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大众拥抱诗歌没什么好处 我不看重大众

导语：廖伟棠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

他是大陆人，生长在广东，曾经在珠海工作；他是香港人，22岁时因为港人内地子弟的新移民政策移民香港。

他是叛逆少年、城市的闲逛者，少年时留长发玩音乐搞文学，一心要从家庭独立，后来写诗拍照走遍天下，没有一处是故乡；他是良夫慈父，陪妻子读书在北京一住就是五年，为了照顾孩子定居香港，每天接送、陪伴嬉戏。

他是波西米亚的吟游诗人，诗句中充盈着浪漫的欧洲气质；他是坚定的汉语复兴主义者，努力探索汉语被遗忘的潜力，在外国出诗集也要坚持中英对照的印刷方式。

他是性情而固执的人，为了坚持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惜和朋友绝交，无法忍受谎言，立场绝不妥协，因此在社交平台上总是呈现出一种激烈的状态；他是温和又友善的人，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随和、实在、超nice，对待朋友真诚不做作。

他经常被人骂作港独，认为他出身大陆却不为大陆说话；他却一直从身边做起，让陆港两边的人们都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对方，促进两地友好的民间交流。

然而这一切在他自己看来又是完全说得清楚的——

他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族的划分对他而言本来就特别可笑。而自己的性格也不喜欢以任何一个地方为家，故乡感比很多人都淡薄。

他说自己是摩羯座，责任感强，算是漂泊的人中比较顾家的。广东有句话叫“有多久风流，你就得吃多少苦”，自己做的这一切值得。

他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和强大的文化有自己的调整能力，中华文化要有各种声音、各种代表，只是一味地回去，这个文化就要灭亡了。真正的中国是内化的，要深入到血脉中去，有必要让不懂汉语的人去感受这种最质感的声音之美、字形之美。

他说自己如果跟一个人争吵，是因为把他当朋友，看重他。自己的激烈是被公众平台放大了、被文字选择性呈现了，现实里并没有那么直观。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让大家的视野变得更清晰，有责任促进沟通。

他说陆港矛盾就是因为永远都是双方人民里最粗劣的一部分被看到了，彼此永远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媒体也乐于放大这个缺点，其实双方都不真正了解对方。没有哪一边要搞独立，而是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起来。

这就是廖伟棠，一个永远只做自己的人。就算创作也一样：人人都拍美图的数码时代，他手里的相机还是胶片的，极少使用三脚架、有意拍摄颤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因为这是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诗歌回暖的时代，他不看重大众、不俯就大众，绝不为了获取大众而改变自己的诗歌，即使自己曾经的风格受到欢迎，他也继续实验、变化，不定型自己，不追求文学史意义，因为这是他对诗歌文学的理解。

（采写：徐鹏远）

廖伟棠，1975年出生于广东新兴，后移居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诗组及散文组冠军，香港中文文学奖散文组冠军，诗组及小说组季军；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诗组首奖，联合报文学奖诗组大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

“有多久风流，就得吃多少苦”：我是漂泊的人中比较顾家的

凤凰文化：很多资料都说过您并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但当初还是费了很大劲、折腾了很久才申请入港，所以移民香港的决定就完完全全是为了家人的团聚？

廖伟棠：其实刚刚相反，就刚才形容的状态，首先我的申请是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家里人就替我申请，因为我爸在香港。

凤凰文化：不是您自己去申请的？

廖伟棠：对，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给我申请，一直没有批准，据说当时要批准的话都得送钱什么的，我们也再没有去问这件事儿，然后就忘了这事了。后来一直到了1997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我已经二十一二岁了，突然通知说批了，而且因为我申请太久了，所以我成了被批准的人里面的第一号，就是所谓的001。就是很偶然地得到了这个身份，且我们全家人都忘记了我们申请过，当时还蛮犹豫的，因为在大陆已经工作一年了，在电视台里，来香港也没有什么把握。当然我爸爸他们还挺希望我来的，因为他们年纪也蛮大了，就希望我过来。那就为了他们过来吧。

