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
双面人面石柱 新石器时代 长18厘米，宽16厘米，高60.3厘米 陕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蛇纹鬲 新石器时代 口径18.5厘米，高25.5厘米 陕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口 簧 新石器时代 长4.63厘米，宽1.6厘米 陕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铜 刀 新石器时代 长8厘米 陕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雪景
本组图片为石峁遗址外城东门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景色，由石峁遗址管理处提供
本组图片为石峁遗址外城东门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景色，由石峁遗址管理处提供
本组图片为石峁遗址外城东门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景色，由石峁遗址管理处提供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主要遗存为距今4300年前后的石砌城址，废弃于距今3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
考古工作揭示出，这里是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石砌城垣构成的超大型城池，面积逾4平方公里，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石雕作品、彩绘壁画、占卜用具、生产生活工具、装饰品、武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石峁遗址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19年，国家文物局同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意味着石峁获得了冲击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也体现了石峁遗址作为史前最大城址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石峁遗址大事记
石峁遗址文物首次大规模展出
2020年9月18日—12月20日，“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和石峁两大遗址出土文物同场展出，共同讲述黄河文明的悠久灿烂。此次展览也是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展出，为观众揭开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纱。
石峁的发现改变了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进程的传统看法，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反思。
石峁古城是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城址，遗址地处晋陕高原北端。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城内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现象。
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铜器、壁画、纴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种种迹象表明，石峁遗址是其时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已经跨入了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石峁遗址与大河相伴，雄踞高山之上，发现的超大型城址、宏大建筑、复杂宗教现象、精美玉器及其与周邻聚落形成的多层级关系，都表明在4000年以前，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文明。
石峁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主，等级分化明显，神权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步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石峁文化代表着中国农牧交界地域的主体特色，吸纳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元素，繁衍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之一，更将中华文明化进程推进到更加宽广的体系之中。
石峁遗址内发现铜器的地点主要是在皇城台，器型包括刀、镞、锥，还出土有铸铜石范，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研究中国早期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证。
以黄河为纽带形成的大河文化，在漫长的碰撞、裂变、融合中产生了以陶寺和石峁等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文明，推动了中华民族最早共同体华夏族的诞生和最初中国的演进历程，奠定了中国社会延绵不断、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
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为进一步探讨和交流聚落考古的新思考与新理念，2020年8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神木市委、神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聚落与社会——新实践与新思考”暨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神木开幕。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榆林市文物局副局长刘丽、神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晓琦，全国37家省市级考古文博管理机构和高校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神木市副市长苏晓洁主持开幕仪式。
近年来，为了保护和利用好石峁遗址，中央、陕西省和榆林市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加快石峁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石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经过不懈努力，石峁遗址于2019年被正式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开启了石峁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的新纪元。神木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推动石峁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努力将石峁遗址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样板、新标杆！
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德超宣布会议开幕。研讨会围绕“国内外聚落考古的新发现”“聚落考古视野下的石峁发掘与研究”“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的新思考”“聚落考古与古代社会研究”“多学科结合的聚落考古研究”“石峁遗址本体保护技术研究”等方面展开讨论。
