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专访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81岁的陈燮阳依旧留着一头“伏尔泰式”的长发。这个发型是中国交响乐坛的一个标志。

　　从艺55年，陈燮阳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他最享受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与乐队一起陶醉于音乐的时刻、与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

　　他曾带领中国乐团登上世界各大音乐厅，但他也深知，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并不多。中国交响乐的未来究竟在何方？他伸出手，向空中划出了一个音符。

　　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

　　6月24日晚，苏州金鸡湖音乐厅，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火热音符落下，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观众只坐了三成，但指挥台上的陈燮阳感受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

　　由于疫情的原因，距离他上一次执棒现场音乐会，已经过去了5个月。55年来，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煎熬。

　　“我是幸运的，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就没有中断过指挥。”1965年，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支乐队更为幸运的了。

　　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没想到，这一“挥”就“挥”了整整18年，《白毛女》成为陈燮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全国千余名演员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指挥组一共有5人：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燮阳。陈燮阳是最年轻的。

　　此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无论是重大节庆演出，还是重要的外事演出，直至近年来的国庆65周年、建党95周年纪念演出，都能见到陈燮阳的身影。

　　面对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如何把控全场、真正把团队拧成一股绳，无疑是对指挥的掌控力与舞台经验的巨大考验。陈燮阳总能举重若轻地用手、眼神与肢体语言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轻轻一挥手，让弦乐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乐队与合唱如千军万马听命于他手中的指挥棒。

　　有人将指挥形容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狮，一些世界知名乐团的指挥家素有“指挥皇帝”之称。陈燮阳却从来不想做乐队的“皇帝”。“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陈燮阳说，“我用心来指挥，乐手们心悦诚服，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感染台下的观众。”

　　忘不了那碗萝卜烧肉

　　14岁那年，陈燮阳正在江苏武进读初二。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学杂费全免，鼓励弟弟报考。接到信后不久，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背着一把二胡，到街上理了发，踏上了赶考之路。

　　到了上海，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原来，学校只招小学应届毕业生，而此时的陈燮阳已经读初二了。心急如焚的陈力行一遍遍地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终于得到了“先听听看”的回答。陈燮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一曲《歌唱二郎山》打动了几十名考官。最终，他凭着一张“特一号”复试准考证，通过考试迈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

　　陈燮阳一辈子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萝卜烧肉。一碗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从此，他每天早上将柴可夫斯基的《流浪音乐家舞曲》作为“起床号”。每到周末，同学们纷纷回家，他依然在学校练琴。

　　大家都以为，陈燮阳在上海没有家。其实，很多年前，陈燮阳在上海有个家。他的父亲名叫陈蝶衣，是《万象》杂志的创办者、《南屏晚钟》《凤凰于飞》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词作者。然而，父亲离家、母亲去世后，12岁的陈燮阳一直随祖父母在老家武进生活。

　　来到上海后，陈燮阳埋首苦读。有一年寒冬，姐夫到上海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脚被冻得通红。姐夫鼻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老师们“争抢”他。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随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

　　“如果当年是作曲系‘获胜’，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而少了一位指挥家。”陈燮阳笑着说。

　　一代上交人的“大家长”

　　1978年6月，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来华演出，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掀起了一股“小泽征尔热”。坐在台下的陈燮阳说，自己听得浑身“发痒”。

　　当时的他根本想不到，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泽征尔在美国的家中，偶像亲自下厨做生鱼片款待他，两人促膝长谈。

　　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为陈燮阳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他在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聆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与音乐会，还与祖宾·梅塔、小提琴家斯特恩交流。与大师们的交往，为陈燮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982年，陈燮阳在美国首次执棒阿思本管弦乐团，他的指挥激情华丽又不乏深沉细腻，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及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惊艳全场。

　　回国后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都力邀陈燮阳加盟。于是他身兼二职，同时出任这两个重量级乐团的常任指挥，开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

　　在美国学习时，陈燮阳发现，国外的交响乐团都是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大胆提出，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1986年，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紧接着，他又在全国首推乐团音乐季，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

