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警惕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走向泡沫化

读博期间就关注网络文学的黄发有，已追随中国网络文学进程二十年。

真正进入研究则是在2009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研读了不少网络文化研究方面的英文著作，旁听了一些课程，网络社会学和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带给黄发有很多启发。他曾经计划主编一套“网络文化研究译丛”，选好书目并准备组织翻译，却因各种原因搁置，但是对网络文学的关注延续下来，即便是2019年的今天，他已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博导，对网络文学的热情一直没有减少。

在最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创作中，他敏锐地发现，现实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日益强劲的发展态势，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强化与升级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新潮流和新机会。作为影响网络文学未来走势的审美选择，网络作家聚焦现实题材，寻求新的挑战，成为一种战略性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

温和敦厚的背后，黄发有也不失青年学者的锐气方刚。当年报考导师李新宇的研究生时，他坦言自己并没打算毕业后从事文学研究,“我喜爱文学 , 但不喜欢文学学术”。他一门心思要搞文学创作，原以为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就是以创作为主要任务，入学后才发现要专注于文学史研究或文学评论，为此消沉了一段时间，还盘算过退学，最后坚持下来了，黄发有也没想到一开始并不喜欢的文学研究成了平生志业。

成为批评家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机缘让您改变了初衷？从经济学到文学，这种转变又是因为什么？

黄发有：读硕士一年级时，写过小说和散文，也发表过一些。既然不打算退学了，课程还得上，作业还得做，于是开始写一些评论，参加了几个杂志举办的影视评论征文，居然还多次得奖。慢慢地，觉得文学评论也不是那么无趣，就正儿八经地写起了论文，居然发表了将近二十篇文章，其中短文居多，也有五篇万字左右的长文。到了三年级上半期，福建师大同意录用我。当时我想，反正要在高校里当老师了，博士迟早要读，就临时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

我的博士生导师潘旭澜先生和硕士生导师李新宇先生都是一边搞研究一边搞创作，他们多次和我商谈过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两人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他们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也可以抽空写点散文，调节情志，涵养性情，但不要花费太多心思去搞大部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等年龄大一点时，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之所以从经济学转向文学，当年确实是因为文学梦。记得离职读研时，一位送行的高中同学调侃我是“理想主义的赌徒”，另一位朋友直接说我“糊里糊涂”。

中华读书报：《诗性的燃烧》是您研究张承志的一本专著。为什么选择张承志？您认为自己在研究张承志作品的过程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和其他评论家的研究，有何不同？

黄发有：从1993年到1995年，人文精神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张承志也是一个话题人物，他在《北方的河》中宣扬的理想主义确实打动过我。我当时的考虑是把张承志放在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既发掘其独特性，也不回避其局限性。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确实想通过个案分析折射普遍的时代问题，就完成度而言，离“成功”还有很大差距。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

黄发有：我写过不少作家论，对丰子恺、林海音、莫言、张炜、余华、叶兆言、朱文、白先勇等作家的创作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最近十年因为研究重点的转移，作家论写得少了。作家作品研究要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偏离文本容易导致误读和过度阐释。我写过一篇文章《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思考》，文中主张当代文学批评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将批评对象放在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价值评估，二是把审美分析与文化研究有机地融合起来，三是注意接受美学与创造美学的双向互动。

成为真正的批评家

中华读书报：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精神问题，您也曾做过很多正面且直接的讨论，《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时期文学》《审美理想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伪的个人与迷惘的代群》等提出了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关注“精神问题”的起源是什么？为此您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

黄发有：勃兰兑斯认为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会有形形色色的精神侧面, 其中有勇敢的精神揭示，也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假面狂欢。以虚无主义为例, 它在现象层面有复杂的表现形式，但在内在根源上又有一致之处。文学如果缺乏精神的力量，逃避对内在精神的追问，就容易随波逐流。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试图解除自我内心的困惑，抵挡那些不断迷惑、诱惑、控制我们的消极力量，呼唤一种有活力、有理想、有担当的文学。

中华读书报：在关注和研究的过程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黄发有：研究文学背后的时代精神症候，让我明白了作为人的内在的脆弱。而文学与个体生命的价值，或许正在于理解了这种人性的脆弱之后，能够直面并超越这种脆弱。

