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找不到《一个人的课堂》，但有很多人在关心它

《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曾经过年票紧张，坐绿皮火车，没有座位，在过道里蹲了一晚上，同在一起旁边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坐在自己的蛇皮袋上，里面是棉被，五十多岁起来像七十岁的人，粗糙的手指头缠着一小块纱布，渗着暗红血渍。他没有手机玩、也不抽烟，旁边是乌烟瘴气的烟草味道和来来往往的呵斥声，只是默默地沉思状态，我攀谈起来，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邵东的，以前是老师，民办教师，教了三十年的书，后来没得教了，只好跟村里人出来打工，搞铁路护坡。那一刻，我肃然起敬，心里非常难受，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的话，我肯定会是他的学生，他也会是我的老师，一个威严的老师，透过他面部轮廓，能想象他拿着教鞭在教室里踱来踱去、扯着长长的声音背诵古诗词的样子……我觉得我要他把写进我的电影……电影《一个人的课堂》创作缘起。”

导演李军林在微博中这样写过他创作《一个人的课堂》的初衷。

1月16日上映的电影《一个人的课堂》，在院线一众国内外大片的夹击中，几乎算得上是悄无声息。而影片直面乡村代课老师、留守儿童和老人的问题，却让不少关注这些社会现实的人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上千场的包场行动，从上映第一天排片量不足几乎为0，到20天之后（1月26日）排片量达到0.02%。

《一个人的课堂》温州站的放映现场。

不想煽情，只想让更多人认识这群教师

除了火车上的老人让他动容，《一个人的课堂》承载了太多李军林个人的情感和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察。

李军林生长在湖南衡阳的农村，上的学校就是电影里破落的样子。“从小我的老师都是代课老师，没有几个是正规师范毕业的，一教教了几十年。读书的时候也没觉得哪个老师不好。”后来教育改革，很多老师被清退。李军林的姑父，一位代课多年的老师遭遇了和电影里的宋文化一样无奈的待遇。

李军林还记得，那时候很多代课老师总是在打报告，希望要转正，最后都石沉大海，“我就是想为他们写点东西，想为这群人做点事。他们顺应了一个时代的需要，奉献了自己的年华，最后又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人最后连退休工资都没有，没人记得他们。”

既然写到乡村生活，李军林还想多表达些什么。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说，“写剧本年轻气盛，哪怕投资一万元，也想把我看到的生活都写进去。”

“孩子怕老师不来，老师怕孩子不来。”这是电影里令人心酸又有些黑色幽默的地方。包括宋文化的老婆，总是操着一张利嘴从现实的角度给宋文化泼冷水，哭笑不得间却也让人感慨这个农村妇女说的尽是“大实话”。

《一个人的课堂》海报

李军林说，电影希望呈现的农村和城市问题的矛盾，而很多矛盾聚集在农村里面。“农村养老问题、教育问题，要把这个矛盾体现出来。那时候很有创作野心，就是想通过一个乡村学校把这这些现象集中在一块。”

包括电影中很多村民的状态，农民之间质朴又亲切的情感纽带，也是李军林对农村的记忆。电影里一场宋文化夫妇跑到村口小卖部接城里女儿电话的戏，就是李军林父母的真实状态，“他们会赶紧把话说完，生怕我花钱。”

李军林说，整部电影浓缩的，正是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于乡村的经验，“每一句台词都有根据。”开拍之前，他走了云南、贵州等五个省，做了许多调查，看代课老师和孩子的状态。他还在网络上加了许多乡村代课老师群，天天跟他们聊天。“那时候他们的工资在最穷的地方是一两百块人民币，最多的广东地区是1500元，各种状态都在电影里体现。”

小成本之作靠微博私信打动孙海英

李军林自己的导演之路也颇有意思。

农村的孩子，学电影拍电影都并不容易。

李军林中学开始学画画，最初的理想是想“当个梵高一样的画家”。读完中专，家里让他出去赚钱，他就跟着人跑去云南做广告，业余时间还有求知欲的他，喜欢泡在图书馆。“你肯定想不到，西双版纳这样偏远小城的图书馆，居然有好多电影的书籍，我在图书馆看了一年，特想学导演。”于是李军林又去北京电影学院报了个进修班。从2006年开始准备拍《一个人的课堂》起，李军林一面大量看书，一面在北京电影学院到处蹭课，做了五年的“旁听生”。

从2006年到2011年的五年时间里，李军林一边写剧本，一边找投资，他把自己拍广告攒的积蓄都投了进去。制片人是做矿的，完全不懂电影，被李军林的精神和剧本内容打动，也愿意支持他。

李军林要当导演的选择，让父母家人觉得“匪夷所思”，“我们家的人老觉得我没赚到钱。小时候他们觉得我很厉害，读书也好，以后肯定有出息，怎么现在越混越差。说身边的人都赚到钱了，我还没个正经工作。”