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处长张凌云说：石峁遗址于2019年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年神木市正式启动石峁遗址申遗工作。作为管理机构，下一步我们将严格遵循申遗工作相关要求，持续做好申遗文本汇编、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文化研究与宣传、展览展示等工作，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申遗的条件，并通过验收，实现榆林区域世界文化遗产的零突破。
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
2019年9月21日，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在神木举行。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启动仪式尤令人关注。
本次研讨会由省考古研究院，神木市委、市政府主办，神木市委宣传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承办。陕西省原副省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白阿莹，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等领导出席。神木市委书记杨成林主持开幕式，市长李世书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晓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雷晴初等出席开幕式。
白阿莹表示，在石峁几乎所有的建筑元素、结构元素在四千多年前都能找到，石峁将改写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在石峁发现了成排的纴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石峁将改写中国的建筑史；在石峁发现的口簧让人惊讶，石峁将改写中国的音乐史；在石峁发现的壁画色彩鲜明、线条丰富，石峁将改写中国的美术史。
考古成果表明，石峁遗址在农业、建筑、美术、音乐、天文、信仰等方面展现出极高的文明程度，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近年来，石峁遗址先后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等。
自2011年起，省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展开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了加强石峁遗址保护、管理、利用工作，榆林市于2015年批准设立专门性管理机构——石峁遗址管理处。2017年以来，管理处围绕石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目标，先后储备了10多个前期项目。
据了解，神木市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文物部门的安排，从更高层次认识石峁遗址申遗和保护的重大意义，力争将石峁遗址打造成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标杆范本。
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2019年5月9日，国家文物局就陕西省文物局上报的《关于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请示》做出批复，同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神木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刘海利介绍：石峁遗址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直接意味着石峁获得了冲击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也体现了石峁遗址作为史前最大城址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价值。随之而来，也将会进一步带动石峁遗址及周边相关文旅产业的发展，于神木而言，神木这张名片将得到更好的彰显，为了确保申遗的顺利推进，石峁遗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文保项目建设将得到加快推进。
据了解，《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申报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也是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缔约国十分有益的规划和评估工具。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要求，国家文物局制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进行动态更新。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燕郡 吴汉兴
失落的明珠——探寻石峁古城的衰落之谜
○ 杨 瑞
从2011年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始，石峁遗址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从遗址外城东门址到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每年都有新发现，尤其是2016年皇城台发掘以来，在考古发掘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新发现，用考古队员的话说：惊喜不断。各类奖项也是拿到手软。对于我而言，石峁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区域。熟悉，是因为近年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作为一名与之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幸全程见证；陌生，是因为相比于那些早已毁灭的和未发掘的部分，我们还是所知甚少。仅石峁古城的面积（城墙围起来的部分）就超过了400万平米，已发掘的（包括回填的部分）最多2万余平米。关于石峁遗址的报道铺天盖地，关于石峁遗址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人们出于猎奇心理聚焦于遗址又出土了什么（文物），人们用赞叹的眼神打量着那精美的文物，用疑惑的眼神望向那断壁残垣。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是富裕而强大的族群，可我想知道的是他们费尽心血建造起来的宏伟建筑因何而废弃？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在探讨石峁衰落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石峁古人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定居。石峁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紧邻毛乌素沙漠，地貌特点：千沟万壑，植被覆盖率低，到处是裸露的沙地；气候特点：干旱缺水，春季风沙，夏季暴雨，冬季严寒漫长，这便是石峁如今的景象。当然，我们不能怀疑古人的智慧，因为4000多年前的石峁并非如今这般荒凉。据史书记载，在距今4000年前的虞夏时期，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洪水肆虐：“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我们解答了石峁古人选择黄土丘陵地带的原因。大量的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变迁方面的资料证明，石峁时代的黄土高原地区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降雨量比现今高出约100mm~200mm，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2益~3益。
