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九皋 声闻于天——阮班鹤先生长篇历史小说《声闻于天》观感

 文/霍有明

阮班鹤先生陕西临潼贾村人，一生投身教育，性豪爽，重义气，兴文化，故深孚众望。其所作长篇历史小说《声闻于天》，长达三十余万字，历时五年，三易其稿，始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现已被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录入“西部文学经典库藏项目”。今再读此书，在祝贺阮先生之余，亦抒发几点观感。

一、 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

阮班鹤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其湖北《阮氏族谱》，始订于元代，上溯商周，下延今世，世次昭然，毫不混乱。惜其一支家谱上世纪中竟毁于劫火！公其忧之，数十年来多方觅求，终于陕南山阳县天桥村觅得《阮氏合修宗谱》一部。公喜甚，乃集众力重修西泉贾村阮氏家谱。其《庚寅年重修阮氏家谱序》云：“尝闻‘人伦不可废，天道不可忘，人伦之道合乎天道之纲’，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也。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此家谱之逾于国史者也。是以秉承先辈遗愿，补制此家谱。”于此，既得观阮先生家国之情怀，亦足见先生深厚传统文化之学养也。

在《声闻于天》一书中，则亦彰显出阮先生的深厚传统文化之修养。例如，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载体，在赓续中华文脉、传承华夏文明等方面独具价值，有存史、资政和育人之作用。在该书开端的“引子”中，作者则首先征引《临潼县志》内一则民国时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光绪二十三年半，/ 高俊杰全了个娃娃班。/‘女子娃’的旦角、三麻子的丑，/木匠红的须生，贵生的走，/德娃子的大净不用吼。”由此演绎出一段民国时骊邑诸多秦腔艺人的恩爱情仇故事，令读者回肠且荡气。从而也表现出作者善于从地方志中汲取地域传统文化的功力。

又如，书中第二十二节有这样一个情节，泮池爷十四岁参加童子试，头一次就考了个案首。考生不服，告到西安府。西安府将此事报知陕西督抚衙门备案，衙门遂抽调几位官员师爷来骊邑查卷，并对小泮池进行面试。先是考对句，结果考官连出多个上句，小泮池都能很快顺利对出。如出句云：“白头翁，持大蓟，跨海马，与乌贼草蔻战百合，旋复回朝，不愧将军国老。”其对句则云：“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苁蓉出阁，宛若云母天仙。”这些颇有难度的对子，都是阮先生日常搜集整理而成。接下来，是考作诗，要求小泮池“揣唐摹宋”，模仿李白、杜甫、贺知章、贾岛、韩愈、苏轼等名家的诗歌作数首诗，并能在诗作中透出各位古人名家的影子。结果小泮池在一个时辰后就交了卷，分别揣摹李白、王维、贾岛、贺知章、苏轼、韩愈、杜甫等七人之作，作了七首七律。如《揣唐摹宋诗（李白）》一首云：“八百年前旧酒楼，鸟啼花落又生愁。人间有日桑田变，天上无声河汉流。蜀道万山风雨夏，夜郎一月古今秋。茫然犹忆长安肆，醉倒谁家白玉瓯！”众考官看了，无不称赞。今天看来，这些律诗平仄有度、对仗工稳，且能从每首诗中看出各位古人的行迹甚至作品，确实令人叹服。而这些律诗，则均是阮先生在小说中为塑造人物形象而代作，于此颇见阮先生的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小说中此种情节尚多，不再列举。

二、 鲜活的乡土典型人物塑造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离不开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在《声闻于天》中，也塑造出如孙全德（德娃子）、高贵生、卢新琴（三麻子）、孙狗娃、泮池爷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泮池爷的人物形象塑造为突出。