　　湖南路105号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家”，从老团长黄贻钧到继任者陈燮阳，上交在那里度过了60多年。在团员们心里，陈燮阳更像一个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长。

　　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只能住在简易棚里。陈燮阳放心不下，想办法筹措，终于让“家人”有了安居之所。演出要找赞助、拉广告，也都是由这位“家长”亲自出马。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视作“上交最困难的日子”。1993年，陈燮阳提出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用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当年在小泽征尔家中吃生鱼片时，陈燮阳曾向偶像讲述自己的心愿：“我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这是他的心愿，他亦视之为诺言。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百年，上交受邀成为首个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2000年，上交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录制《卧虎藏龙》电影原声音乐，并于次年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2004年上交建团125周年，陈燮阳带着上交登上知名的柏林爱乐大厅，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从《火把节》到《愁空山》，演毕，全场两千多名听众起立喝彩鼓掌10分钟。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除了中国交响乐，他还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

　　陈燮阳是中国指挥家中少有的横跨中西音乐——既能指挥西方交响乐团，又能指挥中国民族乐团的音乐家。他的民乐“基因”来源于童年。他的母亲是京剧爱好者，闲暇时会教他唱一些京剧与昆曲。听母亲唱《梅龙镇》《甘露寺》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

　　“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与手法差不多，但两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中国音乐有很多变化，重在韵味。西方音乐重在结构，重在轻响快慢。”

　　1998年，陈燮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到了加演环节，陈燮阳手一挥，板鼓、小锣、钹等中国打击乐器依次奏响了似曾相识的节奏。正当观众们猜测究竟是什么曲子时，《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全场顿时沸腾。没人想到，这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返场曲竟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登场。

　　在这场音乐会举办前夕，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给陈燮阳提了一个建议：加演《拉德斯基进行曲》时最好要带点中国特色。陈燮阳想了一个晚上，终于灵光一现，决定采用中国打击乐作为引子开场。

　　《拉德斯基进行曲》结束后，观众意犹未尽，陈燮阳又带领乐队加演4首曲子，创下了加演纪录。国内外多家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的盛况，中国民族音乐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

　　“我与朱践耳是不可分割的”

　　陈燮阳55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的发展。有乐评人曾做过统计，陈燮阳是排演中国作曲家新作最多的指挥家之一。在执掌上交的23年中，他指挥演出的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有134人。

　　“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我大概指挥了有上百遍，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也是不计其数，《梁祝》更不知录了多少个版本。”陈燮阳说，“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叶小纲、谭盾、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我都很喜欢，但我指挥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还是朱践耳先生，我与他是不可分割的。”

　　1986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不少听众是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有些人感到无法接受，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轰动乐坛。紧接着，朱践耳又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乐器——锯琴，充满了悲剧力量，是陈燮阳最喜爱的朱践耳作品之一。

　　不少人问过陈燮阳，指挥家与作曲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他的回答是“指挥家应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在与前辈指挥家李凌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还说过一句更绝的话：“指挥者应该是作曲家的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官。”

　　陈燮阳与朱践耳是难得的艺术搭档。

　　从60岁开始，朱践耳用22年的时间创作了10部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他每写一部新作，陈燮阳就指挥一部。每次排练新作品时，陈燮阳总会请朱践耳上台给乐队讲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试奏的时候，陈燮阳发现个别地方演奏效果不理想，就建议朱践耳修改。“有些意见他会接受，但有时候他也很坚持。”

　　朱践耳常常会给陈燮阳“出难题”。“他的《第五交响曲》需要用50多件打击乐器，我们四处寻找，有的还要自己制作。”陈燮阳说，“我认为，朱先生的《第十交响曲》（江雪）写的是他自己。这部作品非常有创造性，其中有京剧的吟唱、古琴的琴音，演出中还要放录音，节奏必须掐得非常准，稍有差池就会出岔子，演出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这可以说是我指挥过的最难的交响曲之一。”

　　2015年11月1日，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唢呐协奏曲《天乐》演奏完毕时，93岁的朱践耳从观众席上起立，向台上的陈燮阳竖起大拇指，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他曾说：“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如果没有陈燮阳和上交，我的音乐是死的，是他们将五线谱化作了交响之声。”

