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来临之际 听两位院士讲他们难忘的师恩故事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多老师。老师不仅助人增长知识，更能在人生道路上指点迷津、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两院院士是我国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他们在攀登学术高峰的途中，离不开老师的教导和指引。师恩如山，因为高山巍巍，使人敬仰。师恩似海，因为大海浩瀚，无法估量。教师节即将到来，记者诚邀两位在陕院士分享自己难忘的师恩故事，借此向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张国伟：

做好传承与创新 实现科技报国梦

记者 王晨曦摄

记者 霍强

六十年风雨兼程，一甲子硕果累累。

自1961年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以来，我国著名前寒武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教授从事地质教育事业已经60余年了。60余年来，他忘我地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出创造性研究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教师节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张国伟先生，邀请他分享自己难忘的师恩故事，并讲述自己教书育人的感悟。

张国伟（左二）与张伯声先生（左三）在一起

怀念、学习张伯声先生

“大学是一个人思想成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的关键时期，这其中发挥最直接、最重要作用的就是老师。从这个角度讲，我的大学老师，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教育家张伯声先生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张国伟告诉记者。

张伯声先生长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与教学，提出并创立“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地构造5大学派之一，有广泛学术影响，享誉中外。

“1957年，我进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读书，当时担任副校长的张伯声先生给我们上大地构造学的课，并带领我们进行野外实习，还指导一些毕业生写毕业论文。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令人尊敬。”张国伟说。

“20世纪60年代初，李四光先生提出第四纪冰川研究，在全国确定了几个地方进行科学考察。张伯声先生负责了秦岭地区第四纪冰川发育情况的考察。”张国伟说，“先生组织了2位老师和3位学生参加野外考察，我作为学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调查组每次野外考察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时间，当时条件很艰苦，多是步行，偶尔是坐牛车、马车，或者搭乘老乡的拖拉机、货车。先生当时已50多岁了，仍然带领我们在一线进行考察。”张国伟说，“先生带我们从华山走到翠华山、太白山，再到麦积山，一路开展野外地质研究，亲自教我们进行实际观察、思考、记录绘图，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释。”

张国伟介绍，在华山考察时，还没有缆车，调查组就背着行李爬到了西峰。“记得当时由于没有可用的地形图，先生就教我们用罗盘，根据地形地物，定点测方向方位、高低距离，勾画等高线，确定地貌形态组合，最后画出了华山山顶、太白山山顶等地形图。到现在，我还可以用罗盘勾画出一个地方的概略地形图，这就是当时先生教会的。”张国伟说。

一路走下来，张伯声先生在野外观察研究中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让张国伟和其他同学受益匪浅，终生难忘。“经过考察，张先生综合总结，提出华山发现有疑似古冰川遗迹，但还尚需年代学等进一步的准确研究，太白山保存着较完整古现代冰川遗迹。秦岭区域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对中国中东部新生代第四纪古气候和古冰川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与价值。”张国伟说，“这次科学考察，先生对科学问题的观察、思维分析、总结概括和野外工作方法，让我系统地学到了一套地学研究的科研思维与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除了踏实科研、严谨治学，张伯声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救国的思想对张国伟也有很大影响。

“先生是建国初期老一辈著名爱国主义科学家，1926年赴美留学，1930年回国。先生说‘出国的目的就是要学成回国，为国家服务，这个目的，我自始至终都在坚守，一直没有动摇’，所以他学成后即回国了。”张国伟说。

张伯声回国后，以兴学发展矿业强国梦的报国之志，一直投身于地质高等教育之中。张伯声在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和国较早的一批党员科学家，并奋斗终身，作出了突出的科学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先生首先捐款捐物，并让大儿子参军，以极为诚挚之心献身国家。同时，先生又以更加积极奋发的态度‘双肩挑’，一方面认真参加社会活动与学校院系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更加努力，倾心投入教书育人与科学研究，并不断取得突出的科学成果。”张国伟说，“先生盼望国家富强、科学报国的思想对我们产生了直接影响，让大家自觉发愤图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张国伟（左前）带领国内外专家及学生进行秦岭野外地质考察

教书育人 服务国家

在张伯声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张国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地质科学教学和研究，如今也和他的先生一样，桃李芬芳，著作等身。

“大学教育对一个学生步入社会、做事成人十分关键。作为教师，我们不仅传授知识，还要帮助学生处理好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同时，要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成为有修养、有担当、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张国伟说。

60余年来，张国伟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先后承担了构造地质学等8门课程的教学。“在教学与科研中，我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引导学生要识大局，看长远，立足实际，求实创新发展，要了解和满足国家、人类以及科学发展不同时期的重大需求和核心问题，要站在科学的前沿，坚持探索，发现与解决本质问题。”张国伟说。

张国伟带领团队进行的秦岭和华南研究就是实例。他选择的目标就是国家重大需求和地学现代发展的关键前沿和科学基本问题，并立足中国，解剖秦岭，对比全国全球，既解决区域性中的国家需求和具体科学问题，又从区域性与个性中提取具有共性的本质科学问题。

野外考察实习是地质学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张国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踏实科研的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野外考察时，从华阴到巫溪、从周至到达州、从宝鸡到广元横穿秦岭，都是带着学生步行为主，沿途进行实地考察，让他们明白，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野外就是书本和实验室，岩石和构造就是文字，一定要能吃苦，重视科学实践，拿到第一手材料。”张国伟说。

同时，张国伟还一直倡导要有团队合作精神，解决科学难题。在进行“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研究时，作为项目主持人，张国伟依托西北大学，联合15个单位100余人进行研究，此项研究提出的新观点、新认知、新的大陆造山模式，获得了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同样，在研究我国华南大陆构造问题时，张国伟组织全国16个单位150余位科学家和研究者进行了3年的研究，综合提出华南大陆构造新的学术思想，深化发展板块构造，并突破其固有模式，推动大地构造学发展。