拍完电影后，李军林也带着片子回老家放了一次，“村里人觉得跟他们的生活都一样，觉得没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课堂》剧照，孙海英饰演代课教师宋文化

熟悉的生活场景里，最让乡里乡亲们感兴趣的，大概是影片请到了著名演员孙海英来挑大梁。这让李军林自己一开始都觉得意外惊喜得不行。他早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意属孙海英，“他是那种又严厉又温柔的人，很像我以前的老师。乡村教师总不能是陈道明、陈宝国那个样子吧。”李军林写完剧本后，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孙海英。

孙海英读过剧本后十分感动，还主动关心电影现在资金是否落实，听说已经找到投资，他主动提出“赶紧把合同先签了”。

孙海英在首映式上也说了些十分动情的话，“以前，我说话过于尖锐，伤害了很多人，实在对不起大家！以后我一定注意！电影《一个人的课堂》，是表达我们对农村教师的敬意，可是这位教师的最终命运是到城里打工。有几个对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尊敬过？有没有不尊重？说实话，你视而不见的，你瞧不起的人中，就一定有一位农村教师！”他还说：“我擦着眼泪看完，这是我吗？我不配跟这老师对等……”

电影着重表现了孙海英饰演的宋文化做了36年乡村教师，最后一段时间，学校里的学生从5个减少到0个。镜头里的人和景是灰突突的，这是李军林心目中乡村。情节上没有大起大落，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

《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李军林说，很多导演拍处女作的时候会想尽量展示自己，“我拍的时候就比较克制，没有宣泄，没有批判，我的观点就是要隐藏导演，隐藏技术，让观众看到简单的故事，关注人物自身的命运和状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是复合型的社会问题，让每个观众自己去想。”

因为涉及到一些现实问题，这部2012年拍摄完成的电影，中间也经历一些波折，删减了一些情节，包括结尾部分。原本李军林的设计是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宋文化爬下了阴井盖的下水管道，而如今的版本里，通过后期“倒放”将镜头内容改成了宋文化从井里爬出，背景是城市的一片繁华。包括最后片尾字幕对影片立意的落点，都让李军林感到遗憾。

于是他对自己也对观众说，“不要在意结尾了。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在继续，大多数时候也没有什么结尾。”

从零排片到多城自发包场点映

这样的小成本制作，根本没钱做宣发。1月16日这个上映日期，是李军林看来最近上映电影最少的时间，就定了这个日子。而电影院几乎没有给任何排片。

他自己想了土办法，在微信里拉群，把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们统一起来。又试着把群的二维码公开，发在朋友圈，愿意看的就会扫码进来，没想到这样的扫码进群包场看电影形式，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我觉得这也是前无古人了吧，看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在群里我自己能看到反馈，大家都没有说看完后悔的。”

李军林朋友圈截图

李军林说，这样的方法一开始纯属无奈，“电影院的片子特别多，院线经理不排片，片子就会被退回去。我就想让经理们把硬盘多放几天，不要拷都不拷直接退回来。”

在合肥的孔维钊律师一直致力于儿童保护的工作，因为工作原因，他很早就关注到有这样一部电影。但真的等到上映，他的城市完全找不到排片。“我就到当地电影院去问，他们说没有这部片子。我就特别生气，说既然上映了我们就有权利看到。”电影院又说，觉得没人看，就没排。孔维钊就在当地自发组织起包场观影，希望用自身的力量对院线排片的“霸王条款”说不。

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学者聂圣哲通过朋友圈了解到这部电影后，自发加入了宣传电影的行列，在苏州独墅湖影剧院牵头包场为《一个人的课堂》办了个展映电影周。

《一个人的课堂》电影放映周海报

聂圣哲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几乎场场爆满，来的大多是教育从业者，还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看电影。聂圣哲认为，“李军林导演的电影《一个人的课堂》上映得及时。这部作品提出并讲解了一个问题：中国还需不需要乡村，需要怎样的乡村？”

关注农村教育多年，聂圣哲说，“电影比较准确反映了留守儿童、代课教师的现状。每年基金会要给山西澄城县的代课老师补助，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村里最穷的那个是代课教师，当时100块一个月。”自己也做导演、拍过电影电视剧的聂圣哲，看到了影片中一些制作上的问题，但依然认为这样一部电影十分“可贵”。

据澎湃新闻记者观察，尽管也有不少名人大V为这部电影站台，但大部分为这部电影“打call”并实现实际票房转化的，是关注公益和教育的民间组织。如今，该片在全国的二三四五线城市都落地开花，可见二三四线城市观众并不只是三流港片和网络大电影的审美。

“我认为这次全国观众通过自发组团观影《一个人的课堂》，是观众对文艺片、公益片的强烈渴求，尤其是能引起共鸣的文艺片、公益片。同时这部片子也引发了来自各地的观众以《一个人的课堂》为标的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公益活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公益实践，向影院热衷排娱乐大片说不，可以说是一次观众的文化觉醒。”孔维钊律师说。

《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编辑：惠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