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没有童心和诗心，就没有文学

儿童文学，了不起的大事业

读者们关注的，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后来的长篇小说《古船》《你在高原》等。较少有人知道，我走上文学道路，是始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这40多年里我从未间断。

我是从十几岁开始写儿童文学的。现在我文集中收入的最早的作品是1973年的《木头车》，再就是1974年的中篇小说《狮子崖》。到现在，我大约写了200多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

谈到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儿童文学创作？有两个原因：

我一直认为没有童心和诗心，就没有文学，特别是没有纯文学（雅文学）。

托尔斯泰、马克·吐温、雨果、巴尔扎克等大作家们都写过儿童文学，他们都有着丰沛的童心与诗心。儿童文学写作和平常的写作是并行一体的、甚至是不可分剥的，我在写作中几乎没有将其分离过。所以这种童年视角、童年心情给予的快乐，是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生涯的。面对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常常需要儿童的纯洁和勇气，而作家，时不时地就要充当这个儿童的角色。

儿童喜欢的文字是很难写的，这需要直指文学的核心。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写出更多让儿童喜欢的作品，就意味着自己更加靠近了文学的核心。

有人以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是玩玩而已，那是大错特错了。写一下就知道其难度。纯洁的心灵会在这里找到真正的知音，而纯洁是人多么可贵的品质。儿童文学其实是一切文学源头的部分，所有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成人喜欢阅读的，反过来说，只要是成人读了了无趣味的东西，就一定不是什么好的儿童文学，甚至不是什么文学。

马克·吐温和安徒生的书，成人什么时候觉得肤浅了？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是一样的，在难度把握上基本一样，也同样是深入人性的内部和底层。

上世纪80年代，我曾把自己创作的350万字的手稿全部烧掉。那几乎是把我年轻时的创作付之一炬，而这其中有2/3是儿童文学作品。

我把儿童文学看得很高、很重，儿童文学最核心之处是要体现它的诗心和童心，儿童文学具体创作起来，既要有很高的文学性、诗性，在表达上消除很多的障碍，要达到孩子喜欢的目的，还不能消解它的深度，这非常困难。

这几百万文字里也有一些“漏网之鱼”。《狮子崖》就是其中之一。《狮子崖》文稿再次出现时，我几乎已把它忘记了。那是我去看望一位老作家，他与我提起在我焚烧那350万字之前，曾有这样一部文稿交给了他。后来这部手稿被他热爱文学的侄子保存了下来。拿到这部还是十几岁的自己写下的手稿时，人已经步入了老年。我抚摸这发黄的稿纸上片片稚嫩的字迹，已经锈迹斑斑的曲别针，那一刻我想：青春永远地失去了，但只要将当年对文学的那种神圣与好奇，还有那份激动，簇新簇新地保存在心里，就能走下去。

那时我有一个少年时期的文学伙伴，他住在河的西边。两个酷爱文学的少年，一有新作就要相互朗读。一篇作品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写完，一点都不能耽搁，立刻就要过河去找他。去河西的路是风雨无阻的，无论雨天、雪天，毫不犹豫，仿佛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我们。找他要穿过一条河、越过一座座沙丘，还要经过一片坟地，月光下赶路有些恐怖，但只要怀揣刚写成的稿子，渴望那一声赞许，恐怖便好像减轻了许多。

还有一部被保留下来的是20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之前已交给了明天出版社，后来出版了，这部作品就是小说集《他的琴》。

我从来没有放弃儿童文学的创作。在写到自己文字生涯的第40个年头时，我发现我有可能写出比过去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有了这些年的《少年与海》《海边童话》。《海边童话》是我最近完成的作品，也是对我个人的文字、文学能力最新的一次检验和鉴定。

作家一般来说都应该为孩子写作。大作家托尔斯泰为孩子写了很多，马克·吐温写得更多。儿童文学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儿童读物，现在许多时候却会将这二者混淆。只要是文学作品，就需要基本的诗性支撑，需要是较高难度的语言艺术，并且必须具备作家本身的强烈个人性。

儿童文学的深意，可能即在于它更靠近诗意，更贴近生命的原色。童心无限深邃，这里就指生命深处的质地。

写出原来的生命，写出本质，这当然是最有深意的。

儿童文学写作者一直是我钦佩和敬重的人。比起数字时代浑浊的文风，坚守着儿童文学、自己的童心与诗心，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业。我愿意投入这个事业，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一直向往着，并一直走下去。

童话，一种纯粹的文体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有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友伴，它们可能是一棵树、一条狗、一只鸟，或别的什么动植物。我与它们在一起时就愉快和兴奋，离开了它们就会思念和痛苦。我们能够对话，相互知道心事，当我开始诉说的时候，相信它们在认真地倾听。