您说以香港为家这种想法，我这个人性格就不喜欢以任何一个地方为家，包括我的故乡感其实比很多人都淡薄，我也没有很强烈的同乡意识。我刚来香港的时候，的确是像一个过客一样的，慢慢的有一些事情发生，令我对香港的认同感多了很多。尤其是2000年以后，有很多保育运动，比如反WTO还有保留一些码头什么的社会运动，我参与进去的过程中的确多了很多认同感。

另外一个是对香港文学的接触，尤其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香港作家，像西西、董启章还有蔡炎培，包括比我先来的一些人，他们比我更理解香港和香港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会慢慢地发现香港是很可爱的，而且香港有一些在传媒和政府宣传以外的部分——草根的香港，相当可爱的，慢慢地我对香港那种家的认同感大了很多。

到了这两年小孩出生以后，我离开香港的时间就少了，更多的时间待在香港，走不开，其实挺无奈的。以前我每个月会飞两次，因为我也是摄影师，会为杂志拍照，我住在机场旁边就为了坐飞机方便，现在这两年就少了。

凤凰文化：您刚刚说当时来香港是家人帮忙申请、父亲希望过来，然后您就决定过来了；现在放弃了频繁的飞行是为了孩子，要安定一些。

廖伟棠：身不由己一点。

凤凰文化：都是为了家庭。您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吗？您总说理想当中是那种闲逛式的自由生活，这好像跟家庭有一点冲突？

廖伟棠：对，其实我是属于漂泊的人里面比较顾家的。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我是摩羯座，摩羯座都比较顾家，而且责任感比较强一点。但是经常我会一有机会就出去，好像过去几年我每年都去一趟西藏，都去给自己一个呼吸自由空气的感觉，去到西藏就感觉去到另外一个星球，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

凤凰文化：既然这么向往自由、流浪的生活，为什么还要选择建立家庭？在您的构想当中，家庭是什么样的，您是不是也渴望这种家庭的生活、亲情的关系，并宁愿为此牺牲掉一部分个人所追求的自由？

廖伟棠：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或者说在我有小孩之前，我起码玩了有20年，到处走，最长时间就是去北京待了五年，这五年我也满中国跑，当然从北京回到香港以后我就满世界跑，到处去。我觉得一个人玩了这么多时间，应该回来承担一些责任了，广东话有句话叫“有多久风流，你就得吃多少苦”，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也值了。但是我也希望比如说我的小孩，像我一样非常独立，十几岁能够离开家庭——我就是十几岁开始不依赖家庭生活——这样的话我就又可以再玩十来年。不过现在被绑在家里，也有别的好处，就是出版的书也都可以读一下了，现在我基本上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就有点像我用在旅行上的时间。

凤凰文化：那您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什么上？就大众而言，好像您现在的专栏、评论让大家熟知的机会要比诗大得多。

廖伟棠：这也是因为小孩出生以后，我答应写的专栏多了，不仅是为了赚奶粉钱，也是因为我留在家里又不能去拍照，那就只能写，看了书、看了电影就写，写的专栏多。以前写过时评，后来觉得那个玩意儿太伤害自己的笔了，还是不写罢了，而且每次都会引起很多无谓的争吵，立场还是比较尖锐的。而且我的身份，你知道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个原罪一样，一谈论什么，马上就会有人说你是香港人。

诗其实我一直都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产量，而且我是很固定地在台湾出版我的诗集，因为台湾的阅读氛围特别好，出版社也比较有承担，虽然出诗集肯定是不能赚钱的，但是也不像某些人认为是票房毒药，比如说我的诗集肯定是不会亏的，卖几千本没问题，但是想卖几万本是不可能的，我自己都觉得是疯了的事情。我会在网上发表，在我自己的微博、微信第一时间就发表了。我基本上不会在官方刊物发表，除非是好朋友主稿，我就给朋友面子，因为首先我不喜欢官方刊物那种纯朴的官僚气势，另外一个我也不喜欢被审查。比如说我给你十首诗，你要发就都发了，你要不发，那你不能改我的或者删我的句子，文章我还可以通融，诗没有办法，这是我毕生的事业，我会用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不能有一点被别人干预的东西。但是现在大陆有一些民间的刊物我还是支持的，他们要稿我肯定给，好多都没有稿费的，但我一定会支持。

