县他调，上级命王穆署（代理）城固县事，他没有应付差事，而是兢兢业业为当地办了许多好事。五十五年，王穆见城固县城街道年久失修，路高、民房屋其低，雨雪泥泞，室内潮湿。王穆组织城内商民，招募工匠，修筑街巷道路。许多地段掘深三尺，复见旧基，仅三个月时间，城内大街小巷路面一新，城乡人民称便。原来县城内没有水井，百姓要到县城南门外取水，生活很是不便。王穆相地度宜，捐出俸禄在县城西大街路南凿一水井，五十七年（1718）冬动工，两月告成，民众称为“王公井”。

城固县城有一卖零工的罗连科，幼时父母即聘张氏女为他作妻，张家贫穷，即是布衣亦难置嫁妆。罗是苦力也无力操办，婚期一再推延。王穆知晓后，即捐银数两，命罗租房备物，择期成婚。第二年罗夫妇喜得一子，对王知县感激不尽，此事传为三百年佳话，亦记入了县志。

        城固县桔园升仙台

修志兴学

自司马迁巨著《史记》传世两千年来，编修方志存史资政赓续历史文化，即为地方为政者之重要职责。王穆乃饱学之士，有为之官，在汉中两县主政，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城固县志、西乡县志。同时知两县事，编修两县方志，汉中数千年文字记载历史上仅此一例，恐在全国也属少见。他任知县先是西乡、再兼城固，可能因为西乡打虎招民故，编修县志先城固、后西乡。三年之内修成两县方志，效率之高，我则首见；王穆勤于动手，堪为模范。城固县志始于丙申（1716年）之春，成于丁酉（1717年）十月。时任陕西学政的觉罗逢春和王穆分别写了序文。觉罗逢春序中写:“……至若当秦蜀交会之区，往来酬应，予口卒瘏而又身为代庖（代理）之吏，其淤邑事……则非负过人之才力而操整暇之别趣者，不足以几于此矣。王子静渊，以云间名彦，作为西乡吏，被檄摄理城固隶务。数年以来，经营民事，筹划军需，一切出之裕如……古云仕而优则学，王子之学如是……”如此评价，我们看到了一位十分勤奋好学，才干过人的县官。《城固县志》共十卷、九万余字。次年，《西乡县志》修成，十卷十余万字，传至如今。王穆写的序文，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王知县袒露爱好，赞美汉中风光，说明修志缘由，等等，文字灿然，词句精彩。

          城固县钟楼

“余大江之南人也，少而好游，所历之地，近则两浙江右，远则、燕、赵、齐、鲁、楚、豫及云中紫塞，舟车所过，无不流览山川古迹，人物土风，笔记其概，藏之箧中……壬辰岁谒选都门，得汉属之西乡，因捧檄入关……及入栈层峦叠嶂，灵秀甲于天下，然奇险逼仄处，下视千尺，怒涛啮石，石锐如峰，令人不寒而栗。立马鸡头，南望汉中，平原沃野，绵亘数百里，其间土腴人良，水木精华，颇似江南风景。回顾羊肠鸟道，恍入武陵桃源，别一天地矣。”

王公所修《西乡县志》成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冬，他也作了序，说了修志的重要性、必要性，表达了自己的心声等，“采风多考于志乘，辩风俗之盛衰，昭政治之得失，垂训后世，志之所系，岂不重哉！……沧桑变易，文献无征，典籍未备，讹失良多。……如广招徕、除虎患、修城垣、筑堰渠、清田粮、剪豪滑，葺祠宇、修学宫、建义学、革委收诸大事，毅然行之而不敢懈驰。今待罪七载矣，疮痍甫起，礼仪渐兴，时移事异，风景顿殊，乌可以不志？”情感所致，直吐心声！王知县难得之见识、尽职之勤奋、学识之超凡、政绩之突出，绝非下属能代劳撰写的，阅文至此，我心感佩，真是：王公三年两县志，造福双邑十万家。

王穆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人学者，他在西乡、城固修建学校、推行教育、倡导风气、引化民众，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佳话流传三百年。西乡县文风源远，史志载，宋代有进士4名，明清中进士9名、举人37名、贡生295名。但因兵匪战乱、天灾虎患等，学校教育断续有缺、兴衰不一。王穆到县恰是低迷之时，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穆倡议，率先捐俸、鼓动士绅民众捐款，在县城西门内修建了“丰宁书院”（现为县二中），嘉庆《汉中府志》中记“丰宁书院，计地一亩，内土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大门一面。康熙五十四年，知县王穆捐修”。“西乡县儒学，元廷佑二年，知县宋彦中建……康熙五十六年知县王穆又修。”

            城固县旧牌楼

又在广庆寺设立义学，鼓励各乡兴办义学、办私塾，他自己常抽出时间到县儒学、书院、义学去讲经授业，还时常集合民众，宣讲圣谕、儒学等，倡导民间向学向善新风。康熙五十六年，王穆还分别倡导、捐款重建了文庙、城隍庙，修建了“四公祠”，祀萧何、班超、原杰、吴道宏（明代任大理寺少卿，原杰推荐继任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抚民有功）。嘉庆《汉中府志•风俗》说西乡：“俗多淳朴，民重耕织，文学渐新，礼仪复古。”如此好评，一定有王穆知县的功劳。