“我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艰苦卓绝地领导人民建立起新中国，现在又正带领国家圆百年之梦，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自然重视培养学生爱国爱党的情怀，鼓励他们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张国伟说。

60余年来，张国伟指导培养硕士生33名、博士生26名、博士后12名以及多名青年教师，其中很多人已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杰出青年、长江学者。他还带出了一支多学科配套、富有朝气的国家级研究团队。在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中，张国伟当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人生的最大价值，莫过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祖国与人类。”张国伟说，“我长期在西北大学当教师，西北大学地质学教学与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具备优势与实力，新时代国家和人类社会对地质学及相关人才有新的重大需求，地球科学也正处在新的重大发展时期，我希望能把青年人培养好，让他们为祖国发展贡献西大力量、科技力量。”

汤中立：

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紧密结合

记者 师念摄

记者 师念 实习生 宁薇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若能遇到几位好的老师，指明道路，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新时代的“土地公公”汤中立院士，在成长过程中便受益于此。

8月30日，记者在长安大学见到87岁高龄的汤中立。正逢华西秋雨时节，天气虽然阴沉，但丝毫不影响汤中立回忆老师、分享经历的热情。

1934年10月，汤中立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1949年，汤中立考入安庆高级中学。

15岁的年纪，人还尚未形成系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在这时候，汤中立遇到了对他今后职业选择、人生规划起到深远影响的老师——王圣伟。

当谈及这位高中语文老师时，汤中立的眼神里有挡不住的感恩和敬意。

安庆市是陈独秀的老家，而王圣伟又是从西南联大毕业。在王圣伟的教学过程中，革命精神教育贯穿始终。

“王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是如何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汤中立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还小，印象里抗战过程中我和家人从安徽流亡到湖南，除了躲避危险，自己并没有参与到战争中去。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风驰电掣般的胜利，我也没有机会尽一份力。”

王圣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让汤中立热血沸腾。“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久久萦绕在汤中立脑海里，这也直接影响着高中毕业时他的志愿选择。他时刻铭记王圣伟老师的教导：个人命运要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2年，高考结束后，汤中立顺利考入由清华、北大、天津大学等几所知名大学的地质系合并建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他欣喜地告诉记者：“当时，我们班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全都不约而同报了这个学校。”

在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号召大家做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这给汤中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和未来的事业更加充满责任心和使命感。

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汤中立遇到了对他的地质事业影响深远的老师——“地学大师”涂光炽先生。

汤中立在进行野外观察

汤中立形容涂光炽先生是从革命战士转变为地质学家的典型人物，受“七七事变”的震撼，涂光炽和一批热血青年弃笔从戎，从事地下工作，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涂光炽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地质，又去了莫斯科大学攻读副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涂光炽赤诚的爱国热忱和求实的研究作风让大学时代的汤中立崇拜不已。汤中立回忆：“涂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讲的就是如何找矿，这对当时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也让我当即来了兴趣。涂先生上课时从来不带讲稿，但每次上课都能讲上满满两个小时。”

很巧的是，涂光炽在莫斯科大学所作的学术论文有关黄铁矿型铜矿，而这正是汤中立工作后的地质勘探重点项目，所以毕业以后汤中立也时常与涂光炽保持联系。之后几年，汤中立在黄铁矿型铜矿的找矿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镍矿的存在。

1956年汤中立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来到西北地质局，并自愿申请到甘肃白银厂地质勘探队。当时，时任勘探队总工程师的是宋叔和。1951年，宋叔和主动请战去西北寻找铜矿床，之后在甘肃白银厂发现中国最富的铜矿。而汤中立的任务是在该矿外围继续寻找后备资源。

没有一次找矿不是长路远道。从白银厂一路往西到酒泉，在北山、内蒙古、河西走廊、祁连山……汤中立的足迹踏遍西北的角角落落。

1958年，汤中立在甘肃永昌县放射性普查员唐东夫的带领下，来到白家咀子。在之后的认真观察中，他在一块孔雀石矿化标本中发现线索，同年10月，经取样化验，证实为含铜镍的超基性岩体。1959年1月，汤中立正式在白家咀子开始进行铜镍矿普查勘探，随之而来的是对矿区长达15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地质勘探工作。

在这之前，我国只有1万吨的镍金属资源，白家咀子地区铜镍矿的发现一举摘掉了我国贫镍国的帽子，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镍矿资源的封锁，在我国地质勘探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多年勘探，金川铜镍矿床镍金属量可达600万吨，成为世界第三大岩浆型镍矿和镍金属的主要产地之一。

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本科毕业时，汤中立（执旗者）和同学们一起在校园庆祝。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1995年，汤中立当选为全国第二批工程院院士。2002年，他从地质一线转向教书前沿，从兰州举家来到长安大学。截至目前，汤中立培养硕、博士40多人。

汤中立团队的成员潘爱芳教授针对我国铝土矿“品级差、品位低，复杂矿、难溶矿占比大”等问题，经过十几年的攻坚克难，开发出具有低耗、减排优势的氧化铝生产新技术，使低品位铝土矿资源的高效、环保开发利用即将变为现实。这项新技术在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金奖。

“我们这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是汤中立从青年时期就思考的问题，为国家效力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目标。今年4月，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汤中立基金”项目启动，主要奖励和资助长安大学地质类学科优秀青年教师及学生。8月，汤中立被聘为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矿业专业委员会专家智库终身专家。

在长安大学教学过程中，汤中立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点。他说：“纵观中国历史，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肯定也是热爱祖国的人。爱国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前提，只有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结合在一起，才不会在学术方向上走岔路。”

编辑：高思佳