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我在陕北工地“跟工”，体验了孙少平的人生

文/白志明

2009年夏天，高考结束估分盲报志愿后，同学们一哄而散、分道扬镳，有的疯玩放松、有的毕业旅行、有的回家帮忙，而我则被我妈安排去找一个远房姨夫“跟工”——即到工地上搬砖和水泥、干杂活当小工。我妈给我下的KPI是“跟工”挣够3000块钱，然后家里再补齐剩余短缺的大学学杂费。尽管前脚刚从学校出来还没歇口气，就被发配去工地体验生活，不过我一向身心皮实，摩拳擦掌准备挣笔“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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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夫姓樊，是个手艺高超的砖匠，人们都叫他老樊、樊师，他长期给师兄包工头陈五做大工，每天能挣180块钱。但小工工价低，工头每天只给开60块钱。我投奔姨夫的当天，就跟着姨夫在陈五的工地上干了一整天。第二天天还没亮，姨夫就喊我起床，说是要“转场”——陈五兄弟六人都是出自A乡的砖匠，陈大早逝，陈二、陈三年龄大了彻底不干了，陈四、陈五、陈六还在包活干。前两天陈六包了个活，包工包料给人盖一处院子，人手紧缺就找了陈五调人，陈五紧急把姨夫派过去撑场子，我也就顺理成章跟着过来了。

陕北工地干活计算工钱分两种方式：一种是“包工子”，即将工程量打包算成总价、具体施工进度由工匠自己把握，主家只要结果、完工付费或根据进度分批结算；另一种是“开工子”，即工匠按天计算工钱、工程进度略有弹性，但工匠难免磨工拖时间、多干一天多赚一天工钱，主家必然焦心督促工程进度。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优劣。盖这处院子，主家从别人手里买了地，然后给陈六“包工子”算总价，但陈六雇人“开工子”，按天给大工、小工算工钱，工价随行就市：大工每天180、小工每天60。

工地干活实行记分制，全天满工10分，由陈六亲自考勤打分：

1.天亮（夏天5点多天就大亮了）先空腹上工，干两个小时左右吃饭，记2分；

2.8点左右吃早饭，然后从8点半左右一口气干到12点，吃饭、歇晌，记4分；

3.午休歇晌到14:30，然后一口气干到天黑（夏天20点多太阳才落山）吃饭，记4分。

说实话，这60块钱确实不好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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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瘦瘦小小、斯斯文文，戴副黑框近视眼镜。后来接触多了，知道她和丈夫是榆林东路县“走西口”移民到定边的。女主家育有两儿一女，但丈夫好吃懒做、江湖匪气，在家里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在外边乱搞女人，虽然从事油气开采下游产业配套服务，但挣的钱从来不给家里用、也不管儿女生活，只顾着自己在外花天酒地。女主家打工挣钱、精打细算，把三个儿女拉扯大，人到中年忍无可忍、彻底决裂，起诉和丈夫离了婚。

女主家的大儿子从小调皮捣蛋不成器，书也没念成，早早出来混社会，而且闪婚闪离，后来跟他爸一起去山里油区搞油服挣钱。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心智还不成熟，三十好几的人还整天捣鼓一些砍刀、甩棍等初中小混混玩儿的东西。事实证明，女主家的前夫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加紧盖房的过程中，他每天都电话催促监工的大儿子快点上山给他帮忙搞油服业务。后来他直接到工地上硬把儿子拉走了，全然不顾家里盖房一堆事儿留给一个女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风衣、戴着墨镜、梳个大背头，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

女主家的女儿2003年从省内某专科学院毕业，赶上县上安置大学生的土政策，“安排”到北关派出所，有了稳定体面的“正式工作”。小儿子大学毕业跑去了深圳，好几年都没回来。说起小儿子女主家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说小儿子嫌家里这么多年四处租房居无定所，回来就心烦。听她说终于攒钱买了“地盘”准备盖新房，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小儿子高兴坏了，立马给她寄了8万块钱让赶紧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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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包工包料有很大赚头，陈六想尽办法压缩成本、扩大利润空间，他身兼数职，既当设计师、又当管理员，既当大工、又当采购员，还要联系协调挖沟机、吊车、运料车等，忙的四脚朝天。整个工地刚开始只有五个人，大工三个：陈六、陈六的姑舅兄弟，以及我姨夫老樊；小工两个：我和陈六的老婆赵婶儿。