凤凰文化：我总看您的微博、朋友圈，您现在一天的时间除了读书、写字，剩下的时间就是照料孩子或者陪他玩耍。您作为一个70后，并不是那种中国传统式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态度，但是您也不像比您再小一点的80后做父亲，您在中间好像是既带有一点传统的，同时又跟孩子做朋友的这种，您会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相伴的时光。我不知道这个跟您本人和您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相处模式有没有关系？另外您刚刚说到十几岁的时候，您就不太依靠家里了，那个时期正好是青春期开始，一个人开始独立的时间段。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段，您写诗或者别的表达方式，因为您也玩过音乐，以前的照片留过长发，算是一个很叛逆的少年吗？还是说尽管追求独立、不依靠家庭，但是跟家人的关系还是非常和谐的？

廖伟棠：和谐肯定说不上，在我20岁之前吧，15岁到22、23岁之间，这是我最反叛的时候，那时候一心就想当个艺术家，结交的朋友就是三六九流的朋友，不但是艺术圈的，甚至一些混混都有。而且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开始给杂志写稿了，我最早的作品就是17岁写的，发表诗、散文、小说，还去参加一些文学比赛，就是想尽量让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不用依赖家人。

但是像我父母很不一样，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浪子的人物，他原来做过水手，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最多两三次。我小时候母亲跟我一起生活在农村，母亲给我的教育非常好，我觉得她很不一样，她虽然是农村妇女，但从来不打骂我，而且对我的一些奇思妙想都给予支持。比如我想搞个花园，她就真的帮我把花园搞起来；当时我在农村看到书上有玫瑰花，我说我想种玫瑰花，我妈真的弄到玫瑰花的种子给我种。这种教育我觉得很纯朴，没有什么理论。后来当我长大了当了父亲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教育理论很喜欢，比如说德国的华德福教育、意大利蒙台梭利教育，我觉得我母亲当年没有这些理论，但无意中跟这些教育理论一样，培养一个小孩子独立性、培养他跟自然万物之间的亲近，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教育也是想给予他这些。但在香港很困难，比如说我的孩子上学离家挺远的，但是那个幼儿园是香港唯一一个蒙台梭利教育的幼儿园，在那里他不用学写字、学那些各种填鸭式的东西，只是很快乐地玩，很小的小孩自己做饭做蛋糕，自己当木匠钉凳子什么的。这是我小时候在农村很自然发生的事儿，但在香港要交一笔钱去做，但是还好，起码还有选择，我就让他去那里学习。

我挺感激我十岁之前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日子，完全是放羊状态，但同时我的外祖父是个老师，他给予了我阅读的支持。我记得我小时候想买书，他们从来都不劝阻，都会给我钱买书，虽然家境也不是特别好，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书柜的书了。很多东西都很巧合，后来到了中学也很意外，我读的那家中学其实是一家二流中学，但图书馆特别好，我记得里面日本文学就有两百多本，我在高一的时候已经读到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后来读了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所以我的阅读习惯、阅读品位，那时候就培养起来了。

既是公民又是知识分子，加起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您算是一个激烈的人吗？您的文章也好，诗某种程度上也有，更多是像微博这种公共的自媒体平台上的发言，从来不缺少态度和观点的自我表达，也经常可以看到您和一些具体的人针锋相对地论争乃至争吵。您一定要强调某种正确或者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吗？

廖伟棠：对，有的时候我比较固执。我属于比较性情的人，不会顾虑太多，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有时候朋友绝交都在所不辞。而且其实我如果跟一个人争吵，还是因为把他当朋友，还是比较看重他，所以他的某些观点令我失望或者什么。公众平台有时候把人的某一面放大了，无论是我或者跟我争吵的人。其实有时候回到现实并不是那么直观，就像很多人见到我以后，都会觉得跟在微博上看到的那个我不一样，会觉得我挺随和的挺nice的。还有人看到我的诗觉得见到我会失望，诗那么凄美，怎么人还挺实在的，我就跟他说这个很复杂的，而且你去阅读我的时候，你是选择你想见到的“我”，其实在我的文字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个“我”，只不过你只看到那一个而已。