我的出生地是半岛海边的一片林子，因为小孩很少，所以是那里的绿色葱茏万物喧腾，伴我度过了童年。回忆童年与野地，特别是与动物相处的情景，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一起追赶、嬉闹时发出的声音———一种喘息的声音，也是一种亲昵的声音，是它们在大自然中小心翼翼的语言方式。只要是与动物们打过交道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对这种可爱的声音感到陌生。这不是象征，而是真实的倾听和回忆。

从这声音中，我会感到一种气味，看到一种形象。它们可爱的顽皮的模样，是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悲伤苦难的人世间，动物的眼睛、它们的一张张小脸，实在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动物们也有缺点，但是它们大致还是可爱的、令人向往的；有许多动物即便在道德品质上，也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动物的记忆，那种感动和怀念很容易理解，因为动物能够跟人交流，会用眼睛看着人。衡量一个写作者能不能走远，要看他同其他生命交流的能力。跟动物交流不难，跟植物交流而且产生一种情感，比较难。如果不能，很可能就是某种能力丧失了。也许我们应该害怕它的丧失。

这样的经历，在小时候是乐趣，长大后，便觉得它是多么重要，而这一切恰对我的整个文学创作的格调、意境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我的初中是在胶东半岛上的一所中学上的，学校很美，被包围在一片果园之中，后来我常说，“那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当时我们的校长酷爱文学，在校内还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时间已久远，但我依然记得那份刊物叫做《山花》。我当时把林子里的植物、动物们写成了童话，投稿给《山花》。后来，校长把它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发表，并当众表扬了我。此后，我又在《山花》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作文、散文。我常在无人的地方，静静地与它相处，它散发着特殊的油印味道，很是好闻。

从此，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便没有停止过。自1974年我写出《狮子崖》，后来又写了《少年与海》《兔子作家》《寻找鱼王》以及《半岛哈里哈气》系列：《美少年》《长跑神童》《海边歌手》《养兔记》《抽烟和捉鱼》等。

最近，我刚刚完成一部《海边童话》，共5册。这部作品写的就是童年时期所遇到的那些植物和动物的故事。小时候，在我家附近海边的入海口处，常常看到黄鼬、兔子在那一带活动，这个印象对我来说是极为深刻与特别的。我将它们写成十来个故事，主角儿就是这些动物们，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我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自己的“真事”：故事里的大灰鹳、蝈蝈、鱼、海豹……我与它们都十分熟悉，在与他们交往和观察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我的童话。童话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这是能否走得更远的一个因素。童话的胡编乱造尤其不可以。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建筑的开关

童年的真实生命体验，会让作品有一种实感。有一个中学生，读了我的中篇小说《少年与海》，很想找到作者，当他的父亲打听到我正在万浦松书院讲课，便领着孩子，从很远的地方到书院来寻访。我和这个孩子讲了很多，后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还有一个媒体工作者告诉我，他一直有个苦恼，就是孩子不爱读书，每天只是专注于看电视、玩手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我的《兔子作家》，竟一口气读完了。高兴之余，他就把我所有的童书都买回了家，小孩也从此进入了书的阅读世界。这件事让我很高兴。它让我思考，在智能手机霸屏的时代，如何把一个孩子从平板电脑的碎片式阅读中、从电视浮光掠影的讲述里吸引到书中来，让他们迷恋文字、依赖文字，用文字启发他们的思考力，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网络时代也好，过去的时代也好，总有人会脱颖而出。要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是整天迷于纸质阅读的孩子更有利于创造性的发展？还是埋头数字网络阅读的孩子更有创造性？没有做过这种对比。这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调查。就个人简单的观察，似乎纸质书读得多的孩子、对大自然好奇心重的孩子，相对来说还是发展得好一点。一些孩子读了很多书，连麦尔维尔的《白鲸》都看过。有一些孩子还成立了登山队，还有的去搞社会调查。

行走和不行走有什么区别？行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事物，就要问，就要去了解，整个过程要自己做判断，自己处理。如果总是从书上或网络上获取答案，那是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个人判断（命名）的权力就被剥夺了。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要尽可能保留个人的权力，把最初的基础判断、把这种处理的过程留给自己，而不是拱手交给他人。我们不停地接受别人的结果，最终省了脑力，也慢慢不再有个人的见解了。

任何一个作家把儿童文学的元素从整个文学创作中剥离和剔掉，可能都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写《古船》这样激烈复杂的作品，包括后来写的很长的《你在高原》，都始终是抱着一种好奇与专注、热情和纯洁进入的。用一种潜在的儿童视角去观望全部的复杂，会获得更新鲜、更深刻、更惊异、更质朴的认识和感受。所以我极其看重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基础性、核心性。

如果把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事业的关系做一个比喻：我刚开始觉得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道路的一个入口，从这儿入进去能够走得很远；再后发现，儿童文学不光是一个入口，还是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一按，整个的文学建筑，就会变得灯火通明。(张炜/口述 杨雪/采访)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