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中见突兀

这次来韩城参加薛云平作品研讨会，不是我的工作需要，而是友情的驱使。我离开省作协已整整十个年头，离开省政协文教委也有五年多了。人到古稀之年，愈加感到岁月匆匆，时不待我。人拼到最后就只剩下身体和亲情、友情了。   

我和薛云平相识相交近20年，往来不算过密，但有一条线紧紧的连接着，这便是残疾人事业，再说客观一些，是残疾人的文学事业。二十多年前，我因摔了一跤而脚踝骨折，拄着双拐度过了艰难的三个月时间。深知残疾人尤其是半道上残疾的大不幸和内心深处的痛楚。从那时起，我便抱定一个决心，此生一定要为残疾人做点儿事情，哪怕是很微薄的小事。恰巧我在省作协工作期间，结识了贺绪林、刘爱玲、王庭德、惠世强、薛云平等残疾人作家。我一边读他们的作品，一边做些家访活动，也通过其他方式给他（她）们一些帮助。我发现，即使省作协只做了一点点事情，这些残疾作家都会报以十倍和百倍的感激。这使我意识到，这些身残志不残的作家、艺术家们太需要关心和爱护了。文学本来就是一条拥挤不堪的道路，许多有头有脸的、身体尚好的追逐者到头来也显得平庸，残疾人进来后又能怎样呢？但我发现，这些人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她）们用超常的生活毅力度日，更以超常的意志和想象力对待文学创作。不甘心失落和失败，也不甘心被人讥讽，最终走向了成功。贺绪林的《关中匪事》一举震撼文坛，确立了自己在陕西的文学地位；刘爱玲以独特的视觉写出了女性文作的系列作品，深受社会和业内人士赞许；王庭德以《这个世界无需仰视》，写出了身患“侏儒”症残疾者的正气和英雄气概，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惠世强则以细腻的刻画和深邃的情怀，将残疾人的内心加以剖白。薛云平比起上述人员可能身体稍微好些，可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太重，生活压力太大。好在他学了医学，为人看病，才使困顿的生活有所改善。当然，全省还有许多身体残疾但酷爱文学的人。他们的事迹各有不同，但都是一部感人的奋斗史，恕我不一一表述。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成立陕西残疾人作家协会就是很自然的事。而薛云平担当的职务也是大伙儿推荐的。他这些年不负众望，在工作中努力为大家做事，在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展现自己的组织才能。最突出的是多次组织全省残疾人作家进行采风和写作实践。我曾听到一些残疾人作家对采风和写作实践的赞美，说这些活动使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写作经验更丰富，生活的基础也更扎实。许多感悟是在朝夕相处的交流中引发的，是在不经意间的随意交流而深入脑海并扎根的。可贵的是，薛云平在《龙门记》中将几次采访、几次采风和写作实践加以文学和艺术表现。这种让平常的工作也进入诗的创作对做法，一方面在证明本职工作带来的人生乐趣；一方面也在抒发因采风和写作实践而产生的诗意人生。

就在召开这次研讨会的前夜，薛云平还和我通了足足有30多分钟的电话。他在电话的那端不但详细的述说了这个会的筹划过程，而且更多的回顾了自己身世和成长过程。说句心里话，我和云平相交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他如泣如诉的倾诉心声。我很少打断他的话，除非他的语速过快，我没听明白了才发问。听罢之后，一个新的薛云平的形象立在了我的眼前。一时间，我的面前像电影蒙太奇一样，浮现出了大写的司马迁，活脱脱的史阙疑，逼真可敬的杜鹏程。我从这些人，包括薛云平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韩城的人文历史，感受到了这方水土里的自然壮美。当然也感受到了韩城人的心性、人性和品格。

在这股力量的驱动下，我又一次仔细阅读《龙门记》这本诗集，边重读边思考，自然生出一些发自胸臆的认知。

我认为这部诗集的四个部分实际上是两个部分，即乡情和童年。因为诗人在抒发乡情、乡音、乡愁方面是同一种情感，同一种意象，甚至是同一种语调和风格。而童年部分则不同，写出了童心、童趣和童志。这里童心和童趣可能许多人都有，而童年的志向、意志就不多有了。我觉得前边的“三乡”假如是开花和籽粒，是收获。那么，童年的感慨则是根，是源。

通读这部诗集，感觉虽然也有历史人物、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包括时事政治，但大部分还是写家乡。写家乡的山、水、坡、地、舍；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村人以及熟悉的人和事。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地域气息、弥久的民俗气息和鲜明的时代气息。这使我认定，薛云平在外、在大都市闯荡了多年，思想观念不可能没有变化，生活方式不可能没有改变，甚至有某些社会思潮的“污染”。然而，我从诗作看到的还是一个韩城农民的儿子，一个地道的都市里的“乡下人”。诗人骨子里充斥着一种自觉意识和情怀：这便是农村、农民和农耕。有了这个前提，他的诗作和特色和技巧也就不难理解了。