中华读书报：非常赞同您的主张“真正的批评家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破真相的孩子”，既要有无所顾忌的勇气，还要有透亮澄明的坦诚，只有这样才能和作家建立真诚的对话关系。但是，在中国的人情社会，您认为做那个道破真相的孩子是否很难？

黄发有：肯定有难度！记得1998年我读博士时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批评当时热炒70后女作家现象的短文，题目叫《激素催生的写作》，有作家朋友后来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辣手摧花”，并说像我这种人“要躲得远一点”。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歌德曾愤怒地说过“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评论家和作家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有利于保持评论家和评论的独立性。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吴义勤也发现“黄发有的文学批评有很强的对话性”，您认同吗？如何理解“对话性”？

黄发有：我觉得独立的文学批评就应当是平等的对话，批评家既要尊重自我，也要尊重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不拔高研究对象，也不通过贬损研究对象来显示自己的高明。

中华读书报：您曾多次指出“发现”的热忱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您是如何理解“发现”的？

黄发有：发现是文学批评的生命线，文学批评要有创见，研究者要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发掘、选择和组织材料时有自己的眼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重复劳动和低水平运转的怪圈，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同质化。如果运用的史料大同小异，甚至严重雷同，所谓的“创新”也只能是一种表面功夫和形象工程。

在片面追求量化指标的学术大环境中，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泡沫化是不争的事实。以作家研究为例，讨论莫言的小说叙事必然提及其儿童视角，源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外来影响更是烂熟的话题。研究晚年的郭沫若，他与陈明远的通信尽管充满争议，甚至被视为“伪史料”，但在不少论著中仍然是支撑论证的核心证据；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总是被套在“先锋”的框架中进行阐释，他们的个性只是“先锋”的一个侧面。铁凝、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往往被笼统地归结为“女性意识”。60后、70后、80后、90后作为代际研究的主流话语，已经逐渐沦落为一种万能的标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作家，总能找出一款适合的、简便的理论行头；评论家感兴趣的是作家对自己同代人的描述与定位，这些材料被置于放大镜之下反复端详，与此无关或相悖的材料被无情地剔除。

不少评论刊物会发表某一位重要作家的评论小辑甚至专号，我多次通读这些集束性文章，发现重点解读的作品高度相似，观点也大同小异。这究竟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一种惯性的撞车？

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思，作家的创作谈或访谈录在文学评论中有极高的引用率，作家的意见甚至成了一些评论者的阅读指南。以作家自己的意见为指挥棒，文学评论的独立性何在？作家的意见有参考价值，但是，如果评论者耗尽自身的学养，抵达的目标仅仅是对作家的意见进行更为细致的学理化解释，这样的评论注定只是过眼云烟。

成为网络文学的批评家

中华读书报：在海量的网络文学中，如何才能准确迅速地“发现”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黄发有：前些年，大学里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看不上网络文学，甚至将网络文学和垃圾划等号。我个人关注网络文学，一是觉得网络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大，二是网络文学不会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要从总体质量不高的海量作品中发现好作品，首先阅读量一定要大，有比较才能看出质量的高低；其次是关注高人气作品、进入网站榜单的作品，尤其是强推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质量可能有问题，但艺术品质有缺陷还能火起来，这恰恰能反映出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及其文化症候；再次是征求学生的意见，网络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都是年轻人，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是网络写手，他们贴近网络写作现场，他们的看法更为鲜活，更有包容性，因此我看过的不少网络作品都是学生推荐给我的。最后，对于像我们这样在纸媒主导的环境中成长的“老人”，对网络文学要有一种理解的同情，不能被先入之见所左右，不然所谓的“发现”只能是傲慢的偏见。

中华读书报：您从很早就关注网络文学，浏览榕树下等网站，那么您对早期的网络文学作何评价？一路跟踪过来，您认为网络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黄发有：网络文学一开始处于一种野生野长的状态，最早的一批写作者纯粹是为了内心需要，像图雅的文字在艺术性上不算突出，但那种直抵内心的写作状态有特殊的感染力。从榕树下的网络沙龙到天涯社区文学板块的啸聚江湖，再到起点中文网的娱乐资本模式，网络文学在类型化、商业化的道路上快速生长。