工地位于县城东郊的东园子村，土地性质属于村集体所有，并没有国有土地建设手续，所以容易被国土执法部门“找麻烦”。原地主是南侧养狗场的老板，狗场老板手头很紧需要周转资金所以偷偷卖了地，他甚至比女主家更关心盖房进度——当时国土执法吃“打点”随意性很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圈起来、盖成了房子就不好找麻烦，最怕就是刚动工的时“闻到味儿”或者被人举报找上门来叫停，所以狗场老板经常训斥陈六催促施工进度，因此前期工期很紧张。

陈六几乎天天被狗场老板催骂，眼瞅着两个小工确实忙不过来，就四处打听雇小工。我当然也盼着多来个小工帮手，分担下我和赵婶儿的工作压力。一天一个稚嫩的初中学生来打听“跟工”，陈六心里暗喜，嘴上却说：“给你开全工价，一天50块，在我这儿干活苦轻的很。”初中生喜出望外、连声道谢，说明天一早就来上工，但第二天却没了下文。

没过几天，又有三个社会青年经人介绍过来“跟工”，但我们并不抱太大希望。这三个家伙染着黄毛、叼着烟头，流里流气、浪里浪荡，白吃了一顿早饭，只上工干了一个半小时，就埋怨包工头陈六偏心，凭什么只给他们派重活儿、苦活儿，骂骂咧咧拿了行李扬长而去。

陈五的儿子小陈和我同龄同届，只不过他是县职教中心高中部的。小陈学习一塌糊涂，也染着黄毛、一脸桀骜不驯，高考无望、就业无门，被他爸支到陈六的工地体验生活。陈六、赵婶儿心疼侄儿，安排他干一些看管材料、递拿物件的轻松营生，但小陈只干了一天就打死不来了。

陈六紧急去县城东环路的马路劳务市场招了个五十多岁的甘肃民勤的民工老苏。老苏说话不慌不忙，走路四平八稳，吃饭老发牢骚“烂怂大米饭有撒吃头”，干活更是不急不躁，就连用铁锹给水泥搅拌车上沙子的简单动作，他都能像初学太极拳一样分解成好几个步骤：单手慢拿锹、双手缓握锹、优雅低头弯腰、收手蓄力铲沙、膝盖下压准备……干活过程别说陈六着急，就连看热闹的邻居老大娘都有上手帮他的冲动。陈六忍了三天、骂了三天，老苏反倒炸毛了，拄着铁锹把和陈六对骂：“他妈的，一天挣你烂怂60块钱，你还想咋个？！”要了180块钱，挺直腰杆大步流星走了。陈六气得够呛：“把‘特念的（陕北方言、骂人话）’这些甘肃‘炒面脑子’，干活耍奸溜滑，吃饭一个顶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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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不到稳定小工，陈六很着急，就让我动员同学朋友来“跟工”。不过姨夫暗地里嘱咐我不要介绍熟人来这儿干活。巧的是，当时我的一个要好同学也想“跟工”挣钱，我吃饭睡觉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小包工头也在招小工，我傻乎乎的把同学介绍给他。后来他忽悠我，说我同学干了10天流鼻血适应不了工作强度，就提前辞职了，他大气地给开了800块钱。我一算一天比我多挣20块呢，当时还感慨这老板人真好。过了好久，同学才气愤地说工头真不要脸，明明只给他开了500块钱！

中途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老杨，骑个很旧的老式125摩托车来“跟工”。除了我，大家都熟悉老杨，纷纷笑话老杨出来当小工是吃饱了撑的——老杨是“园子人”。2006年春，定边县城快速扩张，县城南郊土地沙化盐碱化十分严重的城关镇南园子村，突然规划成了县城新区，造就了一大批“拆一代”。那段时期，“园子人”像西安城中村土著一样，一夜暴富。当时好多人突然有了钱却不知道干嘛。除了少部分有头脑的人尝试做生意搞投资，或者去银川、西安购房置业供小孩读书，更多的暴发户开始耍赌博、玩小姐、借高利贷，很快败光了巨额拆迁款，回到了拆迁前的清贫状态。

但老杨是个例外，据大喇叭赵婶儿嚷嚷，老杨手里攥着几十万拆迁款，不花、也不会花，居然还跑工地上“跟工”下苦一天挣60块钱。老杨没有文化，沉默寡言、老实怯懦，我和他聊天得知他儿子在西安读大学，我对未来大学生活很憧憬向往，就追问老杨他儿子学啥专业、毕业了还回来定边不？老杨歪着脑袋、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唯唯诺诺地说：“我也不知道，好像学的叫个‘会（hui）计’。”我认真想了下，脑子才反应过来是“会计”。