当年在城固，王穆办了许多好事，获得了广大民众三百年的高度评价。我从难得的资料中看到：王知县捐俸重建了文庙、学宫，千年古县的向学之风明显提升。饱读史书的他问起原树于城北升仙村的《唐公房碑》，此碑是东汉灵帝（168-188年）中期刻立，记述了王莽新朝时（17-25年），城固县城北修道之人唐公房得道之后全家“鸡犬升天”的故事。一千多年来，此碑在全国历史文化界名气很大，欧阳修等文化大家都做过评价。这是为数不多的堪称国宝的汉碑，这个碑证明了中国道教源远流长，也是汉中作为中国道教重要发源地的佐证。秀雅的汉隶书体，展现着古老而本真的书法艺术。千年以来，沧桑巨变，这块碑早已淹没得无影无踪。王穆以县衙名义发出公告要各乡村广大民众普遍查找此碑，因为他相信此碑并未离开城固。谁也没有想到，数月之后，发布告的王知县亲自发现了此碑，真是千古奇缘。王穆亲自撰文：“丙申岁，学使修撰王公，较士汉南。试毕，属城固广文觅仙人唐公昉碑搨，累月不得。余劝农至升仙里，偶憩大树下，见荒烟蔓草，巍然屹立者，则公昉之碑也。”1716年，关心民苦的王穆下乡周视劝农，至唐仙观附近大树下休息，偶见荒草中的唐公房碑，为保护不受损失“余恐露立倾仆，迁嵌于仙人馆之左壁。”从史料记载来看，王公应是造诣深厚的书法家，他是这样评价此碑的：“世称陕搨为至宝，而秦汉之碑独少。余谛视此碑，隶书，枯老古拙，如龟如鳖，可与李阳冰、蔡中郎并驾，”王公在《书唐仙人公昉碑》一文中还说到：“会稽罗君仲枢，博雅好古，侨寓汉南，向余言洋州寅宾馆中，有古碑三通；府署汉台，有宋广平碑四通，真宝物也。余因命榻之，一为韩干画马二，司廐一引之，相对啮草，骨肉亭匀，神闲态逸，千金买骏，八百买骨，此幅可以增价矣。一为戴松画牛……”我早年曾在洋县龙亭蔡伦墓得一韩干马图拓片，不知是否王公所说此韩干画马碑？王知县发现并嵌在唐仙观墙壁的《仙人唐君之碑》安然保存三百年，1970年上调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此碑刻文被北京大学《秦汉考古讲仪》全录，作为教材内容。

王穆在城固还有一件善事，数百年来人们 仍是津津乐道。原有知县侯永祚，庚申（1680年）到任，几年后死于任上，其傅姓妻子继而也亡，同寄柩于集灵观。城固县署司训孙玄鹏，辛已（1701年）到任三年后亡故，寄柩严因寺。以上两官原籍外省，无人来理后事，侯知县停柩已30余年了。丁酉年（1717）王穆知此事，慷慨捐资，为侯知县夫妇、侯的岳父，还有孙司训分别买地安葬。《城固县志》中载此事，称“公，仁人也。”

王穆学识宏富，文采灿然。《西乡县志》收录王公两篇文章(西乡县志序、修城墙开城壕疏五渠记），两首诗作（射虎、招徕）；《城固艺文志》收录王公（含专记王公事迹）文章17篇（城固县志序、王贞女小传、游斗山记、游宝山记、三公祠记、修街记、游杜园记、书唐仙人公房碑、赠许文匾序，许瑷写署篆王公捐资助葬碑记、赵贞题王公井碑后、叶华晫署篆王公捐资配合罗姓婚姻记、齐士琬题署篆王公增许子匾序，县教谕侯赐履写王公建“黉宫正路”坊记、王公井记、王公葬旅梓记、文庙享祀录序），诗5首（谒萧何祠、樊哙台、张骞故里、李固墓各1首、赠大西洋进士卜嘉1首），文诗皆佳，阅之受教。如《游斗山记》，写景十分生动“若斗山者，岸然特立于旷野中，以其形似北斗，故名。山不甚高，多神仙古迹，夹道皆老树参天，绿荫盖地，直接寺门。拾级而登，为奉真观，观后为三清殿。墙外古树一株，荫可亩许。憩树下，俯瞩千尺溪流，汩汩有声如雷。眺东西原公，沟塍绣错，庐舍栉比，真畅观也。东西两庑，塑古来忠义英雄，如关壮缪诸神像，似有生气，使人起敬畏心……”优美准确的文字，再现斗山陕南道教名胜风貌，读之如临其境。

本文后半篇专门表彰元时县令郝晟、明时县令乔行简维修五门堰的功绩，写景、记事、铭功聚一文，十分生动有益。另，王公的游记，都是在下乡劝农视事中顺便而为，如《游宝山记》“虽五日京兆，然无刻不留心民事。民事莫至于农，农以食为天，固不可以不勤……瞻彼中田林林总总者，皆足为胝、而手为胼……于劳之以酒。行数十里，憩于宝山……日将晡，驱骑而返，则环绕郭门，插着蒔者，犹满田塍也……歌声随荷风而入于耳者，似增却两行鼓吹也。是为记。”当年插秧时节，王公见很多农民在劳动，手掌脚底均有茧疤，他很高兴，“劳之以酒”。他在宝山午间休息，记述了宝山风景。下午5时许返回，听到歌声随风而来，当然非常高兴。

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穆离开城固，城邑士民依依不舍，效仿东汉颖川百姓叩拦汉光武帝圣驾而欲挽留太守寇恂故事，给王穆树立了“借寇坊”牌楼，表达大家殷切挽留之意。

有王公当知县，真是西乡、城固两县百姓之幸！王公走后一百年，嘉庆《汉中府志》这样评价：“迄今两地父老称贤令者必首推之。

编辑：西亮           责编： 王越美          终审：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