为了突出特色，发挥网络媒介的传播优势，填补纯文学创作长期忽视通俗性和娱乐性的市场缺口，网络作者以类型小说为突破口，通过影视改编、游戏改编等跨媒介运营方式兑现类型文学的商业价值。应当重视的是，过度的商业开发会伤害网络文学，以创作数量取胜的粗放模式抑制了创新的活力。玄幻小说、穿越小说一度以陌生化的想象令网友耳目一新，但最近几年创新乏力，让网友产生餍足心理。随着抖音、微视等网络新玩法的走红，网络文学如果缺乏难以取代的特质，其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多重挑战。

中华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是否也随之变化？您认为网络文学研究的挑战性和学术难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发有：研究对象变了，研究本身肯定要随之变化。网络文学研究的挑战性和学术难度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阅读的挑战。不仅要有巨大的阅读量，而且要调整阅读方式，关注以网络文学作品为脚本的大量改编作品，如电影、电视、网络游戏、动漫等。其次，知识结构的挑战。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现象，其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都有别于以印刷媒体为核心介质的文学创作，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再次，观念与方法的挑战。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领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规则，那就是重视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研究，退一步来讲，也得研究那种具有经典品质的作家或作品，即“准经典”。研究网络文学，要具备从不完美甚至残缺的作品中发现有价值的元素或有意义的问题的眼光。研究网络文学需要具备审美的眼光，还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文化的视野，通过网络文学观察文化潮流的转换，体悟世道人心的波动。

中华读书报：在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日益强劲的发展态势。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吗？

黄发有：这是网络文学突破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是作者创新求变和制度引导的综合效果，也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的必由之路。现实转向给网络文学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

中华读书报：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可否为网络作家提些建议？

黄发有：我在今年4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现实题材成为网络文学新亮点》，文中指出了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存在的不足，只有避免题材撞车、文字粗糙、艺术同质化的通病，才能突破瓶颈。在这几年的网络文学征文活动中，有一些“冲奖文”主题先行，拼凑成文，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接触与深刻理解。

总体而言，近年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上不断有拓展，广泛涉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现实生活，但在表现现实的深度上亟待加强，有一些作品仅仅是对新闻报道的组合与改写，文字比较潦草，停留于对现象的匆促跟踪和对新人新事的简单铺陈。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要真正有一番作为，不仅不应该片面追求产量的快速增长，还应该警惕泡沫化的陷阱。现实题材的网文创作已经遍地开花，对于其后续发展而言，质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考验。

中华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打通了国内外、网络与传统文学、网文与游戏等多方面的关系，这种开阔的视野和超拔的格局来自什么？

黄发有：目前国内的网络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在文艺学视野中的理论观察，侧重研究网络文学发展带来的文学格局变化；二是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的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作品研究。我个人在研究网络文学的过程中，一是避免把网络文学从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剥离出来；二是在网络与影视、印刷媒介的多元互动格局中考察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

也谈鲁奖和山东文学

中华读书报：2018年，您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您是第一次参评吗？在什么情况下获得得奖消息的？是在预料之中吗？有何感言？

黄发有：根据鲁奖的评审规则，参评作品必须由出版社、杂志社、网站和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我应该不是第一次参评。2018年8月11日中午，看到学生转来的中国作家网发布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既高兴又惶恐。作为在鲁迅先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当然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不过，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和文化的贡献微不足道，应当不懈奋进。

中华读书报：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至今，您的生活和学术研究发生变化了吗？您对山东文学队伍和当前的创作愿意作何整体评价？

黄发有：我觉得没有明显的变化，生活还是菜米油盐，学术研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关于对山东文学的整体认识，我去年12月5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山东文学：有根的灿烂》，文中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山东是文学大省，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今天，回顾山东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艺术观念的革新和开放的文学姿态是开启辉煌之门的金钥匙。其二，山东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山东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得审美启示，并以故乡为精神根据地，展开与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对话。其三，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审美定力，拒绝随波逐流，拒绝轻易转换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在自己的园地深耕不辍，有一种持续的生长性。当然，山东文学要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更多具有冲击力的新生力量，以无所畏惧的青春活力摆脱成规，推动文学的不断创新。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