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范墩子：我不愿意为乡村写挽歌

范墩子，青年小说家，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陕西文艺百优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短篇小说集《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等多部。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第二、三届长安散文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作家范墩子审视这个世界的目光，大抵是从麦田里的梦境中投射而出的——少年时期的范墩子，在村里有着“麦牛”的绰号，他喜欢放学后睡在麦地里，一个人在麦地里恣意打滚、仰望天空，那是一块属于少年的自由领地。

多年以来，这个梦境一直萦绕在他的小说中，在渭北高原辽阔的麦田里，“少年”范墩子游弋于各种各样的梦境，关于南方的梦，关于城市的梦，关于死亡的梦，也有关于青涩爱情的梦。“只要一躺进麦田里，我就会忘记现实的苦恼，就会摆脱掉那些莫名的忧伤情绪，就会窥见遥远的未来。”

少年范墩子会躺在村子家门口的那条沟里，和蚂蚁、乌鸦、狐狸说话，和柿子树说话，这时他会感到自己拥有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在他的小说里，“哈金”们立在豁口的土墙上，在坍圮的乡村里，憧憬着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尽管少年们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他们眼中的世界，但范墩子的小说并不止于少年的叙述，他更期待回归少年的内心，还原一个充满欢乐、梦想、迷茫和躁动的一群少年。在渭北一个叫做菊村的小村庄里，他希冀通过一群少年来窥视整个时代的画面，来描摹整个时代的变迁史。

追赶摩托车的少年，站在树杈上仰望天空的少年，啤酒屋里黯然神伤的少年……投射在少年们身上的荒诞感，似乎诉说着小镇生活的残酷样貌：生活本身残缺的形态，以及经济浪潮下，生活并没有以少年们内心希望的方式往前延伸。但同时，他的小说几乎是以冷色调与暖色调交织而成。“生命在与现实的纠缠中显见卑微，以残缺的东西对抗面前的现实，但在对抗之后，会建立一个属于少年们的虚构世界，这是一个温情的世界。”

他笔下的乡村，迥异于传统写作中对于乡村、乡土的缅怀情调。于他而言，写乡村并非带着怀念的心情去，而是希望找到这个时代里挣扎的一些人，追寻这些人生命的意义——躁动的时代下，那些微小的生命也能在这个时代射出光来。“如果要为乡村写挽歌，意味着在我心里，这个时代可以翻篇了。我不承认我在唱挽歌，我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着。”

范墩子时常还会走进另一个梦境中：脑子里总是会闪现一个在黑夜中行走的少年，他在追寻着远方的一束微光。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少年范墩子以及小说中少年的小时候，总是以逃离的心态，去渴望追寻外面的大千世界。

而乡村呢？“我们还能回到乡土里面吗？”

“回不到了。但少年永远不会翻篇。”2021年的尾声，疫情期间一场线上特殊的访谈，“少年”范墩子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文化艺术报：

采访伊始，先要向你祝贺，恭喜蝉联长安散文奖一等奖。我记得第二届长安散文奖时，你是以《野沟札记》获奖；第三届长安散文奖，你以《河岸的风景》再次获得一等奖。无论是“用感官去实实在在地感知大自然最为神秘或细微的地方”，还是“在荒野里，风声萧瑟，大地空旷，躺在长满杂草的斜坡上，晒着暖阳，听着鸟鸣，似乎又重新认识了一次人间”。我的感受是，擅长编织故事的范墩子，对于自然草木、飞禽走兽的细微感知同样令人惊异。这场于你看来个人心灵的漫游史，字里行间似乎总是若隐若现地蕴含着渭北黄土高原上荒野里的“渭北味道”，好像在你的小说或者散文里，怪诞寂寥的文字风格和个人印记总是如此鲜明和突出？

