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为《文化艺术报》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题词
去西部，找个理由去漂泊！作家王卫民算得上是一个“漂泊者”，当过乡村医生，远赴新疆开金矿，办过养殖场，他在这片广袤的乡野试验场自由驰骋。他的中篇小说《北风吹》，正是由这些带着狂野印记的阅历所组成的素材。不在书房里玩文字技巧，不哄读者，是他一贯秉持的写作原则。在故土中吐露新芽，对于乡土文学他有着自己的隐忧：乡土文学百年以及构建总体性，面临着不可逆挑战或瓦解，是一代作家的无奈，高楼代替了土瓦屋。
王卫民的文字里充盈着生活气息，这在他的小说集《野庄子》里有着充分的表达。越过眼前的崇山峻岭，他将对故土的眷恋化为对文字的执着：“坚持写，写出不矫揉、不做作、不无病呻吟的好作品。”
文化艺术报：读您的小说《北风吹》，被紧凑的情节吸引。读完我有这样的感受：您的小说似乎赓续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某种传统，即文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于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哲思。比如小说中有类似的阐述：“人的灵魂在金子的光辉表现出与金子光艺极不协调的色彩，却是人的本源性，而我更觉得，凡出金子的地方永远缺乏的是人性。”这样的叙述方式，想阐明的是作者怎样的写作意图？
王卫民：当作品中出现人的本源性恶，按我以往叙事习惯就该停下来作叙事以外的笔墨，至于你问的写作意图,这作品一样也不能图解的。而面对严酷的自然灾难，丑的人物被刻画、描写，这种写作意图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说出，在一定程度上鞭笞与颂扬就是显而易见了。《复活》中的人物，玛丝洛娃，面对法官时的内心独白，也是作者的独白，也就是常说的“一定是人物的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是对作者本身创作中的艺术要求。
文化艺术报：《北风吹》的整个故事我读得酣畅淋漓，但对于小说的结尾，作为一个读者的我却并不能感到完全满意。芨芨帕提沟矿区这个“价值观就是金子”的小社会，在一次雪崩后所有人的故事被和盘托出，人性在灾难面前面临着重重考验。但山东大汉几人掉进雪沟，白眉子苦心争夺的金子在飞机上散落一地，总让人产生一种以上帝视角来救赎人性的感觉。“好人有好报，坏人遭天谴”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吗？
王卫民：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在创作过程中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试想想，一群为金子而醉生梦死的特殊人群，善与恶较量，叙事中自然把读者的期待与最初设计的人物性格，以及留给他的故事，都是为他的最终结局的穷力。山东大汉一行掉进雪沟和白眉子不择手段弄到的金子，在上飞机时散落结局是一样的。小说一开始，白眉子这个还没有任何故事的人就出现了，随着灾难的描写和故事的推进，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渐渐被人记住。芨芨帕提沟是淘金者的天堂也是坟场，幻灭、复活都摆脱不了“丛林”法则。从秦岭来的被“绑架”，白眉子两肋插刀的义气行为也是他性格的一面。从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白眉在雪地里的表现就有些顺理成章。“水银老”临咽气之前说出了所有在芨芨帕提沟淘金人都想知道的秘密。这时他的贪婪之相初露。现实生活中的淘金人谁不想一夜发财，那么当一群人死里逃生，在一个早年废弃了的峒子里等待着活的时候，他竟在死人身上翻寻着“羊皮袋”的金子。他身上有了不少金子却换不了“山东大汉”一口烧酒。多么可悲的场面，贪婪的嘴脸一下使读者唏嘘不已。至于视觉上救赎人性的动意，在创作中还没有刻意。但“恶人没有好报”的这种结局方式的处理，不论是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作者的艺术追求，应是比较好的。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找个理由去漂泊，就是去黄金沟里去淘金。”在漂泊中，在西部，仿佛可以追寻到心灵的升华。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与当代作家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追求与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灵与肉”“性与死亡”来展开生命哲学命题的讨论，而且都有一种被“放逐”的悲壮力量。我能从这一维度理解《北风吹》吗，或者作者有更贴切的阐释角度？
王卫民：《找个理由去漂泊》这篇文章发表应是好几年前了，漂泊对安逸惯了的人不是什么好事。而我倒觉得漂泊二字本身就有诗意。我漂泊西部，有一组散文发表后有人说料想不到在我身上带着野性。西部漂泊的日子，独自一人在草原迎着漠风看长河落日。怀惴着梦，一愣就是大半晌，不知在思考什么。当遍体鳞伤不再下海了，才觉得值。就是那时积累了《北风吹》素材，包括植物地貌等等，而对人的思考则是无休止的。谈不上心灵的升华，起码没少考问。张贤亮几个作品中关于人性、生命、哲学命题等等，在《北风吹》里我不敢等同。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一定要写成。在自然界没有善恶说，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的思索，当以“人”去叙说、描写、刻画的时候，作者的立场、价值趋向、善恶界限自然就有了。“灵与肉”的故事与体现，就成为了哲学命题的思考。2009年我单骑独闯罗布泊，梦断楼兰，在荒原上迷失了几天，最后是以楼兰文物保护站的红旗为参照物才得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过塔里木河，历时22天活着回来成为一段传奇。那是一次灵魂炼狱和洗礼、升华。在无助与绝望中重生，体会的不是“大漠孤烟直”，而是对“活着”的渴望。《北风吹》有绝望、无助，其中人性善的一面表现没有刻意去与恶作对比，更是人的本性理所应当。这一群人的结局各有不同，获救的、掉进冰隙的，熬不住死在峒子里的，却无一不悲壮。