我想不通为什么老杨那么有钱，还出来“跟工”。姨夫却不屑一顾，“死没本事，你再让他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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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卖地盘的原地主狗场老板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听赵婶儿八卦狗场老板两口子面子上互相过得去，私底下却是“各玩各的”。等我们盖房封顶、圈住院墙的时候，老板终于不再过来催骂进度了，转头放心地去甘肃西峰买狗去了。那几天，恰好我们所有人都在房顶上干活处理屋顶，狗场院子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上午狗场老板前脚出门买狗，后脚一辆老款白色桑塔纳轿车就开进狗场院子，老板娘神秘地反锁了铁大门，瞟了一眼房顶上的我们，就和来访的中年男人钻进屋里，直到天黑我们收工都没出来。

第二天上午，老板娘穿着一身猩红旗袍，美滋滋地和相好的开车出去了。没过多久就有三只狼狗陆续从铁笼子跳出来，径直钻进院子西南角的鸭圈里，好一番鸭飞狗跳，鸭子死伤惨重。我们站在房顶上干着急，尽管大喊大叫吓唬狼狗，但狼狗知道我们奈何不了它们，我行我素大开杀戒。情急之下，赵婶儿辗转要到了狗场老板的电话，气喘吁吁地说明原委。半小时之后老板娘坐着桑塔纳回来了，还没等铁大门打开，两只狼狗就听到动静，机敏地夹着尾巴溜出鸭圈，趴在自己的铁笼子跟前吐舌头。剩下一只笨狗困在鸭圈跳不出来，着急的在案发现场“呜呜”直转圈，老板娘抄起木棍一顿暴揍、打的那只狼狗嗷嗷求饶。

为答谢赵婶儿的热心肠，老板娘把狗咬死的鸭子送给了陈六。陈六中午没歇晌，蹲在院子里褪鸭毛，晚上请工人们吃死鸭子肉。姨夫给我使眼色，只有我俩没吃狗咬死的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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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封顶“上梁”那天，女主家按规矩请匠人们喝酒吃炒菜。平时是陈六或主家大儿子睡工地照场子，那天他们喝了好多酒，陈六就叫我去照工地，我老老实实卷了铺盖，在刚起架的房子客厅地上放了块和水泥的木板打地铺。睡前我顺着梯子爬上房顶，望着不远处县城闪烁的霓虹发了好半天呆，心里满是惆怅和向往。直到被喝的摇摇晃晃的陈六打着手电“查夜岗”，我才悻悻地下来、吹着夏风打地铺睡觉。

后来，高考分数公布，我意料之中远超一本线。当时我一共干了21天，只挣了1260块钱，尽管距离我妈定的KPI还差很远，但亲戚给我介绍了带家教，所以我决定离开工地。“跟工”期间赵婶儿经常问我，“你为什么不歇工一两天，一个念书娃娃居然能坚持天天上工！”

当揣着自己微薄的血汗钱高高兴兴地离开时，我回望了还未完工的院子，竟有一丝遗憾和不舍。但更多的是庆幸，庆幸我可以去象牙塔里上大学、短暂的工地生活只是一段体验经历；也有一丝悲悯，悲悯这样枯燥繁重的工地生活就是姨夫他们的人生，他们一辈子都要这样艰难度过，直到有一天干不动了为止……

回到家，我妈绝口不提3000块钱的KPI，而是跳着脚抱住我，嘴里念叨着：“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拿我好好抱抱儿子！”而我爸则一如既往地嘲讽打击：“混混儿子，这才几天就混不下去，又半途而废回来了，干什么都干不好！”

2013年，我当上大学生村官，阴差阳错居然被分配到A乡D村。村级换届选举时，陈六和赵婶儿回来投票，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但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更巧的是，我在姨夫家表弟结婚喜宴上，误打误撞和D村9个砖匠坐了一桌，他们不认识我、也不理睬我，只自顾自地高谈阔论。上首位置的砖匠滔滔不绝：“选张X不行，他私心太重一门心思想给村上卖砖套钱；选郭X虎也不行，他就是个贪污犯；选陈X毛也不顶用，他就是个样杆子（意为傀儡）；叫我说咱就把乡上那个大学生（村官）选成支书！因为啥咧，你想呀，他是乡上派下来的，是吃财政工资的，他娃娃肯定不敢贪污，贪污了咱告他狗日的，我就不信他不怕砸了饭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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