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可说是《声闻于天》中的一个极重要的艺术手法。泮池爷这一艺术形象即是如此。小说第一节中，南孙堡清明节祭奠祖坟，由南孙堡的族长泮池爷主持。这时，誉满三秦的唱家子孙全德也来上坟，他见后不仅严厉斥责，并且用力推搡说：“凡是‘下九流’，活着也不能到祖坟来！”一点不给情面。但对少不更事以为有人打他大的狗娃抱住腿咬他，泮池爷则不以为忤，非但不让孙全德再打娃，还伸出大拇指赞赏狗娃说：“好样的！爷爱的就是这号烈倔人。”在这场人情与族规、亲缘与宗法的严重冲突中，一个胡须花白、长袍马褂而满脸威严却又爱惜儿童、赞赏有加的鲜明封建族长形象则呼之而出。

而小说第二十二节中，年方十四岁的小泮池在见到省上派下来的官员和师爷时，不但毫不畏惧，并且还笑着说：“这么远把我叫来就为问这事?考试的卷子全是我自己写的，叫人代笔，岂不羞死人了！那考间就我一个人，谁能进来？”完全是儿童的语言，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在接下来面对这些饱学之士的口试时，他却应对如流，甚至代为补充，指出官员所出之对的具体出处，颇有些舌战群儒的味道。一个才思敏捷的关中小神童的形象亦令人印象深刻。

在陕西关中，像泮池爷这样的乡绅故事很多，亦很感人，泮池爷则是阮先生综合这类人物形象精心塑造出来的典型。他幼年聪明过人，“泮池”得意，早早就“进士及第”，还做过一任龙德县的知县！后因受奸邪陷害，夺职返里，从此不肯复出。

作为南孙堡的族长，泮池爷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一定要在该村坚守祖先留下来的传统道德和文化礼仪，绝不能让孙家这门骊邑县的望族衰落在自己的手中。他一生之行事，都是以维护传统礼教和传播儒家文化为职责，村里无论男女老幼都对他充满了敬畏。泮池爷的形象，实际是陕西八百里秦川千百年来乡村士绅的一个代表，是古老的陕西乡土文化和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但是，像泮池爷这样一个新旧时期交替的人物，也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条件地固守，也有着一定的甚至是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他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文明得以延续要归功于儒学。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传统儒学亦有其落后腐朽的一面，不能一味地抱残守阙。例如，儒家学说维护了皇权统治，继承了一些早就应该抛弃的东西。“就拿‘二十四孝’来说吧，孝顺父母那是人的美德”，“可‘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郭巨埋儿’‘尝粪忧亲’，还有‘王祥卧冰’，我还是不赞成的。”总之，在塑造泮池爷这一人物形象时，实际上阮先生亦融入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阮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传统文化素养，在泮池爷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三、 多彩的小说创作语言特色

苏轼《文说》尝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以其论之于鸿篇巨著《声闻于天》的不拘一格、随物赋形的语言特色，也可说是切当的。

如小说第一节中，写陕西关中人对秦腔的喜爱，“自古以来，秦人喜好秦声秦音，到了近代，愈发痴迷得不可收，‘桄桄乱弹’便是关中人对秦腔的俗称。在号称文武盛地、十三朝古都的关中，凡是有人的地方就能听到秦腔，少吃缺穿不打紧，没有秦腔是绝对不行的。”“庄稼人是世上最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出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他们在田野里累得筋疲力尽时，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股脑儿都荡涤尽了。他们走路干活哼着秦腔，红白喜事唱着秦腔，茶余饭后议着秦腔。”用强悍开张的笔力，写活了秦人对秦腔的喜爱，道出了关中人之于秦腔的须臾不可分离的情状。豪气干云的笔触，揭示出秦川八百里有黄土处皆能唱秦腔的豪放与粗犷。