范墩子：

所有的作家都在表达自我，表达对现实的认识，从对现实的敏感程度来看，我确实是个慢了半拍的人，并自觉地从心理上与当下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样选择，是避免自己被现实的洪流给淹没，也是为了避免肤浅的表达，从而更清晰地看到现实更深层的一面。个体是时代的缩影，个人内心的波动也是时代的精神变迁，当代文学中，从宏观的层面上去表达时代的作品，比比皆是。但与之相比，我更关注微小的、局部的和个体的。因而从写作起，我就试图在用最贴近自我内心的方式叙述，叙述现实的和非现实的部分。现实并非是风平浪静的，多数时候，作家更需要去发现现实背后所涌动的暗流，甚至也可以说，现实本身就有其荒诞的一面。荒诞的表达或表达荒诞本身，是让我有所期待的写作。现实并非只是人事，大多时候，我们还忽略了自然。于是，我的写作就呈现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用虚构的手段叙述现实的可能性，叙述现实背面的部分，人们所看不到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用非虚构的方式记录大自然的变迁，也可以将其称为自然写作，这样的写作，让我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宁静感，回归自然，表面是远离了现实，其实是让我更亲近了自己的内心。

文化艺术报：

第三届长安散文奖颁奖现场的研讨环节，还讨论到了陕西青年文学的发展问题。事实上，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在提到范墩子的时候，一定要加上“青年作家”，有时候这个定语会更精确地描述为“90后青年作家”——在陕西这片文学厚土上，在文学代际的接续方面，新一代的写作者力量稍显薄弱。诚然，一方面原因是陕西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曾经取得的成就太过辉煌耀眼，另一方面是否也意味着固守着“乡土文学”的版图踟蹰不前，青年作家们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要想写出来，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范墩子：

这和题材的选择没有关系。这二十年来，一天一个变化，作家审视生活的节奏甚至已经追不上现实自身的变化速度，因而难度自然要更大一些。曾经的文学黄金时代，早已土崩瓦解，今天的写作，必然要面对网络和科技的挑战。要我说，今天的文学生态是更为正常的。青年作家要突围，别无他法，只有坚守内心，用作品说话，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不被世俗和名利捆绑，老老实实地用作品为自己建立一个文学世界。一方面要找寻自己的根，这和“寻根文学”不同，因为在今天，多数年轻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另一方面要拥抱世界文学，向经典学习，学习那些一流的技术和写法。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了现实本身，而忘记了写作也是需要高妙的技艺的，也就是作品的艺术性。强调艺术性，就得用阅读激发自己的创造能力，而非故步自封，原地踏步地复制自己。

文化艺术报：

记得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是《簸箕耳》，这篇小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颇具魔幻色彩的现代派叙事方式和手法。而后在细读了《我从未见过麻雀》里的部分小说后，我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卡夫卡笔下躲藏在甲壳虫里的格里高尔，隐喻着被现代生活“异化”后，现代人的孤独与迷惘。而在渭北高原上，躲藏在荒野里，躺在麦田里遐思的少年，《摄影家》里摄影家的孤独，《啤酒屋里的流浪者》青年们的孤独，似乎与现代性的“异化”并无关联。卡夫卡的孤独与范墩子的“孤独”，是一种表象的模仿借鉴的关系，还是一种内在的文学意义上的共鸣？

范墩子：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好好去想过。卡夫卡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正如你所说，他的小说的确是在直面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但以我的观察，并非每一个人都喜欢卡夫卡，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江健三郎，他们的灵魂太苦了，太悲伤了，这也才让他们写出了那么多带有强烈痛感的作品。谈到孤独感，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略显忧郁的少年，这种性格到今天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我。《我从未见过麻雀》自序中，我写到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忧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所看到的现实。”从更广阔的层面讲，孤独感来自于对自我的怀疑、反思和重新认知，这和所处的时代并无关系。换句话说，20世纪作家和21世纪作家所面对的孤独感，实际上是一致的，都萌自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绝望。

文化艺术报：

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及至后来的《虎面》，再到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抒情时代》，梳理之下其实有一个清晰的写作路径：《我从未见过麻雀》是关于童年记忆的，《虎面》是关于小镇记忆的，从乡村少年到小镇青年，叙事的时间虽然在流动，但你记忆的原点，灵感的来源好像总也摆脱不了故乡，故事仍然以记忆中的“菊村”作为背景，这是你在不同的系列作品里，试图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吗？

范墩子：

对我而言，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故乡不再仅仅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可能存在于我童年的记忆里，也可能存在于我的小说里。以前我憎恨故乡的村镇，但现在我对那个村镇充满了爱意，我不仅能看到它黑暗的地方，也能看到它光明的地方。至于说是否在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我并不清楚，也从未刻意这样去做过。