另外涉及到历史、政治，因为自己也曾经是被蒙蔽过的人，所以现在在一个稍微开放的视野去看世界的时候，当然看到一些人还在糊弄人就会无法接受。我最受不了就是谎言，不是立场，因为立场大家可以并存，但是你如果还想再去洗脑别人，这是我最反感的，而且尤其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首先不说启蒙，起码应该让大家的视野变得更清晰，另外应该致力于沟通，而不是致力于两个文化之间的隔绝。就像陆港矛盾的时候，有的知识分子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力求把两个对立起来，而有的知识分子是力求沟通、力求呈现不同的声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谓的撕逼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回到文学上，我还是蛮严肃的，因为毕竟也是自己从事了差不多20年的事情，也想了很多。而且我很不喜欢现在对待文学有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解构的，当然这种解构当你面对一种政治话语的时候是蛮有效的，但当你把这种解构泛化到生活的每个方面时，你就觉得任何东西都不值得重视，任何东西都不值得珍惜。

凤凰文化：就是陷入一种虚无。

廖伟棠：对，这种虚无很可怕，比对抗还可怕。

凤凰文化：回到公共平台的问题。我不知道香港这边大家用Facebook的情况，至少在大陆用微博这些年，大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太多的人，即便不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以知识生产作为职业的人，也都在表达态度，这个时代充斥着观点，大家开始慢慢变得厌烦了，甚至慢慢开始怀疑了，这个跟刚开始好像不一样了。

廖伟棠：谁都想不到微博会成为这么一个一点意见就会很快发酵成一个公众漩涡一样的地方，一开始公知还算一个正面的事情，后来物极必反。但是骂公知我觉得不是完全自发的，背后肯定有一定的引导。我至今也不忌讳公知这个名词，即便它被污名化了，你可以这样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是不一样的，公知已经被污名化了，但我们还要不要做公共知识分子呢？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尤其在20世纪以后，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可以躲在校园里面谈学术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公民，而你既是公民又是知识分子，加起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后来大家转向微信，其实微信蛮无聊的，我比较不玩微信，至今我的微信朋友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是同声同气的人，你得不到一种真正的激荡。那种思想激荡不一定说非要吵架，有时候你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时，微信圈里面就比较少了。

凤凰文化：而且朋友圈好像是一个后花园，微博则好像是一个广场，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表达微博那种东西，而更喜欢生活化的展示。

廖伟棠：对，像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好几次都看到有朋友在微博上说还是回到微博说话有意思，尤其一些大的社会议题出现时，你会发现能在微博形成一种讨论和共识。微信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那种互动是隐蔽式的，只能看到共同朋友的留言，这点我觉得挺不好的，挺自我保护的。所以我现在花在微博上的时间还蛮多的，也挺喜欢这种氛围，我也不忌讳跟人吵，有时候吵就吵吧，没关系。另外这一两年来其实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的确是少了，而且大家也很谨慎了，当然这种谨慎也未尝不好，大家都深思熟虑一点，可是肯定也有自我审查的意味在里面。

凤凰文化：就是您还是会觉得这种观点或者说姿态的一种充斥不是一件坏事？

廖伟棠：我觉得不是坏事，生命越喧嚣越好。

凤凰文化：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未必是完全出于自我思考的自然发言，有的可能就是要表明某种立场、展现某种姿态，借此可能会获得大家的欢迎，实际上变成了某种投机。

廖伟棠：对，这个也是我特别留意到的，而且这个在中国特别矛盾，这其实取决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期许是什么样的，你是认为民智未开呢，还是认为有一些醒来了。当然老实说民智未开的人应该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时候也会盲目地追捧某一种立场，盲目地攻击跟自己相反的观点。我每天都能碰到一堆人上来骂，有礼貌、有理有据去说点事情，这些人也像僵尸一样一窝蜂的骂，骂得我都灰心了，对这个民族也失望了。但我会去看那些正常互动的人，我觉得这些人虽然占了少部分，却是将来建设中国的一个中坚力量，我对他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有些人将来思维也是会改变的，有的人被迫妥协等等，但毕竟这些人存在，而不是完全没有。总之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平台，总比以前没有这个平台要好。

凤凰文化：所以您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期许，包括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还是比较传统的观点？

廖伟棠：你说传统应该说是一种西方传统或者说更早期的儒家。更早期的儒家是强调入世的，很强调与民共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孟子是中国最早有先进思想的一个人。当然西方传统里面，其实左右派的观点我没有接纳，我原来是很亲近西方左派的，不过慢慢地我的立场更唯物主义。但是我觉得苏珊·桑塔格是一个标杆一样的人，知识分子在很多事情上面可以向她参考，就是不忌讳发言、不忌讳反对过去的自己，我很欣赏这样的做派。

