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考古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记录档案

档案架上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陕西考古发掘现场的第一手记录

时代特色鲜明的考古日记本

郭明卿和同事正在整理考古资料 受访者供图

数字化出土物登记表

无尘盒里归档整齐的考古资料

55.035考古工地发掘记录

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档案库房深处，时光在一列列手摇密集架的格栅之间凝固。当副研究员郭明卿缓缓摇动第6-b排档案架的手柄，一阵金属摩擦的轻响划破寂静。随着密集架徐徐分离，一排排编号整齐的档案盒在灯光下渐次显露。这些档案盒里珍藏的，便是20世纪50年代陕西考古发掘现场的第一手记录。

建设热土下埋着文物“富矿”

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拉开序幕，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作为西北重镇的陕西，迎来了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浪潮。当时156项苏联援建工程中，陕西独占25项，其中17项在西安。

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西安在汉唐辉煌时期人口繁盛。“一五”期间，西安主要的城市建设区域（尽管建设规划时已经避开古都核心区域），也是秦汉隋唐都城遗址、地下历史遗存极为丰富的地带。许多大型工厂的建设，例如国棉四厂、国棉五厂、803厂、897 厂、第三印染厂、第二发电厂、东方厂、西光厂、秦川厂等，都在这一时期密集建设并投产使用。彼时，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既对丰富的地下遗存造成了巨大挑战，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当时为妥善解决全国各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矛盾，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力求二者并行不悖。1953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称：“我国文化悠久，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文物、建筑遍布全国，其中有很大部分埋藏地下，尚未发掘。这些文物与建筑，不但是研究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的实物例证，也是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具体的材料，一旦被毁，即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指示》提出施工场地要先期进行勘查钻探，再行决定施工。更是要求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岗等地区进行基本建设，必须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护、保存或清理的办法。

为了抢在推土机前保护岌岌可危的文明印记，陕西省迅速响应，成立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委员会文物勘察清理队”，紧密配合基本建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随工抢救性考古发掘行动在关中平原上全面展开。

随后的6年里，数以百计的考古人员投入到各建设工地展开突击调查，主要涉及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关中地区，尤以西安市东郊、西郊最为集中。

“当时的随工考古清理，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周边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考古工作。”参与档案整理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明卿介绍，“建设选址时虽已开展钻探，尽可能避开文物古迹，但由于工程建设推进迅速，考古清理多为被动跟进——往往是在建工程发现墓葬或遗址后，考古人员才匆匆赶赴现场进行清理。时间仓促、人员紧张，任务却重如泰山。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专业人才紧缺，照相机、测量仪器等设备也严重匮乏。即便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文物工作者仍跟进了302处工地，清理发掘了数量庞大的墓葬和遗址，其中对3000余座（处）重要墓葬、遗址进行了细致清理，不仅抢救出大批文物，还形成了5000余袋原始记录——这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记录档案’的由来。”

这批珍贵档案主要包括墓葬遗址的清理记录及相关文函，内容丰富且数量庞大：既有文物清理记录、出土遗物登记、考古工作日记、阶段总结等图表文字，也有出土墓志、铜镜、瓦当等文物的拓片，还有墓葬分布、墓葬形制、器物形饰等考古绘图，以及少量拍摄文物与考古工作场景的黑白照片，另有当时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汇报、往来文函、电话记录、用工证券等文件材料。

从遗迹时代来看，这批档案涵盖西周、秦、汉、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多个时期，其中唐代墓葬数量最多，占总发掘量的一半以上，研究价值尤为显著。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记录的空白。

泛黄纸页里藏着考古记忆　　

　　翻开泛黄的纸页，那些一丝不苟、工整如列兵的钢笔字记录着出土文物的类型、编号、墓葬形制等信息。在这批考古资料中，新石器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遗址的发现，堪称当时陕西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成果。

1953年春，西安灞桥火力发电厂动工，施工中挖出彩陶，揭开了半坡史前聚落的面纱。在随后的1954—1957年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石兴邦先生的主持下，考古队采用大面积揭露方式，发掘了1万平方米范围，清理出40多座房屋遗迹、735件石器工具和大量窖穴墓葬。半坡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的先河。其系统性的聚落考古方法，为后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树立了标杆。1958年，遗址区域建成了半坡博物馆，开创了我国文物遗址建筑大棚保护方式的先河。“半坡遗址前后经历了五次发掘，从被发现到早期大量的考古发掘，记录最早都包含在这批资料中。”郭明卿解释道，“后来因半坡博物馆建成及持续研究的需要，才将它们单独分出保管。”

此外，1953年4月至7月，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在咸阳北原底张湾机场建设期间，配合清理出15座高等级隋唐墓葬，包括北周的壮欢、独孤信、独孤罗家族墓，以及张去奢（其母与唐玄宗之母窦氏为亲姊妹）等皇亲国戚的墓葬，出土了陶俑、墓志等珍贵文物，部分墓葬中还发现了壁画痕迹。1954年，这批墓葬的部分出土文物曾入选“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赴北京参展。