文化艺术报：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商洛作家以群体的面目走向文坛，“当代商洛作家群”的称号在陕西文坛日渐为人所知；大约在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萧云儒在谈及这一群体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商洛作家群总体上是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以农耕文化、村舍文化、土地文化的视觉来解读当下社会。”创作视角聚焦于乡土文学，从而没有走出农耕文化这一背景，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您如何评价“当代商洛作家群”的文学现状，又如何审视乡土文学？
王卫民：关于商洛作家群的现状，我不敢妄言评价。只是觉得农耕文明渐渐远去，随之一种文化也就面临淡出。自古以来的商山洛水文化和文学积淀，就是萧云儒先生的评价那种，村舍、土地视觉背景。具体到小说创作上离不开村子、林子、水湾、农人耕作等等，那么这些元素和素材在当下利用上面临一种困惑。去的没走远，来的没跟上，已经形成一种定势的创作方向，还要注入新的手法、技巧、语言、叙事结构。而独领风骚，新锐创作的作家和作品一下子还没有一眼就看到。我接受的文学启蒙就是乡土文学，《创业史》《红旗谱》《暴风骤雨》《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正是这样从给班级主办“黑板报”走过来。我也写过都市题材的小说，但不如农村乡土题材的顺手。高楼大厦、街巷、社区，在我眼里就成了崇山峻岭、山村院落，都市人家油烟机“訇訇”的飘散着午饭晚餐的气味，怎样也没有村子上空的袅袅炊烟亲切。应该说是我守旧落后，眷恋着故土或昨天烙印太深太重。可是我在小说创作中，努力地克服着过去乡土文学作品慢节奏的叙事，以适应当下读者。乡土文学百年以及构建总体性，面临着不可逆的挑战或瓦解，是一代作家的无奈，高楼代替了土瓦屋。我的“石村”系列中多是批判村干部、镇干部怎么不好。而近几年农村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中多么不容易，坐班、签到，那么作家就不能再去专门挑刺，管窥蠡测，塑造刻画没有正能量的人物了。作家更要与时俱进，不能总在说过去怎么写。
文化艺术报：我知道您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当过乡村医生，远赴新疆开金矿，办过养殖场……同时，在您的小说里，我感觉，似乎您对于底层人物的心理刻画和语言描述熟稔于心，这使得您的小说更具底层气质。生活这片乡野试验场，为您的小说创作倾注了哪些文学元素，或者说，在一个阅历丰富的作家看来，什么是文学？
王卫民：关于这两点，首先肯定是我不是什么有天赋的人，更没有什么灵气，正如你说的，经历、阅历、顺风、顺行都有。先是思考，这思考包括生命的思考，这其中的焦虑思考得头都疼，然后提炼、找点。刘庆邦把这叫种子。找到点或种子时动笔了，储存的生活、思考焦虑过后的凝结的东西就用上了。形象化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情感。首先是生活，麦苗儿和韭菜分不清，看见一片绿，就大谈今年是丰收年，多少还是有点儿滑稽。表达思想更是生活的体验和体悟，缺乏生活的表达一定是苍白无力的。之所以贾主席给予我小说肯定和评价，还是我生活厚实的原因，作品才耐读。这就是你说的我，倾注的元素。一个成功的作品元素很多，包括政治上的、时代要求的、作家自身的“三观”，作家驾驭材料的能力等等。写小说，单凭生活不行、锤炼语言是一个小说人的必修课。至于让我谈什么是文学，这本身是有定义的，定义之外的理解，用美妙的（小说）语言把你的思想，还有你想提出来叫社会解决的问题，通过故事或人物（情节、细节）表现出来了就“文学”了。缺少这些了，就没有文学性。
文化艺术报：这次获得柳青文学奖，对您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大的肯定。柳青精神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会产生怎样的文学共鸣？对于您以后的创作道路，会有哪些启发和思考？
王卫民：柳青精神永远是像我这样的乡土文学作家学习、崇拜、敬仰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底层生活、关注平民，这是他在皇甫村14年与这里的人民和泥土粘合在一起、春种夏播秋收获，创作出的《创业史》不朽的根本所在。我去过皇甫两次，最近的一次就是这届柳青奖颁奖的那天，每次去都有感动。2018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体验生活项目，驻在乡下，体验生活半年之久，几个月后开办“农民课堂”，一发不可收，到2019年底已讲了50场。其实，我办的养殖场已有25年了，挣钱多与少不重要，主要是有理由回农村去，春天地里挖荠荠菜的老人，秋天山上采野菊芋的乡邻，谁家盖房子待客等等对积累有益，修村道了，换村干部了，我显得很操心。“石村”那么多的故事人物，生活状态，如果在书房里凭玩文字技巧，即使骗过自己，压根儿哄不过读者，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文学导向，柳青精神必将会发扬光大。对我的启发和思考最终成为压力的，是要坚持写，写出不矫揉、不做作、不无病呻吟的好作品。
文化艺术报：目前手头上有正在创作的小说吗？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能否提前向读者透露一下？
王卫民：长篇小说《泥峪川》已经脱稿。是民国时期，家乡泥峪川一家几代人的命运。水患、瘟疫、土匪、饥荒、一家人失散，直到那一年，终于团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浅水湾》是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申报项目作品，写当下农村的事。一个孤儿不甘屈辱，走出浅水湾，日子一久跟上人做大理石，他知道自幼到长大，没离开过的浅水湾背后的山全是大理石，他被“招商引资”回来了，却遇到了许多人际和政策上的问题，土地、环保……目前正在二稿修改中。我没有大的计划，这两个长篇丢过手，暂时不写长的，写中短篇发表园地多。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编辑：张瑞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