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时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高于我们现代人，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貌对人类的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地貌和气候条件。截至目前，石峁古城是整个东亚地区已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毋庸置疑的是石峁古人过着定居的生活。在石峁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已经碳化了的黍、粟、麻类农作物和农用石器。早在4000多年前，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黄土堆积面宽阔平坦，质地疏松，气候适宜，有利于石质工具进行简单的土地开垦和浅种直播等原始农耕活动。黄土本身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元素，保证了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原始农业取得较好的收成。
在夏正楷先生编著的《环境考古学》中讲到，在史前人地关系的研究当中，人们比较关注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而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实际上，从人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农业活动会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贫瘠化，后者反过来也会带来农业的衰退。历史研究表明，单一作物不利于生态多样化，尤其是对土地有着较为致命的影响，植被覆盖的降低，土壤的侵蚀度增加，同时肥力也在减弱。前面我们讲到黄土对于原始农耕的诸多好处，现在我们来说说黄土的致命缺陷。看上去肥沃的黄土地，实际生态极其脆弱，由于疏松的质地，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后，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恢复力极其缓慢。直到今天，黄土高原依然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石峁古人是如何在500年的时间里将植被繁盛的土地变成了荒芜之所。考古发掘表明，石峁古人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耕定居者的繁衍后代能力远超于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者成熟女子四年生一次孩子，农耕社会的女子基本两年生一次。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更多的柴薪、更多的陶器（烧制陶器需要大量的木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大面积的草地被开垦。在残存的石峁古城的墙体中，纴木的孔洞不计其数，还有漫山的陶片，想想看，这又毁掉了多少林木。石峁考古队工作人员在多次的汇报中提到在北起包头-岱海一线，东到山西的吕梁山区，南到延安一带，西至毛乌素沙漠，在这大约15万至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有600多座这样的石头城，仅石峁所在的秃尾河流域（黄河的一级支流）就有300多座。不管具体数目是多少，密集的人口终究难以为继，不得不靠卫星聚落来疏散。随着人口的膨胀，资源日益减少，这片土地超越了自身的承受极限，最终人们不得不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对土地的开拓产生了这样一种进程：垦殖——破坏——继续前行（或坐以待毙）。
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黄土高原树木再生速度比不上砍伐的速度，从而导致森林消失的悲剧，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太多的族群因为人口与资源失调而自食苦果，玛雅文明的崩溃、复活节岛物种的灭绝、中世纪格陵兰岛维京人的消亡、卢旺达和海地的悲剧……
从小生活在黄土高原，我深知一场暴雨过后，这片土地会是什么样子，道路冲毁，沟壑加深，新的沟壑出现。就拿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后山来说，自从我来到石峁遗址那天起，我就开始关注它的变化，从前的沟壑更深，每一场暴雨过后都有新的沟壑出现。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同一地块中，坟茔高于四周田地，我们都知道坟茔上面杂草丛生，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些丛生的杂草减弱了水土流失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这几年我的亲眼所见。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讲到，农业是人类最大的骗局。我则认为农业是土地最大的天敌。就在几天前，我还听到有人说石峁4000年来的地貌变化不大，每每听到这样的观点，我都想说：看看那些考古队员从黄土掩埋中挖掘出来的那高厚的墙体吧！若地貌没有任何变化，遗址又是如何被掩埋的？
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说，“我们现在敢下一个断案，那就是地下的种种情况有左右地上居民的势力。那种势力的作用，常连绵不断。他的影响虽然不能见于朝夕，然而积久则伟大不可抗。”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却没有能力修复，自然资源只有在取用速度慢于再生速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500年的时间足以让石峁的生态系统崩溃，让这片土地从美好变成噩梦。可喜的是1999年退耕还林工作率先在陕西开始试点，二十年过去了，成效显著。对于这一点，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每年经历的沙尘暴天气，近年来已基本绝迹。可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还是低得可怜。每当我行走在这片没有树荫遮盖的土地上时，我甚至在想，这里真正需要的是园艺工作者和生态建设者，而不是考古专家和我们这些所谓的遗址保护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所谓历史的最好教训便是不再重蹈覆辙曾经衰亡的经历。
我知道历史不会重复，今时也不同往日，可如今的环境问题则更为严峻，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中有毒化学物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类对地球光合作用的极限利用等等。如今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富裕的社会，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乱用环境资源的陷阱。或许是我过于悲观，但认为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否过于乐观了一点？再看看废墟中那些宏伟的建筑，这些遗址的规模足以证明古人的智慧、财富与权力，可如今除了考古学家们的点滴解读，无人知道它们的过往。所以我经常会想：这样的命运是否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未来的某一天游客们会不会满怀疑惑地望着锈迹斑斑的摩天大楼的遗迹，就像今天的我们注视着石峁遗址？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