1954年纺织城建设初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西安市东郊浐河东2公里处的郭家滩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西汉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形成了数量颇丰的详细记录，为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史提供了丰富资料。此次发掘中，发现了隋朝二品高官、金紫光禄大夫姬威之墓。姬威是隋太子杨勇的信臣，曾任龙泉、敦煌两郡太守，其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陪葬品，其中多件珍品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并对外展出。

另有 1955 年，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考古人员在“55.013工地”发现墓葬逾千座，时间跨度从西汉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郭明卿坦言，受客观条件所限，除部分墓葬发掘资料较为完备外，大多数发掘记录都比较简略，文字描述不够详尽。其中，仅有极少数墓葬资料在发掘结束后由陕西省文管会人员整理，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等杂志。但这些原始记录，既是那些已消失遗迹的珍贵信息源，更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文物的“身份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历经六十余载，这批档案文献本身也渐渐具备了文物属性。

“这批考古资料不仅承载着古代葬制习俗、国家建制、文明文化等宝贵历史信息，更是西安城建史的重要见证，记录了城市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历史进程。”郭明卿强调，“那些随工清理日记与行政文函等，还侧面反映了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以及工农业、制造业的水平，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与科学研究价值。”

在陕西省文保院的档案室，郭明卿小心翼翼地从无尘盒里取出一本本泛黄的笔记本。“到这个工地可在西安和平门乘公共汽车到韩森寨南站下车，后再往南步行约一华里就可到。”工作报告中独具时代特征的开头，瞬间将人拉回那个年代。“今天早上动工，下午已见墓顶，用工两个……”翻阅这些工作日记，偶尔会让人莞尔。

“在多年的整理中，我们常会被日记里展现的考古人的另一面所打动。”郭明卿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手里不仅有手铲镐头，心中更怀揣着对生活、对工作的热爱。有限条件下，那些誊抄工整的汇报和细致的墓葬绘图，无不彰显出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令人由衷叹服。”

数字化中唤醒沉睡的档案

作为系统整理这批档案的骨干，郭明卿已与之“打交道”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约三分之二的时光都投入了这项工作。自1993年入职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今省文保院前身）起，她便一直深耕档案管理领域。2012年，在陕西省文物局和省文保院的高度重视下，由该院研究员姜宝莲主持、她作为业务骨干参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正式编纂。这部著作是对其中306 座重要墓葬进行了研究性整理，2016年出版后即在考古界引发不小反响，但其蕴含的深厚学术与历史价值，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郭明卿介绍，1955年2月，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并入陕西省文管会后，这批考古发掘资料便由陕西省文管会保存，而出土文物则分存两地：一部分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存放于陕西旬邑县文物库房。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后，除墓志碑石外，碑林博物馆与旬邑县的文物被分次移交至此。1989年陕西省文管会改组为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2010年12月又更名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这批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随之由省文保院保存至今。六十余年间，多次搬迁转移，对这批纸质档案而言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这批诞生于“火线抢救”的档案，因当年任务紧迫，只能“边形成边整理”，难以建立系统科学的管理体系。2012年，郭明卿与同事们全面整理这批成包成捆的档案时发现，受多种因素限制，加之早期纸张和铅笔、圆珠笔记录本身存在的缺陷，这些资料已出现纸质发黄变脆、字迹漫漶模糊、照片泛黄带折痕、拓片起毛破损等诸多问题。“原始记录经不起过多翻阅，尤其是铅笔字，辨认起来格外困难。”

档案的损失，意味着历史信息链的断裂。面对纸页的脆弱与利用的困局，数字化成为破题的关键。2016年，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启动20世纪50年代珍贵考古档案资料数据库建设，以此延续档案的“生命”。平台建设不仅重建了案卷目录，更借助专业设备对资料进行分页拼接、饱和度对比、去污纠偏等优化处理。

在郭明卿的办公室，内间档案室藏着一盒盒宝贵的原始文献，外间的电脑上则是一份份清晰的数字档案。她一边介绍，一边在电脑前演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截至目前，数字化工程已覆盖3228座墓葬（遗址），整理扫描文件5300余份、图片98000幅，20世纪50年代考古档案数据库已初步建成。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替代并减少对原始档案的翻检查阅，从而实现有效保护与科学利用的目的，为沉默的档案赋予了新生。

2023年1月12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记录档案”入选第五批《国家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4年12月13日，又位列陕西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批沉睡已久的考古资料，正逐步走进大众视野。

如今，郭明卿依然在为这批考古记录档案的保护整理辛勤工作着。“这些档案虽无声无息，却蕴藏着诸多故事，它给我带来了快乐与荣誉，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她说道。若能将这批档案成册出版，进而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应用，使其内涵价值得以深度挖掘与充分彰显，在她看来，这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在为加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增强文化自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当工业化的履带碾过千年文明积淀的黄土，当考古人以笔尖镌刻滚烫初心，当文保人将年华封存入无尘盒中，那些泛黄纸页与服务器里的无声流光，便一同守护着共和国文物事业的青春史诗。正是这些纸页间未曾冷却的温度，让文明的根须在钢筋水泥间得以留存，让无数后来者能循着微光，辨明来路与去向。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 实习生 任俊丞　

　　（本组图片除标注外均由梁飞燕摄）

编辑：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