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定边县志》——写在新版《定边县志》问世之际

文/徐嘉鸿

2012年秋至2013年夏，为完成社会人类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我在考察了几个地点之后，最终选择在定边县的一个村庄做田野工作。在收集资料期间，我得到了史志办主任马骥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马老师不仅接受了我关于当地民俗的访谈，还慷慨赠予我2003年版《定边县志》。这份地方志资料不仅帮助初到定边的我快速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而且在调研结束时，也完善了我关于当地文化习俗、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

位于陕北最西缘的定边县向我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于东中部地区的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当地人对于家族文化以及地域民俗的重视程度。就我当时的感受来说，尽管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市场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大，但人与人之间的“亲厚关系”依然非常浓烈。这或许与其所处的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与环境气候特征有关，沟壑纵横、地广人稀所带来的“封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市场化进程中离散与原子化的趋势，而且也使得社会结构在人与人的“团结”中显得更加紧密。定边村民的亲切朴实、真挚友好的程度超出我到过的很多地方，定边女性的坚韧以及当地百姓在较恶劣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智慧（比如水泥窖、土墙等的制作）尤为让人敬重。

田野工作期间，我常常有种时间的凝固感。这种凝固感除了来自黄土高原的厚重深沉外，更多地来自人与人之间没有杂质的亲情友好。这固然可能因为我接触到的大多数都是“好人家”，使我对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美化理想的情愫，但是这种“大概率的美好”已足以将当地文化类型的特殊性展示出来。不同地域人的特质总是在一些细节当中展示出来，最细腻的也最普通的行为和情感恰恰是最珍贵的。所以对我来说，这里是一片净土，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是一种一经唤起就感到辽阔无比的回到故乡的心情。

作为重要史料的地方志不仅是对于地方文化的凝练与梳理，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就有身边不离“志”的习惯，他曾指出：“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既是总书记的一个习惯，也是很多社会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研究一地的重要方法。当我从马老师处得知最新版《定边县志》即将修订完成的消息时，九年前的“故土情感”和希望重访定边的冲动立刻涌上心头。我相信，新版县志将继续忠实地记录和总结定边的发展和变化。众所周知，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各方面剧烈变化的重要时期，新版县志无疑将为中国基层社会研究提供又一份详实的记录和珍贵的史料。

由于自己专业和兴趣的原因，我更加关注县志中有关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的内容。从马老师提供给我的新版《定边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看，围绕这一主题的章节（第二十三编 社会）在内容编排上更加清晰合理，不仅对每一个条目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而且通过加注更多的关键词给读者以引导，显得既科学又明确。例如，“民俗”章从目录到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甄别，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以“毛女拜祖”为例，在当年的调查中，我曾经以极大的兴趣考察过这一民间仪式，但在旧版的县志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如今收入新版县志，足见修订者的认真细致。这也体现在其他内容的丰富详实和记述的细腻鲜活上，如对农耕习俗的“送饭到田”“打场”“扫天晴”，对工商习俗的“画码子”“捏码子”“番话数目”“赶集逛会”的记述，又如对“动土”“上梁”“脚户”“架窝子”以及“喝酒划拳”“打平伙”等生活习俗的记述。一些渐行渐远、日趋消亡的民俗现象，在新志中得以反映，保留了乡村史料，加深了乡村记忆。还有，婚姻法运动加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显示出中国法制的进步以及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显现。新志还加大了对方言的记述，单设一编（第二十四编），以极专业、科学的水准，详尽记述了定边方言区划、乡音和丰富的特色词汇、语汇，为留住乡音、抚慰乡愁提供了养料。

总之，作为一个曾经在定边生活、奋斗过的研究者，我相信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县志，期待新版的早日问世！

2021年11月9日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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