或声闻于天、或余音绕梁的秦腔，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书中描写到秦腔或秦腔艺人的精彩之处，难以细数。如书中第三十二节，写窝子班到西安城唱戏，值木匠红演出《伍员拆书》，其“大骂平王说：‘伍老爷为了你家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渴饮九头血，倦了马上眠，伍老爷未必与尔肯死乎！’随即在‘擂锤’中左手搂须，右手扎‘单膀’式，身向左斜，向左看；右手搂须，左手扎‘单膀’式，身向右斜，向右看。起三锤，左手抓蟒袖右手握拳，身体侧左蹲坐……摆须瞪眼亮相。他的道白铿锵有力，动作漂亮潇洒，立即招来了满堂的掌声喝彩。”“虽说是把戏‘演砸了’，没承想得到的掌声反而更加热烈。后来圈子里传说得更加玄乎，说木匠红唱《伍员拆书》坐坏了三把椅子，使其名声震陕甘。”行云流水般的叙说，本色当行的表演程式的描写，使得一个名震陕甘的“木匠红”的表演如在目前，真可谓写照传神矣。

再像书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如书中第五十四节里，一段泮池爷清晨在村外高塬上拄杖久久眺望的情景：“风呼呼地吹着，泮池爷银灰色的胡须和长袍在秋风中阵阵抖动。站在这儿，向南可以看到远处如簇的秦岭和近处连绵不断的骊山；向北则一览无余，依稀可以望见御河沿岸一片片碧绿秀美的芦苇，还有在河面行驶着的大木船，寂静无人之时，还可隐隐听见纤夫拉船的号子声。不过近日降了几次浓霜之后，芦苇已开始枯萎，渐渐变成了一片片黄绿色，芦花也开始变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时候了……’泮池爷不由得一声长叹”。以优美的笔触，写出了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独特自然风光，景色如画。且融情入景，人景合一。又如第四十一节中，一段对关中平原雪景的描写：“那彤云变成了绛红色，愈压愈重，阴沉广袤的苍穹上乌云滚动，黑暗中隐带着殷红。终于，半个时辰之后风停了，一片，一片，又一片，柳絮般的雪花时紧时慢，试探着飘下来，随后渐渐密集起来。没有多大功夫，便是鹅毛乱羽，万花狂翔，把一个秀美无比的八百里秦川裹在了乱蝶阵中。狗娃妈像一个雪人，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渡口”。先写彤云密布，一场大雪在苍穹上不断酝酿的情景，极为逼真； 再写雪花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花翔蝶舞，为整个八百里秦川披上了银装。从而为狗娃妈的冲风冒雪之行起到了烘托作用。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对话也极富地域特色。如第三节里，在窝子班排戏歇息的当儿，狗娃子与众人有这样一段对话：“他忽然不知高低地对高贵生说：‘叔，叫娃也来一段。’父亲磕着烟锅说：‘碎娃家凑啥热闹，一边玩去！’不知谁说了一句：‘娃灵醒着哩，试试，试试！’”

又如第三十一节中一段众人在杂货铺的对话：“三麻子一看见贵生，乐呵呵地说：‘啊呀高兄！找不见碰见了，寻不着遇着了！才说一会儿去你家找你，没想到你就在这儿。’这边话还没说完，三麻子又转过身嘻嘻哈哈地与苏掌柜逗趣了：‘掌柜的，铁匠炉里火星溅，银匠炉里把铜掺，卖膏药的凭嘴谝，卖油糕的和烫面，都忙活着哩。’苏掌柜满脸堆着笑说：‘十个麻子九个怪，他叔，叫嘴歇歇吧。’说着招呼麻子挨贵生坐了，回身倒茶去了。”这些对话，活灵活现，可说声口毕肖。然而，这些充满了关中语汇的对话，如不用普通话而改用陕西关中话来读，那才更叫一个忒色，秦人秦语秦韵，尽传出关中农村的烟火之气。

小说中还使用了不少有地域特色的歇后语。如“弹棉花的娶老婆——不是一弓（功）”，“牛曳到半坡子——没退步”，“皇上他妈拾麦子——不为度荒为散心”，“南院门的叫花子——嘴馋”，“斑鸠降鸽鹁，一物降一物”等，从而使小说更饶有风趣。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地域文学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就是其不可遮蔽的本土性，但这样的美学形态也极易造成封闭性和保守性。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笔者则认为，坚持民族特色，坚持地域文化特色仍应是当今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方向。如此，中国文学方能独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所谓愈是民族的，则愈是世界的；亦可云愈是地域的，方愈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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