依我看，《龙门记》的创作特色主要有三点。

第一，灵动性。大智慧往往在普通民众之中蕴藏。韩城堪称文化大县，韩城的方言在三秦这块大地上有非常独特的魅力。这些方言中的灵动、生动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是一位非常心细的人，他从这些方言里汲取诗歌的营养，甚至蕴发创作的灵感。青青果是未成熟的果子，还有些酸涩。诗人将它送给心爱的人，以此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懵懂、羞涩但却真挚。同样写黄土，却有《黄土高原》《雨中的黄土高原》和《那一面黄土坡》，细细揣摩，各有涵盖和灵感。同样写《空着的村庄》，写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荒芜的土地、空巢老人。一句话，故乡在消亡。诗人一连用了好几个“不见了”，这既是老百姓最原始的喊声，也是诗在远方的回响。薛云平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把他们的心声化为诗句，不能不说这是很智慧的。还有《故乡不再是故乡》等篇章都是这种灵动的思绪。

第二，具象性。中国的诗歌长期以来都是古体，也就是格律体。而新诗，即自由诗、包括朦胧诗等，都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被引进的，不论是古体诗还是新诗，都是意象、抽象和具象之分。恕我直言，这几年我读一些新诗，包括在《诗刊》获奖的诗作，越看越不知道在写什么，在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在揭示什么样的事物本质。我也曾怀疑过自己的学养和对新诗的认知水平，也和一些文学朋友交流过。得到的回答多是很难理解。薛云平坚持走自己的路，没有受诸多风潮和所谓时尚的影响。他笔下的父辈的肩、手和生产、生活场景历历在目，呼之欲出，那样质朴和具象。他描写的对象和许多人物就像雕像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真乃唾手可得。这种形象化、具象化的“写实”值得肯定。

第三，哲理性。现代诗、自由诗中藏匿的哲理是众所周知的，关键在于诗作者的一双慧眼和诗性的表达。我懂《龙门记》，读出了属于云平的哲理“窍门”。他在《冬天的风景》组诗里将这哲理写的惟妙惟肖。写“雪花”，“不敢倾吐满腔炽热的眷恋，怕只怕眨眼间烟消云散”。写“雪花”，“最清白的人，竟在太阳下流泪，消失呻吟”。像这样的观察和描述还有许多。这说明诗人在创作时进入了一个哲学思维的理想状态，也说明他平时观察社会的视觉。作为诗人，这是必须具备的素养，薛云平做到了。

哲理性是诗歌表现的重要手法。薛云平的诗在哲理性的表现上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小见大，在平淡中见突兀。他的眼光总是透过最普通的人和事，甚至是一般人看了无数遍的事物、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发现了美，也发现了哲学道理，然后用形象化的语言加以展现。人们读这类诗作，往往有恍然大悟和点石成金的喟叹！这些年我也读了不少哲理诗，要么写的很直白，要么写的太虚幻，太隐晦，一般人看了不知其意。作品是让人看，让人欣赏的，否则就是象牙塔。

正因为如此，从《龙门记》的创作实践，我还有两点深刻认识。

一是诗歌的大众化问题。古体诗我不评论，因为大众化这个概念不太适应于古体诗的推广，但新诗、自由诗是应该让一般读者看懂的。无论是读拜伦、泰戈尔、普希金、高尔基等国外著名诗人的作品，还是读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胡适、郭沫若、刘半农等人的诗作，都是容易阅读和领会其意向的。当然，作为读者的审美熏陶也自然而然的实现了。至于朦胧诗，则另当别论。因为正像他表白的那样，是朦朦胧胧的难以琢磨的。问题在于，如果作者有意将作品写的云里雾里，高深莫测，那就有些脱离读者了。

二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问题。大家知道，《诗经》的多数篇章都是当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语言也多为口语，只是经过稍微的修辞后成为人们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中外著名的诗作都含有丰沛的“群众语言”。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后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艾青，贺敬之，舒婷，雷抒雁等等，都堪称“人民诗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心怀祖国和人民，感情所指明确，人民群众的妙语也就用上了。假如自鸣得意，而读者却不买账才是悲剧。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公社好比灵芝草，破土出芽苗苗小，毛主席担水亲自浇，一夜长的比天高。”其比喻和夸张的创意就是来自普通大众的饭后茶余的笑谈。王老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捕捉到了这一隐喻。毛泽东同志历来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反对党八股。薛云平自觉不自觉的遵循这个原则，广泛而精确地收集韩城的民间俚语，将其诗化运用，令人赞赏。

                                  2023年12月1日

编辑：皮皮           责编：王越美           终审：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