　　2017年6月，陈燮阳在北京指挥国家交响乐团排练《英雄的诗篇》时，朱践耳托女儿带来一封信和巧克力，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端正的字：陈燮阳老友，排练太辛苦了，吃点巧克力。

　　两个月后，朱践耳离世。

　　2018年5月，陈燮阳带着朱践耳的代表作回到了他的母校——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这是朱践耳生前未尽的愿望。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指挥家李德伦、郑小瑛、黄晓同以及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等人不同的是，在赴俄罗斯留学前，朱践耳从未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患病多年的他，是躺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靠听收音机自学的音乐。直到走进这所学校，他才开启了真正的艺术之路。

　　“这次演出的排练时间非常紧张。一开始，乐团并不熟悉朱先生的作品，有点不以为意。可随着排练的深入，他们的态度彻底变了，不仅非常投入，而且很欣赏朱先生的作品。”最终这场3个小时的音乐会轰动了俄罗斯音乐界。

　　对话

　　“不要与听众为敌”

　　解放周末：优秀的指挥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陈燮阳：首先要有技术、有经验，更重要的是做人。如果只有水平，但不会做人，很容易得罪乐队和观众。指挥必须要尊重演奏员和观众，没有他们，我们什么也不是。

　　解放周末：从艺55年，从上海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到近年来的苏州交响乐团，您指挥过的乐团非常多，能谈谈您和乐队沟通的艺术吗？

　　陈燮阳：跟我合作过的乐队都很开心，我会想办法启发大家，从来不会骂人。我觉得永远要把音乐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指挥和乐队之间才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默契。

　　指挥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在舞台上享受掌声，而是在台下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队伍。一个交响乐团的成长，有点像广东人煲汤，只有火候到了，味道才会纯正。我国的交响乐团这些年发展得很快，但各地的水平参差不齐，打造一个优秀的乐团离不开指挥长期的专业训练与磨合。

　　解放周末：您如何判断一个乐团的水准？指挥的眼光与普通听众肯定不太一样。

　　陈燮阳：好的乐团会跟着我走，让我在手里“揉”。我合作过许多优秀的乐团，但最有默契、感情最深的还是上交。现在演奏员和当年相比已经换了不少，但是乐团的传统一直都在，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氛围。我想做的也是纯粹的指挥家，实实在在地搞艺术。

　　解放周末：您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很多西方指挥家都感叹“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那么，中国未来优秀的交响乐在哪里？对于年轻作曲家，您有哪些建议？

　　陈燮阳：许多作曲家都在用各自不同的风格向世界表达中国，但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的作品并不多。在当代作曲家中，我最敬佩的还是朱践耳先生。当年有人说朱先生的音乐难听，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其实，他的音乐中有相当多的民族性，更可贵的是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探索，有对人性和对人类命运的求索。这种探索精神是很罕见的。他的音乐风格虽然是现代派，但是他并不刻意，他的作曲技法都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对现在的作曲家很有意义，千万不要为了技术而技术。没有内涵与思考，技术只是空壳，演完就被人忘了，真正经典的音乐终究是要靠情感打动人的。

　　这些年，很多西方音乐家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交响乐听众越来越多。交响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原本就是难懂的，作曲家千万不要与听众为敌，不要孤芳自赏。

　　解放周末：您觉得这些年听众对古典音乐的需求与鉴赏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燮阳：1985年，上交策划了纪念贝多芬215周年诞辰系列音乐会，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呈现于上海舞台，我与黄贻钧、曹鹏接力指挥。乐迷通宵在上海音乐厅等候售票，队伍绕了上海音乐厅好几圈。3年后，我又策划了一次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演出，8场音乐会门票2个小时不到就被抢购一空。在改革开放初期，听众尤其是年轻听众对交响乐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但那时候真正能听懂交响乐的人并不多。

　　1985年，我和上交老团长黄贻钧先生创办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这个“爱乐者的家”培养了一大批交响乐听众。这些年，在各大乐团以及媒体的推动下，听众的欣赏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听众的素质完全不亚于国外，有些乐迷的口味还很挑剔，这是一种进步。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