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是个很有故事的人物，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都少不了关于李白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属“三言二拍”中的名篇《李太白醉书吓草蛮》。新编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基于《李太白醉书吓草蛮》的故事框架，但却赋予了浪漫诗人悲天悯人的忧患情怀，使得剧作有了格物致知的意义，有了与以往的历史人物天上人间的世俗情怀，因而也就有了戏曲史上的价值观指导意义。
与以往新编历史剧不同，编剧没有把戏剧作品写成舞台版的人物传记，或者写成故事剧，或者写成诗仙诗歌的化妆演唱会，而是充分考虑到舞台的时空自由与抒情格调，让人物性格、性情在故事中得以铺张扬厉，彰显出李唐王朝“开元盛世”的文化根基，那就是开放包容和自我开禁，敞开胸怀，虚心纳谏和向世界开放，唐玄宗也并没像历史上的封建君主那样，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最终君臣达成相互谅解。李白慨然辞官，浪迹江湖，放歌河山。
剧作写了一个放浪不受绳墨的文人被众星捧月般地推上朝堂，但却因不谙朝堂规矩，一味地把自己的童心照射进等级森严的庙堂之上，发现了同科进士薛仁与梨园歌女花燕的情事，从小与花燕青梅竹马的举子，不惜替人抄写经典考入朝堂，连续十三年的科考，薛仁终于考中第十八名进士，不料入了朝堂与花燕咫尺天涯，仍不得相见相爱。李白见此，发誓要促成这一对苦命鸳鸯。孰料引出天宝年间的一桩大案，关乎朝廷对西域的书禁政策。而即便是官至秘书监贺知章对此也讳莫如深。然而李白就是李白，他不顾李林甫与高力士的百般阻挠，也不管贺知章等人的婉拒他多管闲事，坚持自己的初心。自然，人微言轻的李白自然在唐玄宗这里碰了钉子而且还导致花燕被拘，薛仁遭贬。但这些，丝毫不能改变李白对人的赤诚，救人于水火之中的迫切。
故事并未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发展，而是笔锋一转，到了唐玄宗大宴宾客，为其新作《霓裳羽衣舞》写诗祝贺，李白的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赢得了唐玄宗的欣赏，终使李林甫、高力士和一众朝臣认可了李白的才华。也是趁此，李白斗胆提出了开放书禁的事。然而，开书禁毕竟是朝政大事，再加之李白进言应该让众多进士一同进殿，共赏霓裳羽衣舞，这样就为花燕与薛仁有了朝堂相见的机会。剧作看似写李白的关心民瘼，实则表现出唐玄宗的帝王心术与治国才能。固然剧中表现了唐玄宗迷恋歌舞，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不拘一格选人才，虚怀若谷，诚心纳谏，终于开放西域书禁。而导致开放书禁的一大关目，就是“李白醉书吓草蛮”，而这个关目，说到底还在于表现李白的恃才傲物，放旷不守绳墨的文人品性。自然，这种行为虽然解了朝廷的一时之困，但却给他的被辞京还山埋下了伏笔。事实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开元年间的盛唐气象和李隆基的励精图治、虚心纳谏的开阔胸襟。
毋庸置疑，编剧并不是只写李白的诗仙品德，也不只在表现唐明皇的迷恋歌舞，但却在笔触之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苗头，但这也为剧作的人物行当设置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于是，就有了净扮的李林甫，和丑扮的高力士，虽然这些人物和行当在剧中并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是一部优秀剧作的行当设置的必然。固然，关于薛仁和花燕的青梅竹马并被梨园制度所分离而天各一方，史籍和故事中都没有记载，是剧作家典型的编撰，但也是剧作家别具匠心的切入点。以小人物的命运引出国家大政方针对普通男女命运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剧作家对戏曲编剧手法的熟稔而采用的生花妙笔。尽管唐玄宗是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荒淫之主，但他也是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一代明皇。剧作以传奇的笔触，把历史上的传说与开掘时代主题相结合，把真实地摹写历史与创造性地开掘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相结合。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并没有因为历史对李隆基有过定论就对他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也没有因为表现李白的忧患情怀就对他的文人情结不加褒贬地重点宣扬，而是有扬有抑，在情节的节奏中予以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以往的表现盛唐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要么是“长恨歌”，要么是“仿唐乐舞”。无疑，这些都是唐代文化的表现元素，但却不是盛唐气象的根本。贞观盛世是因为有了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坦诚相见，开元盛世也正是有了唐玄宗的虚怀若谷，虚心纳谏，《李白长安行》一剧中，所表现的正是李白与唐玄宗之间说愉快又不愉快，说是如周文王与姜子牙之间的磻溪相遇也并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长安行》尽管所依托的只是历史传说，然而作者却借助这个传说开掘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忧国忧民的诗仙胸怀和悲天悯人的文人品格。这就是说对于历史剧、历史人物的舞台表现，应该遵循舞台艺术的传奇性规则，微言大义，即三分真实七分虚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表露人物的心理世界上充分开掘，以期使人物成为舞台的抒情主人公。
戏曲将人物的心理表露给观众看，一切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都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李白长安行》将李白与唐明皇并列为双星，使之相得益彰，互为陪衬，故而创造了开元盛世时期的贤臣明君的大唐盛世。由此我们不得不说，剧作者深谙历史人物古装剧的编剧之道，让人物成为事件的主人，让人物的性格主宰着事件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最终让李白与唐明皇共同拉启开元盛世的帷幕，并没有像一般历史人物古装剧那样，把人物写成一帆风顺的历史主宰者。
戏剧的起承转合总是在事件的大关目处呈现出人物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的价值选择。而扮演李白的青年演员屈鹏，在第一次扮演李白这样的历史人物中就获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唱腔身段等先天条件以外，更是抓住了李白这个人物的气质特点，注重在人物开掘上下功夫，洒脱、奔放、狂傲、放荡不羁，尤其是其身段在不同场合中的不同展示。扮演唐明皇的陈超武，同样是形象潇洒，扮相俊美，声腔与身段的结合，气质与扮相的结合，使得盛唐时期的李隆基，更显得风流倜傥，儒雅俊俏。同时，剧作的人物设置，改变了易俗社以往双生双旦故事交错并行的戏曲格局，恢复了传统秦腔的传奇品质和以生为主的行当表现形式，旦角在剧中仅仅只是故事叙事的陪衬人物，尤为使人觉得有味。
其实自从张九龄罢相，盛唐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李林甫做相也标志着“开元盛世”的盛世不再。剧作家没有用已成定论的格调表现唐明皇的“天宝”昏庸、“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不理朝政，也没有用诗仙的高来高往、天马行空表现诗人的不接地气，而是用剧作家的智慧，把历史空间中的人物用时空自由的笔触加以组合，写出了“天下虽安，忘情必忧”，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的盛唐气象，开放以接纳世界，锁国以走向衰落，这正是秦腔《李白长安行》给新编历史剧的启示。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