现在的中国我觉得其实是一团糟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更重大。我们在港台相对而言发言的自由度大一些，既然有这个自由度，我们就应该更大胆地利用这个自由度去说一些话，而不是说因为人在港台，就有一种被“招安”的资本。既然享受自由，就更应该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为止。

出生在数码时代的人所认识的黑夜不一样了

凤凰文化：除了这种观点、姿态，因为您玩摄影，所以我想说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泛滥的东西，就是影像。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影像时代，摄影器材变得越来越普及，数码化让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多简便的修图软件，所以导致这个时代一方面摄影似乎成了人人都在干的一件事情，甚至喧宾夺主了；另外一方面美图越来越多，但传达出来的审美似乎越来越单一，大家对于美的理解越来越狭窄了，比如大家都追求大光圈浅景深高饱和。您作为一个玩摄影的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影像时代，所谓专业的摄影师专业在哪里，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是什么？另外我觉得任何一件事背后都能传达一些心态或者说意识层面某种不自觉的东西，包括对于图片越来越单一化的审美，您觉得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灾难？

廖伟棠：我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或者摄影家来说，当然可能意识到摄影对于民众来说更容易了，对于自己来说就更困难了。其实特别像两百年前摄影术刚发明的时候，当时对于绘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意识到你画得再真实、再逼真都比不上一张照片。结果就在这时候，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等等诞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危为“机”的一个过程。我想在现在这种人人都有手机、有单反的时代，如果要做一个摄影艺术家的话，你终于有机会去想什么是摄影的本质，想更深化摄影的东西。你要改变你的概念，改变你的思维定式，甚至改变你的美学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看现在的摄影艺术家们能不能像当年的画家们那样进行一次革命，我想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么做。

另外采取传统摄影思维的摄影家，比如说做记实摄影的人，我想他们的难度也更高了，这时候靠的就是你的人文修养、你的耐性。比如说你去做一个题目，你会去花几年深入一个地区，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做不到的，现在很多玩摄影的人都号称自己是人文纪实，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文纪实就是说拿着一个相机扫街，这样就是人文纪实，但是这都是一个皮相，你还是要进入到一个群体、一段时空中去，才能够拿出来。所以这时候对纪实摄影师也是一种考验。

我自己在纪实摄影和实验摄影两方面都有涉猎，这几年因为没办法出去，纪实摄影这方面我就放了很少的力气进去，只完成了一个项目，就是《寻找仓央嘉措》，去了三次西藏来，但其实我觉得很遗憾，应该起码出去半年，可惜三次加起来才一个月。在家的时候我会去思考，我在做一些关于摄影本质的摄影，关于摄影的摄影，因为本雅明说“摄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我就从复制这方面去想，既然它是复制，就应该去强调它的复制性，实际上也是点出摄影的希望。我前两年参加连州摄影双年展还有香港摄影双年展的作品都是这一系列，关于复制的思考。我觉得到了人人都拥有美图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什么是丑图？丑图在哪里？那是不美的图。那些废图是什么？比如森山大道有一本摄影集，我特别喜欢，但不是他著名的摄影集，叫《再见摄影》，里面全是他的废片，这个在今时今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数码相机，很多人习惯一拍马上就回放，回放一看拍得不好就删掉，但以前胶卷时代，拍得不好的照片也会留下来。其实不好的照片未必就不能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或者你个人的记忆，比如我看小时候的照片，有些拍得很差，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像一个刺点触动了我的记忆，如果是现在，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这张照片已经被删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胶片摄影的一大好处，因为很多时候你要隔一段距离去看，你才知道这张照片是好的。就像现在有一个美国人，他在北京收购很多废底片，在废底片中挑出照片来做展览。很多东西在历史上留下，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学者的主观意图，很多时候是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我作为艺术家特别关注的。