文化艺术报：

在《用小说抵挡记忆的消亡》这篇随笔中，你谈及史铁生、杨争光、余华、莫言是你喜欢的中国作家。依稀可以看到，你的作品中继承了余华、莫言等前辈作家的先锋意识，我在《啤酒屋的流浪者》等作品中也读到了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一些意味。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的一条踏上文学道路的“文学谱系”。是哪些作家及作品滋养了你的文学审美和写作热情，并使你最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范墩子：

胡安·鲁尔福是最早影响我的作家，现在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读到鲁尔福小说时的震撼。那本薄薄的《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集》，我现在仍然会时常翻起。最早阅读他时，我觉得他笔下的乡村和中国北方乡村的现实非常相似，尤其是在贫穷的背景下对人性的拷问，加上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叙述风格，深深令我着迷。于是，我开始集中阅读拉美作家，在我看来，拉美乡村和中国乡村有着极其相似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起马尔克斯、波拉尼奥、科塔萨尔等拉美作家时会感到亲切的原因。我丝毫不会回避我对拉美作家的热爱。拉美文学对我的启示，就是对民间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展现。

文化艺术报：

三年前，我们有过一次对谈，那是关于《我从未见过麻雀》这部小说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愿意为乡村写挽歌，如果要为乡村写挽歌，意味着在我心里，这个时代可以翻篇了。我不承认我在唱挽歌，我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着。”时隔几年，对于乡村、小镇、城市化以及自己的写作方向有哪些新的思考？

范墩子：

生活在以一种我们极难感受到的速度变化着，因而要去捕捉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就显得艰难异常。我常常感到困惑、迷茫，尤其是在写作上，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生活在城市里，但我每天依然和乡村生活发生着联系，所以我必须在小说里直面这些矛盾的存在。我羡慕那些一辈子都在写城市的作家，我无法做到，因为我的生活集合了乡村、小镇、县城和城市的部分。之所以在小说里反复书写这些事物，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自己完全背离现实，我的心灵深处，有着对现实生活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心甘情愿做一个现实的记录者、时代的书写者，记录那些卑微的事物和灵魂，书写我心目中伟大的中国小说。题材并不决定了艺术层次的高低，只有平庸的作家，没有平庸的题材。

文化艺术报：

此刻，正值西安疫情防控时期，我们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进行一场特殊的采访。你近期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手头上有正在创作的小说吗？疫情是否某种程度上，会触发一个作家对于生命、苦难、死亡的深层次理解？

范墩子：

目前刚开始写一部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至少得写上一年吧。写长篇小说的一个好处，在于每天都有事情干，不像写短篇那么耗费才华和心思，当然，这是对我而言，并不绝对。写完上一部《抒情时代》后，我真正对长篇小说有了一种美好而又崇高的敬意。写《抒情时代》时，武汉经历了疫情，写手头这部时，西安又正在经受着疫魔的考验，仅从写作的心态上，就有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对生命、苦难和死亡的认知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停留在意念中，经历了这场生与死的大考，让我对人性的认识会更真切、更为真实。我想我会写出一些作品来表达这种感受的。

文化艺术报：

这次你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谈谈感受和未来的展望。

范墩子：

从写作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去表达这个时代转型的部分和变革的部分，也一直在思考着我和时代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现时代变迁、关注时代变迁中人的心灵轨迹和记录时代改革，是我写作上的一个追求。此前我写了长篇小说《抒情时代》，以此为时代献礼、为时代抒情、为我们这代青年人发声。但依然有很多问题让我感到茫然、困惑，这次现场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有很深的共鸣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工作提出的五点希望，让我印象深刻，在这深邃而又具体的论述当中，我也找寻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作为一名来自西北地区的青年作家，我深知自己身上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未来的写作道路上，我将继续扎根现实，从自我的经验当中找到这个时代的普遍性，传承好前辈作家留下的宝贵写作传统，并且在传承之中有所创新，探索自己的写作方式，挖掘更深的民族属性，在厚重的民间土壤中吸收养分，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吸收写作素材，塑造新时代崭新的人物形象，做一名合格的青年时代记录者、书写者。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魏韬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