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燕芬
作者（左）和导师赵俊贤教授
1989年初秋，我考上了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后第一次登门拜见我的硕士导师赵俊贤先生。我和湖北石首考来的李道新同学一起，很拘谨地坐在老师书房的一个简易行军床边，后来知道老师那阵子为赶写一部学术著作熬夜到很晚，怕影响师母休息，工作结束后索性就在书房睡觉了。我和道新是老师的开门弟子，他不掩饰自己高兴的心情，大声喊师母过来招待我们，指着书架边上一个茶桶说，泡茶泡茶，泡这个新叶子。
由此开始追随老师迈进学问的门槛。除了上课和读书，研究生期间最大的压力是跟着老师做项目，老师说最有效的学习就是实战，在战争中学习打仗，学排兵布阵，学武器运用。我们参加了老师的课题组，每周都要去老师家里汇报读书心得和写作进度，吃一顿师母准备的午餐，几乎每次都有一条鱼。饭点上老师依然不忘现身说法教育学生，他说做学问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不要被世俗的花花世界乱了神智。当然，鲁迅先生也主张要先生存再发展，如果还饿着肚子，那首先要为温饱而奋斗，但只要能保证有一碗黏（ran）面吃，就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老师放下碗满足地抹抹嘴说，更何况我们一周还有一条鲜鱼吃。我这才知道，所谓每次吃鱼其实是每周一次，只不过因为带了研究生，吃鱼就固定在了我们来家上课的这一天。
在我们入学前后，赵老师已经完成和出版了《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和《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两部学术专著，从作家论到小说史，老师不满足于学术研究的平面推移，而是喜欢挑战自我，希望一步一个台阶，向学术的立体高度攀升。我和道新何其幸运，入学时正赶上导师设定了新的学术目标，写一部与众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学通史。这样，我们的毕业论文在进校第一天就定了选题，我和道新承担了导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五卷中的两卷，其他三卷由导师赵俊贤、副主编王仲生和师兄韩鲁华分别执笔。学术研究于我们三个弟子几乎是一张白纸，完全由导师手把手教着入门，在课题研讨和推进的过程中，老师结合实战给我们开设了“学术研究方法论”。那个年代学界正在兴起的发生学、系统论等理论方法，文学史重构中的整体意识与微观透视，以及概念范畴体系的运用和创造性思维的养成，都是在老师一招一式的亲手示范中，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深部，形成最初的也是一生难以改变的学术思想“基因”，以至于我后来读博士时的论文选题和框架建立，自己都明白还顽强地留有“赵师”学问的痕迹。
1994年，五卷《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出版，后续补充卷《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史》1997年出版，晚两届的陈思广师弟也加入了《风格史》的著述。这部被誉为带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觉醒”的创新之作，也是我们几位青年学子学术意识萌发并由此走上治学道路的标记之作。记得李道新和陈思广也都曾表达过这段师从对他们“植入骨髓”的影响，此种默契无疑来自我们共同的师门学缘。如今，他们都在学问的大道上走得很远了，他们都是老师最优秀的弟子，我则常以同门著名师弟引以为豪，或以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徒弟总会有些相像而聊以自慰。
初识赵师是在读本科一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上的专业课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讲课几乎不看教案，只顾滔滔不绝，话题一跑，赶到下课还收不回来。那时我对大学的自主学习还完全不得要领，加上胆怯，更是不敢接近老师，只是看到老师来上课时穿着一双手编草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学老师，不穿皮鞋也罢了，竟然穿着城里人已经很少见的草鞋？联想到学长们调侃西北大学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皆因很多农村同学都穿着黑棉袄来上学，更坐实了西北大学的“土气”，这对于挣脱了小城镇向往现代大都市的女学生来说，是不小的挫败。这就是那个胆小的十八岁女生的浅薄认知，却也是我开始认识何为大学和大学之大的起点。当我努力成为老师的入室弟子，聆听他的宏阔开放的学术思路，感受他自由放达的人格气魄，这个穿着草鞋从商洛山区走出来的布衣教授，就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伟岸起来。跟着他，我渐渐放下自卑和怯弱，学着自信和坚执，甚至企望能拥有老师那样的开阔襟怀，以及舒卷自如的笔墨。赵师是西北大学的独一份，他的为人为文任凭谁也学不来，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成了老师的学生，在他的培养、塑造和巨大影响之下，我确实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向，也活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自我。
所有走近赵师的人，莫不强烈地感受到他的豪放个性。朗声大笑，自由散淡，调侃戏谑的尺度大，暴怒时如雷霆霹雳，很是吓人。然赵师学人性格的另一面，却是沉潜专攻与独立思考，既敢于打破旧制开拓创新，又以扎实勤奋和理性思维为支撑，最终以创造性理论建构为自己的学术理想。除了文学史家，赵师还看重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他也自信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担此称谓。赵师性格上的傲岸和刚烈，既体现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文人风骨，也见出来自乡野民间的血性遗留。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维护弱小时他会忘了自己的教授身份，反抗权威时他又时时彰显自己的平权意识。在西大校园，在我见过的几代文人学者中，赵师也是“风景”一样的存在，而今斯人远去，风景不再，深深怀念又徒留悲叹。
而我们师徒之间的日常往来，则多是宽松平和的，而且在老师幽默话风的带动下，我们也时常没大没小挑战一下“权威”。我记得挨过最严厉的批评是在一次汇报组会上，我们几个准备得都不够好，而且犯了偷工减料的为学大忌，老师是真发了脾气，师母一看不好，很偏心地拉我到另一间房子避难，我索性对着师母哭了一场。过后师母一定是渲染了我的受伤来责怪老师，老师为此停开了一次组会，专门请我们到边家村名店吃了一顿羊肉泡，明显是一次安慰赛。这就是坊间流传的赵老师对学生太严厉，训哭了女生的故事。
西大文学院退休的老先生中，有不少退休不停学，勤奋著述直到生命的终点，我们赵师也是其中之一。他晚年出版了一本学术随笔《学府流年》，记述了一代学人亲历的中国社会和高校教育的变迁，这本书流传甚广，百年西大精神和西大教授的风采，跃然于先生激情依旧的笔端。先生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虽然我对先生以往著述的思路和内容不可谓不熟悉，但阅读这本晚年著作时，依然为先生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学术话题的高度和气度所折服，依然受到他锋芒不减当年的学术创造力的强烈冲击。我按捺不住写了书评，也算是交给老师的最后一篇作业。先生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从事著述与带研究生固然有追求‘名利’的思想在作祟，但并非仅为此而已。我的确有追求学术与事业有成的愿望。这戒劳与拼命既是我的‘软肋’，又是我人生的‘亮点’。我一直在‘金盆洗手’与‘再现江湖’的‘二律背反’中生存。”此乃先生执着一生的“真人”语录，今天再读，恰好映照出走入耳顺之年的弟子心境，一代又一代，我和先生之间传承的，既是专业学问和文化精神，也是不乏悲壮色彩的学者的宿命。
先生一生久病缠身，从上个世纪70年代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在与病魔抗争中走过40多年。
先生终于没有挺过最后一场病痛。他走后的三年里，每次回到和先生同住的桃园校区院子里，总不由得四处张望，然而再看不到先生拄着拐杖散步的身影，也再听不到独属他的爽朗笑声。先生在世时，院子里碰见总要站住聊几句，有时太忙了顾不上招呼，也就远远看一眼他的蹒跚背影，心里就觉得踏实。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