凤凰文化：所以您在技术上是一个怀旧派吗？

廖伟棠：用底片这个你说怀旧也可以，但我觉得现在也都变成前卫的了，现在用底片完全是前卫的，而不是怀旧的，因为你连冲洗什么都得自己去做。当然我用底片跟那些沙龙摄影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追求那种唯美，比如说我极少使用三脚架，我喜欢那种颤抖的影像，模糊的影像；或者说用底片晚上的时候会很暗，数码相机有高感光度，但底片没有高感光度，你就会拍出一些很黑暗的影像，我拍夜景从来就是拍成黑的，本来夜就是黑的，你为什么要把它拍亮呢？这些其实是技术对我们世界观的改变，一个出生在数码时代的人——比如说我儿子——他认识的黑夜跟我认识的黑夜已经不一样了，黑夜还是那个黑夜，只不过技术改变了你对黑夜的认识。

廖伟棠摄影作品

凤凰文化：我发现您好像最近两年的诗歌风格好像变化有点大，至少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您以前那种诗歌的气质其实是很吸引我的，我在那儿好像能看到一个旧欧洲游吟诗人的形象，而且读诗的时候能够在脑子里想象一个特别浪漫的青年的形象。但是这些年，您的语言越来越自由，而且很多意象不论雅俗，很多生活化的东西都进入了，而且您的题材似乎也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达。

廖伟棠：对，尤其这一两年是一个统合的过程。在这之前的十年，我试验过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写很现实主义的诗歌，白描的诗歌，写很政治倾向甚至像是街头煽动性的诗歌，或者那种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的我也试过。这两年我慢慢统合起来，比如说我这两年写作一系列我称之为伪政治诗，它是跟一个政治事件有关，但不注出来，你可能看不出来是写什么的，我是想把政治内化到文学里面去，而不是让文学成为政治的宣传。包括对现实的内化也是，我不去俯就现实，现在很多写现实的诗人是俯就现实的，比如说某些打工诗人，他们被现实绑住，我觉得诗人跟现实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的。

这两年慢慢统合，包括对传统的学习也是，当然跟自己的年纪也有关系，毕竟快40了，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以前是玩心很重，是时候把玩过的东西重新整理一遍了。

北岛在2015年香港诗歌之夜期间拍摄凤凰文化《春天读诗》

北岛是我们的开拓者庇护者 当代诗人遇到困境才成为中国诗人

凤凰文化：您刚才说自己的诗歌启蒙阶段正好赶上了朦胧诗那个年代，您现在和北岛的关系也很好，而且这几年的香港诗歌之夜都是一起来做。但是从诗歌风格上来讲，您跟他完全不一样，甚至从诗歌史的角度，是两代人。

廖伟棠：我们那一代都是所谓的“pass北岛”、“pass朦胧派”成长起来的。

凤凰文化：对，新一代崛起都有一个“弑父”、“弑兄”的阶段。

廖伟棠：对。

凤凰文化：但是沉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至少在大陆的文学爱好者眼里，那一代诗人，特别是北岛，它像一面旗帜一样的，成了大家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情结。我不知道您本人怎么看待北岛和他们那一代人。

廖伟棠：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韩东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长兄为父。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真的就是一个开拓者，某种程度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庇护者，或者说代替我们受难，他们先出来，矛头很多让他们挡了，我们是在后面享受成果的人。老实说，我对他们还是带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尤其像北岛、多多、杨炼，他们某些做人方面的风格我也蛮欣赏的，他们的倔、某些程度又很宽容，跟后面更年轻的一代又不太一样。

但是诗歌风格上，大家完全是分道扬镳的，甚至包括多多、杨炼，诗风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代70后、80后诗人，直接阅读外国、跟外国同步化要比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人更强，他们是后来出国之后才遇到这个机遇，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大量阅读最新的诗。所以像韩东说的，他们是我们的兄长，但他们可以充当我们的父辈，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能有同样的父亲，甚至我们对同一个父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洛尔迦，他影响了戴望舒一代，影响了北岛、顾城一代，甚至又影响我们这一代，但我们每个人接触的洛尔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对当代社会的态度，他们那一代、包括第三代诗人，其实都是那种敌对关系是很紧张的，他们对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全球化，都是剑拔弩张的，当然我们也反对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不是完全把它拒之千里，我们更愿意去认识它或者愿意去摸它的底，像是深入敌阵一样，这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对凡俗生活不是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或者藐视的态度，但是你看像多多、芒克他们，真的是很高傲地面对尘世。

凤凰文化：您会在诗歌层面上怎么去评价他们？诗歌本身的价值和它的历史价值，是可以分开来谈。

廖伟棠：我有一点还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比如说北岛，像《回答》这首诗、还有他写遇罗克的诗，这是北岛自己都尝试否认掉的，他说带有政治色彩。我恰恰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诗，我觉得政治本身并不是非诗的，既然政治在那个时代那么大面积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那它进入诗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像郭小川的诗都有他好的一面。再比如郭沫若的诗，压根就不是政治诗，他直面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里面的一些关系、一些阿谀奉承的东西，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是好的政治诗，因为他就是直面政治。像北岛还有顾城早期的一些诗，很坦率地让政治进入自己的诗歌，我觉得这是他们诗歌的好处，所以我更喜欢他那些诗。

凤凰文化：那对于他后来的，可能在诗的层面上更纯粹、探索更远的那些诗，您觉得不如从前？

廖伟棠：北岛还有一首诗我特别喜欢，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他刚刚出国去，他的诗集叫《在天涯》、《零度的风景》。那批诗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是当时他的个人状态很不好，他流亡、漂泊不定，甚至很贫困，在他的诗里你能感觉到，那时候北岛真正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诗人。中国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传诗歌，像杜甫他是把自己一生写到诗里面去，而中国当代诗人，当他遇到困境时，他就会成为杜甫那样的人，他会更意识到个人的命运，而不是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所以我也特别喜欢他那一段时期的诗，包括多多我也喜欢他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漂泊不定的时候的诗，反而他回国以后的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突破。

廖伟棠诗集《衣锦夜行》

廖伟棠最新诗集《春盏》

诗歌从来没有大众过 大众拥抱诗歌不会有什么好处

凤凰文化：其实像北岛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非常独特的存在于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好他在那样一个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他跟大众做到了紧密结合。

廖伟棠：主要是那个时候诗歌没有碰到对手。

凤凰文化：对。

廖伟棠：那时候没有娱乐、没有选秀，甚至没有网络，所以诗歌意外地成为了导向。

凤凰文化：其实在此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也有过诗歌和大众的紧密结合期，当然它们各自的形态和原因不一样。随便挑一个，比如5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紧密的结合，当然那个是政治的因素，同时那种诗歌风格更民俗化一些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是诗歌和大众的一个亲密状态。像您刚刚所说的，诗歌现在有这么多的对手，那在这个时代，大众还需不需要诗歌，或者说诗人还需不需要大众？

廖伟棠：我的看法是比较自由的，我当然也绝不藐视大众，但我不看重大众，我绝对不会俯就大众，或者说为了获取大众而改变我自己的诗歌，因为在我心目中诗歌应该是最前卫的，大众可以跟随而来，或者说大众可以来跟我打架、跟我争吵，但是不要让我去俯就你的趣味，也不要让我俯就我自己曾经的趣味。比如说我以前有些爱情诗挺受欢迎的，经常有读者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不写那些东西，我说那没办法，我现在就写我现在的东西，我也不否定过去的我，那已经过去了，那是过去的我。

我觉得现在诗人真的要破除幻象了，任何走红的诗人都要清醒一些，不要以为能够恢复到盛唐，其实那都是幻象，只有你意识到这些都是幻象你才能写好诗，你不要再妄想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明星绝对不是好事儿，成为明星意味着你被误读的机会也多了。像余秀华她成为明星，她很痛苦的，我跟她交流过，她唯一的好处就是书卖得好一点、改善生活了而已，另外有一些机会到处去旅行，但是她的诗真的有几个人真正读进去，她那些不流行的诗、那些晦涩的诗、灰暗的诗，往往得不到认可。所以不要奢望这种认同，要意识到诗歌已经成为小众艺术了，它只是偶尔会被大众接受，从容面对吧。

凤凰文化：您是说它已经成为小众艺术了？

廖伟棠：其实它从来没大众过，你说唐朝它成为大众，不是因为诗歌，是因为诗歌已经成为官员、读书人的必要修养，它本身成为一种社交工具，这样才大众化了。所以现在大众拥抱诗歌不会有什么好处，对诗人来说一定要格外清醒，不要被忽悠了。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